作者：杨卫东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一、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关系失序化的争论

众所周知，由于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上半期的世界是一个无序的世界。二战之后，人类总体上摆脱了这种无序世界带来的灾难。尽管冷战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典型的意识形态对峙，但以两极格局为特点的冷战时期总体还算是一个有序的世界。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人类步入了一个后冷战时期，相对于有序的冷战时期而言，无法预测的后冷战时期似乎是一个无序的世界。所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才会在1991年提出要重塑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美国学者理查德·哈斯(Ｒichard Haass)在其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一书中也认为，冷战时的世界是非常有结构的、也是有规制的，而后冷战是“失规制”的时代。

他认为“国际失规制”是后冷战世界的典型特性。哈斯进而主张建立一个规制主义(doctrine of regula-tion)的后冷战国际秩序。但事实证明，近20年的后冷战时期尽管局部战争不断，但总体仍然是一个相对有序的世界。在这点上，西方政界与学界总体予以肯定，但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秩序却基本上持悲观看法。

按照美国学者伊肯伯里的观点，世界历史在经历了均势秩序、霸权秩序之后，冷战以来的世界正处于美国主导下的宪政秩序，或者称之为威尔逊式的自由国际秩序升级版。但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肇始于经济失序并延伸到政治与安全等领域的全球失序化越来越明显。

国际战略大师基辛格推出警世之作《世界秩序》，对当今国际秩序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在回忆撰写《世界秩序》的初衷时，他表示，“国际秩序观的危机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根本的国际问题。”

在一次访谈中，基辛格坦率地承认，当今世界处于混乱中(the world is in chaos)。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前几年推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其副标题就含有对美国控制全球权力力不从心，从而导致国际关系无序化所体现的忧虑。

他在前两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着巨大混乱、割裂与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不存在唯一的中心威胁着大家，而是许多分散的中心威胁着几乎所有人。”针对国际关系的失序化，哈斯更加坚定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所持的立场。

2014年，哈斯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上发表《失序时代》一文认为在标志着已终结40年冷战的柏林墙倒塌25年后的今天，人类正目睹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历史时代黎明的到来;正在终结的时代是美国超群优势的时代。在美国优势时代终结的今天，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失序时代(Era of Disorder)。

这突出体现在三大方面:中东正在进入“三十年战争”的早期阶段;在东欧，俄罗斯挑战基于法治原则的欧洲秩序;在亚洲，尽管保持着和平，但这是一种危险的和平。同年，哈斯在美国《外交》期刊上撰文，系统阐述了他对一个失序世界的认识。哈斯认为后冷战的国际秩序正在拆散——尽管它并不完美，令人怀念。2017年初，哈斯在其著述中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

关于国际秩序的失序化，西方媒体与学界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以讨论世界安全形势著称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于2015年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报告主题即为“崩塌的秩序、不情愿的保护者”(Col-lapsing Order，Ｒeluctant Guardians)。报告认为国际秩序日益崩塌，主要体现在乌克兰危机及其对欧洲安全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在评价当今国际秩序时指出，冷战被称为“长期和平”，但事实上，苏联解体后的20年看起来要和平得多。

1991～2010年这段期间称为“短期和平”也许更有道理。但2010年之后，人类告别了“短期和平”时代，其主要原因是中东陷入持续混乱。弗格森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指出，2000年，在世界武装冲突导致的死亡中，35%发生在涉及穆斯林的战争中。

而在2014年，这一比例高达79%。弗格森认为21世纪的今天，《古兰经》代替了《资本论》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中东地区失序的根源。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A Crocker)认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就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轮船在没有风或逆风行驶的情况下，船舵操作失灵，轮船在大海中漫无目标地漂流。当今的国际体系就处于无舵转型状态。

克罗克认为失序的具体体现:东欧“乌克兰危机”引发无序状态，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内乱导致无序状态，亚太地区各国受地缘政治推动而引发无序状态。

最近几年，中东地区出现以“伊斯兰国”的兴起为标志的地区失序化，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欧洲安全秩序隐患，亚太地区有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关连的东亚地区安全隐患，全球三大热点地区同时存在的重大安全问题让一些国际观察家对国际关系的失序化问题产生担忧。

针对国际秩序的失序化，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认为，国际秩序的确出了问题，“各种迹象在指向某种‘错误秩序’(wrong order)”，“也许世界正在向着某种‘霍布斯’状态回潮”。与郑永年的国际秩序“霍布斯化”观点相似的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地缘政治回归论”。

