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5年5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 “两个重点”：

一是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 12 个重点行业作为重点，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二是将与我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点国别。随后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对60多个国家进行了需求调查，初步圈定了15个意愿比较强烈、基础比较好的国家进行国际产能合作，这些国家分布在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主要是通过投资建厂，建设生产线、基础设施、产业链、 产业集聚区来实施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

推动对外产能合作已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 被视为“走出去” 战略的升级版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途径。

一、“一带一路” 倡议与国际产能合作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沿线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体系，将原有的东亚生产网络延伸至欧亚大陆并构建新的生产网络和消费市场，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力。

“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人口聚集区，对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的需求，而基础设施的投资量大、工程量大，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有效促进中国以及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目前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国际产能合作的实践证明，构建合理的全球价值链可以使得企业在全球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利润，也使得合作各方经济都获得发展。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国内产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嵌入。

宋玉华和张海燕（ 2014 ）利用包括中国、印尼等亚太九国的价值链模型判断各国增加值创造能力与各国间经济依存关系， 结果发现中国在亚太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中充当最大的中间品提供者，亚太八国对中国中间品出口有明显的依赖性； 这种分工合作为中国融入亚太价值链提供了快捷通道，为亚太区域数量庞大的企业带来丰厚利润，成为深化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纽带，有效发挥这一积极因素加强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合作，有助于中国将中间品加工制造环节的成本价格优势再造为包括价格、技术、服务等在内的综合优势。

尽管新兴经济体价值链分工参与程度在不断提升，并获取了参与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增长效应， 但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还处于利用资源、 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发展阶段，以低廉劳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劳动密集型环节对外国技术、资本依赖较强，容易形成低端环节的分工锁定效应，同时会面对众多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竞争，其国际贸易利益必然会进一步受到挤压。 

虽然东亚生产网络具有很强的结构性与互补性， 是目前中间投入品贸易最活跃的市场， 但由于东亚各经济体对东亚生产网络缺乏控制力，缺乏区域内能够创造全球价值链条的领军企业，缺乏有效的区域内市场，随着生产网络成员的发展，有可能出现局部的产业替代与转移，进而打破东亚生产网络的现有格局。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中国企业原有的成本优势日益减弱，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等劳动力和资源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双向转移”现象：即产业高端链条回流欧美发达国家，低端链条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目前很大一部分中国制造业企业从事着中间品加工和最终产品组装， 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位置， 缺乏核心竞争力， 导致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出现，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到了必须转型的十字路口。 中国的产业发展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产业价值链升级刻不容缓。

如果将来中国还依附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则难以从根本上突破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此新兴经济体之间应通过合作，加大各自价值链分工参与度，延长国内价值链，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国际贸易地位，甚至尝试构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区域价值链， 形成以本国企业为核心或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以此最大程度地获取价值链分工利益。

孟祺（ 2016 ）在分析“一带一路” 国家制造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力指标计算了 “一带一路”分区域的制造业竞争力状况，结果发现区域内部分国家迫切需要制造业合作以促进经济发展。一些研究也发现亚洲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选址与组织重构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与战略性作用：如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木薯产品出口国，而加蓬热带木材出口贸易占全球的16% ，拉斐尔·凯普琳斯戈等人（ 2011 ）分析了从泰国出口到中国的木薯以及从加蓬出口到中国的木材，发现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对食品和能源的需求增加了对木薯的进口，对热带原木的需求也大幅增加，这两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已从欧洲转移到中国。

目前在发达国家持续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驱动者替代发达国家的需求驱动者为低收入国家以及他们之间构建的价值链参与者带来许多优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驱动者首先提供了一个快速反应的需求来源，允许出口经济体和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降低其成本，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带来了额外的收益。

此外，没有证据表明所有国际标准都对低收入水平国家有利，以更高的安全标准或满足发达国家社会伦理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主与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可能性，但发展中国家之间构建价值链对他们而言可能是消除了进入壁垒。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这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机遇。目前中国的产能虽有富余但并不落后，一大部分产能处于中端及中高端水平，这些产能在技术上先进适用，性价比高，特别符合东盟国家的现实需要和承载能力， 有利于发挥东盟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 因而具有国际竞争力。

