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再现“双顺差”
据外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银行累计结售汇逆差大幅度缩小至938亿美元,
据外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银行累计结售汇逆差大幅度缩小至93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46%;上半年银行累计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842亿美元,同比下降50%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上半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回稳向好,外汇市场供求趋向基本平衡,是近三年来平衡状况最好的时期。”7月20日上午,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管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据外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银行累计结售汇逆差大幅度缩小至93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46%;上半年银行累计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842亿美元,同比下降50%。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经济分析师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结售汇逆差收窄、跨境资金流形势好转的主要原因包括内外部环境共同好转、监管趋严打击非法外汇交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下降等。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银行远期结售汇差额由逆差转为顺差。2017年上半年,银行对客户远期结汇签约同比增长94%,远期售汇签约下降18%,远期结售汇签约顺差95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逆差370亿美元。其中,今年一季度逆差34亿美元,二季度顺差129亿美元,说明近期人民币贬值预期明显减弱。
售汇率下降9个百分点
王春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状况主要呈现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付款逆差大幅下降、外汇供求趋向基本平衡的特点,外汇储备余额已连续5个月回升,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全方位回稳向好。
“一是国际收支再现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双顺差“。今年一季度,经常账户顺差184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由去年第四季度逆差1031亿美元转为顺差368亿美元,结束了此前连续11个季度的逆差局面。”王春英说。
从银行代客结售汇数据看,1月份逆差156亿美元,2至6月份月均逆差降至112亿美元,2016年月均逆差266亿美元;如果综合考虑即期、远期结售汇以及期权等相关影响因素,今年2月以来我国外汇供求呈现基本平衡的格局。其中,今年上半年衡量企业购汇动机的售汇率为68%,较2016年同期下降9个百分点;结汇率为62%,较上年同期上升1个百分点。
“这说明企业购汇更趋理性,外汇融资意愿稳步回升,购汇偿还债务的情况减少。”王春英说。
“去年企业看到人民币汇率贬值,会担心汇率是否会继续贬值,从而选择提前购汇或者推迟结汇,但今年2月份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没有提前购汇必要,甚至还有几次意外升值,所以我们也会把握这样的时机进行结汇。”某机电加工外贸公司的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银行代客涉外外汇收支方面,2017年1至2月份呈现顺差,3至6月份月均逆差59亿美元。其中,因初次收入、二次收入产生的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差额为逆差620亿美元,同比增长33%;但因直接投资产生的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差额则由去年同期的逆差677亿美元降至今年上半年逆差34亿美元。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近期在“2017国际货币论坛”上表示,汇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贸易顺差、资本流出将成为我国国际收支新常态,有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临时性手段。“扩大金融开放的方向并没有变,只是调节了力度和节奏,市场主体要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培养和提高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
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外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1.44万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加171亿美元,增幅为1.2%,外债总规模持续4个季度增长。王春英表示,虽然近期我国全口径外债规模持续回升,但远未达到2014年1.78万亿美元的水平,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2016年末衡量我国外债风险的主要指标: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和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比分别为13%、65%、6%和29%,皆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中长期外债变化相对稳定。”王春英说,“今年一季度末短期外债余额较上年末增加455亿美元,主要是银行吸收的货币和存款增加,规模仍然明显低于历史高位,且外债资金正常合规流动,有助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境外借债时在资本和金融账户上表现为流入,上半年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顺差格局,也可能与外债规模上升有关。
“在经济去杠杆背景下,监管部门加强对部分行业融资、信贷投放的管理,部分企业转到境外借债。另外,人民币汇率没有出现预期的下跌、境外融资利率较低,也刺激了企业的境外融资需求。”赵庆明说,“如果下半年国内融资环境还是比较紧张,之后的外债规模有持续扩大的可能。但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足够,并不用过多担心外债风险问题。”
在回应监管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审查趋严的问题时,王春英回复称,国家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尤其是支持企业投资和经营“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但对房地产、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则保持关注,以防范对外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