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是一种趋势，其原因非常复杂，但一些西方学者将国际关系的失序化简单地归咎于中、俄等“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布鲁斯·琼斯(BruceJones)等人认为，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受到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在欧洲俄罗斯试图通过侵略破坏战后的欧洲领土安排;在亚洲，崛起而自信的中国正在不断制造摩擦。布鲁金斯学会另外一位重量级研究人员罗伯特·卡根也持相似观点。

卡根认为支撑世界达70年之久的自由国际秩序现在处于衰落期。尽管他承认国际秩序的衰落以及世界经济的衰退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但他却将国际秩序的衰落主要归咎于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乔治城大学教授克罗克也将国际关系的失序化归咎于中俄等国。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撰文称，关于世界政治中何者是“修正主义”的争论相当复杂。美国将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土主张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针对西方学界、政界的观点，俄罗斯予以强烈的反击，认为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国支持“政权更迭”的美国才是全球秩序真正的破坏者。

二、国际关系失序化的原因

从学理上讲，国际关系的有序是指构成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即权力与规则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而国际关系的失序则是由于权力或规则这两大因素本身出现了某种变动，从而导致其互动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或不协调。

只有当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权力与规则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动态平衡，国际秩序才会延续下去，否则，已有的国际关系就会处于一种无序或失序的状态。这种秩序趋于失序化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约瑟夫·奈在《权力的未来》一书中指出，21世纪的权力在两个方向上不断发生着转移:

其一是权力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具体而言是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转移;

其二是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

布热津斯基与斯考克罗夫特将人类在20世纪以来的重大变化总结为三点:

其一，全人类都参与到全球的政治活动中;

其二，全球权力中心由大西洋世界向远东转移，大西洋世界逐渐失去其过去500年在全球的主宰地位;

其三，人类面临着许多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

近几年大量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一再显示，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呈下降趋势。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公开承认到2030年，亚洲GDP总量将超越北美与欧洲之和;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欧洲俄罗斯与日本将可能继续衰落。

报告认为，到2030年，单极时刻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将会结束，全球将没有国家会成为霸权国。21世纪以来，美国在经历了一场倍受争议的反恐战争以及金融危机之后，总体处于全球战略收缩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始终无法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乏善可陈。

英国提出脱欧动议致使欧盟在全球无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支撑现有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石方面实力明显不足，但这些国家又不愿对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做出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调整，这就导致了现有国际秩序中权力与规则互动关系的不协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掌控权力、塑造规则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国际关系趋于失序化。

第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作为与胡作为导致国际关系的失序化。作为现有国际秩序构建者与主导者的美国，近年来总体处于战略收缩态势，对于继续推动国际秩序动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由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迷失”。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自由国际秩序对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尽管强调国际秩序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并没能拿出有效的对策来捍卫美国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纵观奥巴马政府的八年任期，以战略收缩为特点的对外大战略在美国国内倍受争议，有学者就认为正是这种战略收缩导致了国际秩序的失序。

2017年初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受国内民粹主义影响，对美国国家利益做出了战后最为狭隘的解读。从特朗普竞选口号与目前所采取的政策来判断，特朗普政府将延续奥巴马政府开创的战略收缩态势。有学者指出，在过去的70年，美国为自由国际秩序的繁荣发展提供着安全保护伞。

但今天，美国比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关注国内问题。就当今国际秩序而言，在美国领导意愿不强，其他国家又无力领导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是一种必然。

自冷战结束以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思想在西方大行其道，其主要特点是淡化乃至否认自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以来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主权国家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

其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实行政权更替以新干涉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构筑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主义世界新秩序。21世纪以来，新干涉主义又以所谓履行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中所说的“保护的责任”为借口，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

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再到当今的“伊斯兰国”兴起，新干涉主义对以中东为核心的世界诸多地区失序、混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国家的介入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世界。哈斯认为，全球失序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权力的扩散，另一部分原因则与美国有关。他认为美国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美国试图推翻叙利亚政权，但又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与叙利亚权力失控的地域出现了一个“伊斯兰国”。

有西方评论家指出二战后70年过去了，但西方创造的秩序陷入了困境。人们越来越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参与毁灭’——毁掉一个曾对世界有益的秩序”。

第三，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深入发展，权力不断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传统的由国家行为体主导国际秩序的时代受到严重冲击。

在21世纪以前的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是实施权力的行为主体，传统的权力转移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间政治。

但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从公司、非政府组织到恐怖分子，都有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直接作用。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随着市场进入成本和门槛的降低，信息革命会削弱大国的权力并增强小国和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