因此，中国与区域内国家合作构造全球价值链以打造命运共同体， 即便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全球范围的拓展， 但可以在局部范围内，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实现。

二、 宏观利益对接是产能合作的基础

国际产能合作必须紧密结合我国的重大倡议和规划，也要与有关国家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结合，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量身订做，选择国家建立合作机制， 形成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 

印度尼西亚矿产资源丰富、地缘位置重要，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近年来印尼经济增长强劲， 与中国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印尼提出“全球海洋支点” 构想并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尼两国在双方领导人多次会见和互访后，双边产能合作呈现出较快发展的局面。

加强与印尼的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中国与亚洲新兴国家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抓手，有利于促进双方不断提升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增强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中国—印尼产能合作不仅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能促进印尼经济结构加快转型。

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度尼西亚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印尼原有的工业发展计划（ 25 年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第六个五年发展计划）被迫中断，其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受阻，印尼政府开始调整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战略，加大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使经济增长由过去主要由出口带动转变为由投资、 消费和出口共同驱动的增长模式。

2007 年印尼政府出台“国家长期发展规划”（ Long-Term NationalDevelopment Plan ）（第 27 号法律文 件 ，Rencana PembangunanJangka Panjang Nasional ， 简称为RPJPN ），时间跨度为 2005-2025年。 “国家长期发展规划”将工业部门作为加强经济增长的引擎，农业、采矿业、服务提供有效的支持， 规划承诺消除垄断行为和其他市场扭曲，提高初级部门（包括采矿业） 的效率以促进企业在本地和国际上的竞争力，支持中小企业融入价值链，通过产品加工和多元化价值链发展 （下游发展）、结构深化（上游发展）以及垂直一体化（上游和下游的发展），加强其在前向、 后向价值链中的联系以及企业间横向的产业间的联系。
     

规划将满足以下一个或多个标准的制造业子行业作为重点发展行业：创造就业、满足国内需求（如食品或药品）、 加工国内自然资源（包括农业资源）、具有出口发展潜力；矿业产业必须至少要满足以上四条标准中的两条。“国家长期发展规划” 还强调制度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包括交通、通讯、能源、技术、测试、标准化、 质量控制机构等基础设施都是参与全球价值链不可或缺的基础和能力；印尼要想摆脱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状况， 还需要大力普及行业教育、提供培训设施。

2008 年签署的国家产业政策为印度尼西亚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设定了一个到2025 年的长期工业发展远景。2010 年工业部规划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设想， 认为印度尼西亚在2020 年成为新的工业发达国家，在 2025 年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在该计划中由中央政府规划的 35 个优先级的产业集群进一步分为农业产业集群（ 12个）、运输设备产业（ 4 个）、电子和通信技术产业（ 3 个）、基础材料产业（ 4 个，其中之一是钢铁行业）、机械行业（ 2 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2 个）、具体的创意产业（ 3 个）和具体的中小型工业（ 5个）。

除了这 35 个集群，该计划还基于国家的禀赋确定了具有高竞争力的未来产业： 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运输业、信息技术和电信设备产业， 将被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些产业集群依赖于知识、熟练劳动力和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因此是可持续发展的。但该文件仅表示要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发达国家印尼应符合的标准， 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差异并不确。

除了“国家长期发展计划”与2008 年的国家产业政策，印尼于2011 年推出了“加速扩张印度尼西 亚 经 济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 （ In-donesian Master Plan for Acceler-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donesiaEconomic Development, 简 称 为MP3EI ）。 MP3EI 确定了重点发展的八大领域：农业、矿业、能源、工业、海运、旅游、电信、以及战略领域开发， 八大领域还进一步细化为 22 个子行业，其中包括镍、铜、铝矾土，以及钢铁等，旨在鼓励快速、均衡、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目标是到 2025 年印度尼西亚 成 为 一 个 高 收 入 国 家 ， 到2025 、 2050 年分别成为世界第十和第六大经体。

为迎接 2015 年东盟经济一体化，印尼政府在 2013 年就提出优先发展印尼在国际市场上较有优势的产业，主要包括棕榈油、可可、渔产品加工、纺织业、家具、食品加工、化工、机械及零部件和金属冶炼加工等 9 大产业。事实上，印尼制造商不仅进口机械、 重型设备等资本产品， 工业制造原材料和半成品也严重依赖进口，印尼前工业部长希达亚特呼吁新政府继续高度重视下游工业发展，认为只有通过发展下游工业，才能发挥印尼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 政府应通过财政激励政策和优惠政策， 扶持战略性工业特别是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 以降低对进口产品的依赖。 2013 年 12月 9 日新《工业法》草案在议会案通过， 2014 年签署颁布了新 《工业法》， 该法案取代了 1984 工业事 务 法 （ Industrial Affairs of1984 ， 5 号法案）。
     

新《工业法》的主要目标是增强本国制造业竞争力， 减少对进口零件和机械的依赖， 为印尼重点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和下游工业奠定法律基础。 在新法案的关键条款中包括： 通过国内加工业的发展提高资源的增加值 （第 31条）、工业部对国有和民营企业产业 的 发 展 提供 融 资 便 利 （ 第44-45 条）、发展由国家控制的战略性行（84 条）、工业安全措施由部长建议但必须由总统决定（第 97 条）等条款。印尼政府期望通过提供免税期、减免税、保障能源电力供应、激励开发新能源、取消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免税、政府入股参与原矿冶炼、 加强抵制走私法律保障、 建立天然气本地市场供应体系、 对棕榈油和可可等农产品提供出口补贴等一系列措施加强本国制造业原材料供应， 大力发展制造业和进口替代产业。
     

可见， 无论从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国家长期发展规划还是产业政策法规角度， 印尼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集中于两个领域， 一方面是本国优势产业，如农业、食品加工、矿业等产业，另一方面主要是印尼政府政策支持的， 能够帮助延伸价值链并提高印尼国家竞争力的产业，如交通运输、电子信息、化工等产业。从国际产能合作的需求层面来看， 针对性地量身订做中国—印尼双边产能合作有必要与印尼政府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结合， 在上述两个领域内有选择地建立合作机制。
                   

三、 基于产业价值链构建产能合

（一）农业及其产品加工

印尼农业领域投资潜力巨大，农业是除基础设施、工业外印尼重点推荐投资领域之一。 2010-2015 年间印尼农业及其相关产品加工行业增加值与所占比例，其中粮食、种植园作物占农业产值的比率基本相当，均在 30% 以上；食品饮料产业增加值较高，到 2015 年达到 647万亿印尼盾，占制造业增加值 的26.9% ，橡胶及其制品增加值较低，其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率有逐年降 低 趋 势，到 2015 年 为3.57% 。
     

近年来印尼农业领域投资额大幅增长，据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统计，2005 年印尼农业领域（粮食与种植园）的本地投资为3.1 万亿印尼盾，到 2015 年则达到 12 万亿印尼盾，2016 年第一季度更是高达 8.77 万亿印尼盾；2005 年食品饮料业本地投资为4.5 万亿印尼盾，到 2015 年则达到 24.5 万亿印尼盾，2016 年第一季度为 8.9 万亿印尼盾；2005 年橡胶及其制品业本地投资为 0.68万亿印尼盾， 到 2015 年则达到3.7 万亿印尼盾，2016 年第一季度为 0.8 万亿印尼盾。

2005 年印尼农业领域（粮食与种植园）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 1.7 亿美元， 到 2015 年则达到 20.7 亿美元，2016 年第一季度为1.8亿美元；2005 年食品饮料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 6.0 亿美元，到 2015 年则达到 15.2 亿美元，2016 年第一季度为 4.7 亿美元；2005 年橡胶及其制品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 3.9 亿美元，到 2015 年则达到 6.9 亿美元，2016 年第一季度为 2 亿美元。