非国家行为体可以低成本发挥重要作用，传统大国也无法在网络空间取得绝对支配地位。这样，在互联网时代，“世界政治将不再只是政府的领域。

随着计算与通讯成本的降低，世界政治的门槛降低了”。传统权力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但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政府掌控权力的能力，权力的实施主体不断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变，也就是说权力在不断地扩散。权力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打破了传统的以国家作为国际秩序支撑基础的认识逻辑。这种新的权力扩散导致的结果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出现权力博弈。故此，传统的认识权力的逻辑在全球化推进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发生改变。

布热津斯基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传统政治中表现消极或受到压制的社会群体在高科技时代出现了全球政治觉醒，这些受传统政治排斥的社会群体借助互联网不断冲击政府掌控权力的能力，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消极影响。

不同于从传统权力角度认识国际秩序的失序，权力的扩散导致那些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行为体也无法完全左右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的深度介入。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政治深度介入，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失序化。

第四，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规则缺失导致国际关系的失序化。20世纪以来，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权力秩序观还是自由主义的规则秩序观都将人类化解战争与冲突，构建和平与合作的大方向锁定在以军事、政治、经济与外交为核心目标的传统安全问题上。

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以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为标志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对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日益凸显。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挑战是全球性与跨国性的，并非少数几个大国所能够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与此同时，与传统安全相互叠加，并主要由传统安全所引发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在应对以传统安全威胁为代表的所谓“高级秩序”方面存在着失序化的同时，在应对以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代表的所谓“低级秩序”方面也面临困境，导致“高级秩序”与“低级秩序”叠加，人类在全球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如果说人类在“高级秩序”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健全与修订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存规则问题，人类在“低级秩序”方面所面临的则是如何建立一整套为各方所能接受的规则问题。

因为就全球治理的本质而言，就是秩序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人类在非传统安全方面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不断上升，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凸显。但是，国际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国际治理能力不足与国际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制度性建设。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制度与全球政府项目主任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Pat-rick)对全球治理有着深入研究，他在分析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缺失以及全球失序的原因时指出，尽管出现了二十国集团组织，但现行的全球治理中明显地分化为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两大阵营。

帕特里克认为，尽管新兴经济体在不断壮大，但它们并没有提出清晰的、可以替换当今西方秩序的主张。由于各大国之间矛盾突出，全球政府日益走向碎片化。人类在海洋、外层空间与网络等三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加剧了全球失控。就当今的全球治理现实而言，大国或由于没有迫切的意愿，或由于暂时无法达成一致的治理共识，导致全球治理方面的规则明显不足。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方面缺失较多，才使得国际关系的失序化在全球治理层面表现明显。

第五，当今世界主流经济理论主要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影响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导致国际关系在经济领域严重失序。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创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强调资本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以及克林顿和布莱尔推行的更新版温和的“第三条道路”，都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主张“大市场”和“小政府”，其实质是主张市场高于一切政府不插手经济管理，由“看不见的手”自行发挥作用。尽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运行模式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这种经济理论过于偏重资本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忽视国家行为体对市场的有效监管作用，所以，这种经济运行模式永远无法化解资本主义内在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两极化加剧现象。

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资本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大，而全球经济治理的缺失更加剧了资本经济在金融领域的高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运行模式极度膨胀导致的恶果。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一书中就曾对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过度强调资本的市场化与政策的自由论所导致的危害性进行过深刻批判。

作者认为，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是维护英美资本主义的工具，所谓自由主义经济(自由资本主义)是骗人的，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是真正“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近几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产生很大影响。

皮凯蒂认为，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当今，最富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约拥有其50%，而最富的10%则拥有财富总额的80%～90%。

《21世纪资本论》以确凿的数据与理性的思辨再次告诫世人，受新自由主义所支配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无法从本质上化解，国际秩序在经济方面的失序化是资本市场化的必然体现。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在评价当今世界的四重历史趋势的大反转时就曾认为，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也可以理解为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危机浮现。

三、国际关系失序化背景下中国的战略思考

严格意义上讲，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更像一个西方主观价值判断，“失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西方话语，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中国政府对国际秩序变化的表述相对谨慎，认为国际秩序处在“转型”“调整”或“过渡期”。

例如，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认为“世界进入新旧国际秩序过渡期”。不过，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于2016年7月6日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题为《失序与秩序再构建》的演讲中却正面提到了国际关系的失序。

无论是学术界所提到的国际关系的失序还是中国官方所倾向的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或者说失序是一种趋势，按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研究员的说法，当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正经历着第四次重大历史性变迁，当今国际关系最突出特点就是无序、失序。

应该认识到，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整体衰退，以及其他一些导致国际关系失序化的因素无法在短期解决，国际秩序的失序或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不断融入现存国际秩序之际，必然要提出变革国际秩序的设想。