粮食安全仍然是印度尼西亚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 中国—印尼两国在种植业领域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 2015 年起印尼政府向集成型农产业 （种植到生产加工的农业生产方式） 提供财政及非财政优惠， 集成型公司的生产活动不仅产生更大利润， 同时还能产生衍生产品， 提供更广阔的就业机会，并增强国家外汇储备，因此政府给予大力支持。 中国企业到印度尼西亚进行种植业和加工业投资，在合作层次、合作领域方面仍具有很大的拓展潜力， 围绕水稻、玉米、棕榈油、橡胶、木薯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进行从育种、生产资料一直到作物种植、农产品加工和仓储物流系统的产业合作， 提升印度尼西亚粮食作物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通过农产品精深加工、 物流等投资合作，提高投资合作效益。在充分尊重印尼需求的前提下， 着眼大农业产业链， 布局种植业上下游环节， 发挥技术、 资金上的优势， 加快中国—印尼种植业的全产业链合作。

（二）矿业及其产品加工
     

印尼是全球重要的矿产资源生产国和出口国， 表 2 给出了2010-2015 年间印尼矿业及其相关产品加工行业增加值与所占比例， 其中原油天然气增加值占采矿业在 2015 年也有所下降，为43.5% ， 煤及油气精炼占制造业的比率也从2010 年的 15.5% 下降到 2015 年的 12.8% ；金属矿石占采矿业产值的比率从 2010 年的 15.2% 下 降 到 2015 年 的9.1% ；金属制品是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率从 2010 年的 3.6% 上升到 2015 年的 3.8% 。 

采矿业在2010 年的增加值为 718.1 万亿印尼盾， 到 2014 年增加到 1042.9万亿印尼盾， 但 2015 年下降到879.4 万亿印尼盾；需要注意的是采矿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 2010 年的 10.5% 下降到2014 年的 9.9% ，到 2015 年进一步下降到 7.6% 。 2014 年 1 月 11日印尼政府宣布了禁止原矿出口新条例 （ 2014 年 1 号政府条例，以下简称“禁令”），并于 1 月 12日正式生效。 该法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规定未经加工的原矿禁止出口； 二是政府鼓励矿物在印尼境内加工冶炼； 三是经过选矿或粗加工的精矿石将可以继续出口至 2017 年 1 月。自从禁止原矿出口以来， 印尼出口受到一定影响，贸易平衡压力加大，禁令所产生的印尼法律政策的不确定性， 已经逐渐削弱印尼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金属加工业， 特别是钢铁工业具有高附加值， 是战略性制造行业之一， 近年来印尼钢铁行业的生产量和进口量不断增长，印尼政府希望各项工程优先使用国产钢材， 以提高国内钢铁工业的竞争力， 印尼政府于 2014 年 12月起强制对普通钢材实施印尼国家标准 （ SNI ）， 2015 印尼经过评估钢铁类进口税后财政部决定调升钢铁进口税率， 从原来的 0 —15% 提升至最高 20% ， 以保护国内钢铁工业免进口钢材的冲击。但目前印尼国内供应量无法满足需求，调高进口税后，印尼企业不得不以更高价格购买钢材， 随着印尼经济增长而继续提高， 预计2019 年印尼钢材需求将达 1746万吨。 

目前印尼国内钢铁厂总数为 352 座，主要分布于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其中大部份集中于爪哇岛，年产能约 800 万吨。印尼国内金属原料丰富，且发展潜力巨大，是金属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机遇。钢铁企业作为中国优势产能行业， 可积极发展与印尼钢铁产能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以投资、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 参与印尼钢铁生产基地建设以带动钢铁装备对外输出。

近年来印尼采矿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增长， 2005年采矿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 0.59 亿美元， 到 2015 年则达到 40 亿美元， 但低于 2013 年的 48.2 亿美元。 本地投资则从2005 年的 1.4 万亿印尼盾提高到2013 年的 18.8 万亿印尼盾，但到2015 年下降为 3.9 万亿印尼盾。

进入 2016 年以来，由于在全球市场上几乎所有的矿产品价格普遍下跌， 导致许多矿业公司财务发生困难， 致使没有足够的资金建设加工与冶炼厂， 2016 年第一季度本地投资采矿业仅为 0.19 万亿印尼盾，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 1.9 亿美元， 印尼政府为挽救国内矿业企业免于倒闭，政府与国会正酝酿修改 2009 年有关矿物与煤炭的第 4 号法令，欲撤销原矿出口的禁令， 重新开放原矿出口渠道。总之，印尼政府对矿业投资活动干预较多， 希望更多的本土化因素参与到矿产资源的开采之中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企业在投资印度尼西亚矿业之前应当客观分析投资环境，科学评估投资风险，全面把握矿业投资的相关法律制度，理性做出投资选择。

（三）高新技术产业
     

印尼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且有下降趋势，到 2015 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 20.1% ； 高新技术产业中除了机械设备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率变化不大外，化学制药、计算机、电子、光学、交通设备是占制造业产值的比率均有所上升。 信息通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变化也不大， 但运输仓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变化较大， 从 2010 年的 3.6% 上 升 到2015 年的 5.0% 。
     

发展国内造船工业已成为印尼优先发展目标， 佐科总统已命令印尼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禁止向外国采购船舶， 以促进本国造船业发展。 预计印尼每年对船舶的需求量为 1000 艘，印尼本国的生产能力只有 30% ，由于钢铁工业薄弱、 缺乏完整的零部件及原料等辅助工业、 融资成本高昂、 征地困难及税务配套等问题，印尼造船业发展较为缓慢，造船企业的技术能力相对偏低，因此需要进口大量船舶， 提高印尼国内海上运输能力。

目前中国已超越韩国， 成为全球造船第一大国， 中国造船业在国际处于较为领先地位，具有技术、资金、成本等整体优势， 将是印尼船舶进口的理想合作伙伴。 目前印尼对国内造船业进口配件征收较高的进口关税，导致船舶造价较高，不利于国内造船业发展， 迫使企业从中国等进口性价比更高的轮船。2015 年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采取步骤促进本国造船业发展，与有关协会统计在印尼有需要但本国没有生产能力的船舶情况向投资者推介， 投资范围限于印尼本国无法制造的船舶类型与船舶零部件综合制造投资。

印尼信息通讯基数设施建设目前还很薄弱， 行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印尼政府将重点提升全国网络普及率并在各行业推广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 2015 年印尼工业部倡议在爪哇至巴厘、 苏拉威西、 苏门答腊建设 5 个信息科技与通讯工业中心， 推动信息科技与通讯、 软件、 多媒体产业发展。 由于这一类商品的进口量大于出口， 政府希望在 2016-2020年 该 类 产 业 能 够 自 给 ， 在2021-2025 年能具有国际竞争力并出口， 印尼政府将要求进口商3年内在印尼建立相关产业。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伴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印尼之间不仅可以加强通讯行业的产能合作， 还可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高端技术重点领域， 中国特色产能将在印尼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及建议
     

基于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和宏观利益对接的国际产能合作才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长期可持续项目，即使如此，做好国际产能合作仍然需要从注意宏观和微观的配合， 特别是微观企业层面如何落实国际产能合作， 仍然是考验国际产能合作成败的关键影响因素。

（一）坚持企业主导，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印尼产能合作要坚持企业主导、市场导向原则，要在中国—印尼产能合作中获得成功，关键是要增强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 因此到印尼投资合作的企业要找准定位、扬长避短，制定长期国际化战略， 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产品， 树立品牌竞争意识和实施品牌战略管理， 提高国际知名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日本跨国公司“母子工厂”体系为中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通过“母子工厂”体系建设， 既有序推进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和转移， 又通过提高本土的生产效率， 提升竞争能力。 此外， 国内企业在印尼还应该避免同质竞争、恶性竞争，由于有价值的投资项目是稀缺资源， 有可能发生国内多家企业在同一项目上竞争，互挖墙脚，最后导致两败俱伤； 我国企业在印尼应发挥互补和协调优势，强强联合形成合力；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加强在这方面的协调， 防止国内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发生恶性竞争。

（二） 加快建设产业园区，使其成为承接中国—印尼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
     

海外工业园区是企业赴海外投资的一种较好的方式， 有利于规模化、集群化，有利于企业降低海外投资成本， 构建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并降低风险。 2014 年印尼政府计划加速发展爪哇岛以外地区的工业园区， 希望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和发展道路、 电力等基础设施等方式帮助爪哇岛外地区吸引投资， 同时提高印尼工业园区的竞争力。