但是，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之路又异常艰难。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就如何重构国际秩序必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议。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就强调，要充分估6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鉴于国际秩序失序化的长期性，中国应高度重视对国际秩序的理论与现实发展趋势的研究。

秩序问题是国际政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议题，国际秩序是世界主要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大国国家利益的体现;国际秩序是世界大国关切的主题，是大国的核心国际战略议题，只有大国才有实力与意志力在构建国际秩序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所以，世界史上的大国都高度重视自身在构建国际秩序议题上的重要作用，将秩序议题纳入战略层面进行考虑。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先后于2010年与2015年出台的两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将国际秩序与安全、经济繁荣与价值观并列为美国高度关注的四大国家利益，这足见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对国际秩序问题的重视程度。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崛起大国，理应对国际秩序的失序投入足够的重视。

也应认识到，既然国际关系的失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这种失序化对于中国可能就意味着一种战略挑战。一方面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战略盲动，提出变革现存国际秩序的激进性要求。

新世纪以来，学界不断热议的权力转移论及其美国霸权衰落论导致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激进民族主义倾向，认为中国有可能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

但就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而言，中国并不具备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达70年之久的现存国际秩序的实力。从发展的眼光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是历史的大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大国会主动放弃对其国家利益命运攸关的现存国际秩序主导权。

而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如果缺乏必要的战略定力，面对国际关系的失序化，认为有可能修订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则可能会真的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秩序的失序化趋势对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与把握、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这种现实将构成潜在的威胁与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总体处于失序化态势，美国等西方大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者。

但是，从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到当今的共和党特朗普政府，美国总体处于战略收缩态势。新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明显流露出有限国际主义的意图。从目前的一系列口号与举措来看特朗普政府有可能挑战支撑美国对外政策的两个跨党派原则:

一是支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二是承诺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以支撑全球安全体系。

如果特朗普兑现其竞选的承诺，或者仅兑现其部分承诺，这将意味着未来几年作为现存国际秩序主要倡导者的美国，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动力不足。

在美国缺乏担当国际秩序盟主意愿，其他大国又无力塑造现有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失序化趋势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例如，未来几年的中东地区失序化，中东欧地区失序化，以及东亚地区秩序潜伏的安全危机都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国际秩序是主要大国国家意志与国家利益的体现，是主要大国的关切点，稳定的国际秩序首先符合主要大国的利益。

就中国而言，未来10～20年是世界经济实力重构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权势重构的关键时期，同样也是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阶段，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重要阶段之际，国际秩序的日益失序化，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发展中世界大国而言，将是更大的挑战。

从辩证法的角度上讲，国际关系的失序化对中国也是一种机遇。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之一是规则。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讲，规则又体现了一种话语权。所以，在国际政治舞台，谁拥有规则的话语掌控权，谁就在事实上拥有了秩序的主导权。

美国学者伊肯伯里曾经指出，今天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话语权的竞争，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挑战国际体系等级的根本性对立。就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而言，尽管中国不应该贸然挑战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但应加强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构建中话语权的引领与掌控。

例如，中国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有益尝试都是这样一种努力。今天，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应大力倡导全球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并通过塑造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规则，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结 语

国际关系的失序趋势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其深层原因恐怕还要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身上寻找答案。

自近代早期人类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世界逐渐确立了在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优势，从此，人类历史进入了“西方中心主义”构建的国际秩序时代。

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超强国力使其成为引领“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言人，由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二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

这种国际秩序的两大核心特点是政治层面的西方民主普世化与经济层面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朱云汉就认为当今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建立的思想基础有三个:西方中心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1990年代初苏东集团的解体、“历史终结论”的大行其道助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普世化趋势。从政治层面上讲，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念是基督教文化圈的体现，但经济层面的成功促使西方世界将一个在政治层面本应一元性的价值判断延伸到一个多元价值判断的世界，从而用西方价值的一元性试图替代世界价值判断的多元性。

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通过掌控话语权不断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性，不断构建西方政治秩序乃至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并借助强势国力不惜以大棒与金元强力推广，其结果只能是“文明的冲突”，将一个相对有序的国际秩序引向无序化。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罗宾·尼布利特(ＲobinNiblett)在反思自由国际秩序存在的问题时指出，自1945年以来人类所推动的开放、民主、个人人权向全球扩展的自由国际秩序，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真的。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当今世界，基于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很难存在一个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存在的只是地区秩序乃至国际秩序。

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逐渐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所以，人类正在经历着“四百年未有之变局”，西方世界主导的当今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本文转自《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06期）

作者简介：

杨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