印尼政府计划未来 20年内，在爪哇岛以外地区建立 36个工业园区， 投资数十亿美元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发展， 使之成为本地区的工业中心。 近 5 年内（ 2014-2019 年）印尼政府为促进各地区平衡发展吸引国内外投资， 工业部将集中精力开发建设13 个工业园区。

印尼工业部为此订立了目标， 通过国有企业参与等途径扩大政府对工业园区的占有比重，提高工业园区竞争力；印尼政府为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建设提供财政激励政策， 并为所在地区的港口、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因此中国方面可通过举办说明会、组织实地考察和培训等方式， 引导国内企业根据印尼的资源分布和基础设施状况， 在相关地区建设或入驻园区。例如，苏拉威西岛镍矿比较丰富， 未来可以在此建立以镍矿加工为主的工业园； 而加里曼丹的铝土矿相对较多， 在这里适合建立以铝土加工为主的工业园。 通过入驻印尼的经贸合作区、产业园区、工业园等，可实现集群式“走出去”，帮助企业实现产业集聚，形成规模化经营，降低运营成本。

（三） 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实施本土化策略
    

企业“走出去”，首先需要面对东道国陌生的法律法规、 经营习惯、 劳工素质、 人文环境等问题， 因此投资印尼的企业要坚持合作共赢理念， 重视与印尼当地有实力的企业、 经验谙熟的国际公司、相关金融机构等进行合作，部分规避相关风险。 实施本土化经营也是降低经营风险的一项有效策略， 近年来我国有不少企业在印尼投资矿山开发， 禁止原矿出口政策出台后， 企业在投资矿山开发的同时必须建设相应的加工厂或冶炼厂。 目前印尼政府禁止原矿石出口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随着出口税逐年大幅度增加，将使进口商无利可图。另一方面，印尼的矿山冶炼加工能力又严重不足， 许多中小型矿业企业一时也缺少独立投资建设冶炼厂的能力，而在政府的新政策实施之后，冶炼厂及其他加工厂将有巨大的市场。 因此目前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选择时机投资矿山下游项目，尽早在当地建立矿产加工厂或冶炼厂， 有条件的企业可选择资源和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投资建设原矿加工和冶炼厂或矿业工业区。
     

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发展还要尽力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推动建立当地的产业体系， 增加对当地的人才培训和教育， 帮助提高当地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尽量雇佣专业对口、 业务突出的当地员工， 利用当地雇员的语言和管理经验上的优势， 推动跨国产能合作。同时，对其进行中国国情教育，特别是企业文化塑造，要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其忠诚度，形成适合印尼国内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培养一支执行力强的当地员工队伍。

（四）加强研究，降低产能合作风险
     

为应对和降低产能合作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应提前做好印尼市场、行业、金融、法律、税务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以规避投资面临的各种风险。 虽然目前在中国—印尼友好合作以及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大背景下， 印尼出现政治动荡的可能性比较小， 政治风险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但企业还是要重视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 企业要积极与驻印尼大使馆和经商处保持联系，定期汇报项目进展，以获得政府层面对项目的支持。其次，印尼劳工总政策旨在保护印尼本国的劳动力，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因此企业要遵守当地劳工法律法规，确保当地就业人数；加强对当地所招工人进行有效的培训，增加其劳动生产率。第三，印尼产业政策变动较为频繁， 如原矿限制出口，对矿业投资影响较大。企业需要依靠中国政府从经济外交层面与印尼政府进行沟通协调；依靠有实力的合作伙伴与印尼政府的紧密关系， 最大程度地避免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意外损失；同时企业要提高矿山管理水平，优化生产工艺， 尽可能的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矿山的盈利能力和生存能力。第四，印尼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够健全，社会信用环境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商业领域信用问题比较突出，企业要聘请经验丰富的律师和审计会计师， 认真做好投资前的调查工作。

（本文转自：《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沈铭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在《亚太经济》《国际经济合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等诸多学术期刊发表过若干学术文章；

张中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