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似有重新抬头和群起仿效之势。从短期 内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立场，许多经济体采用了贸易保护政策，试图通过设置贸易门槛来平衡国际收支、抑制资本外流、刺激国内需求、减少社会失业。而在短期内， 实现部分上述目标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就成为许多经济体摆脱经济困局的“理性选择”。世界银行近期的报告显示：金融危机爆发 后全球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达到78项，其中有47项已经付诸实施。

　　一般而言，进口 规模较大且贸易逆差严重的发达经济体，更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而出口规模较大且贸易顺差显著的新兴经济体，则会更多地承担贸易保护的负面后果。统计资 料显示：2008年10月份以来，欧美等多个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保护程度，涉及多种主要商品种类。2008年10月份以来我国出口增长率 出现了持续下滑趋势，这正是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域外经济体购买能力和意愿下滑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出口增长率急剧下滑又“拖累”了整个国民经济 的持续较快发展。

　　显然，贸易保护主义已经通过贸易和资本等途径，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影 响。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回应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是当前亟须解答的重要议题。短期内，我们需要依托国际间的共同治理机制来拓展外部市场，立足于营造更 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但是从长远考虑，我国经济中的两个结构性问题要加以解决：出口产品主要处于中游生产环节，而研发和营销环节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过 度依靠出口导向，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性需求带动相对不足。因此，我国必须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内市场拓展，以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和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来形 成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突围。由此出发，我国应综合短期和长期因素，统筹国际合作与国内努力，来回应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经济体之一，中国应在构建国际和区域共同治理机制层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近期，中国积极参与了G20金融峰会和博鳌亚洲论坛，并借 助这些国际合作平台强调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未来，我国应深化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欧盟、美国和日本）以及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沟通与协调，通过构建常规性的对话与工作机制，推动支持贸易融资、披露保护行为等反对贸易保护措施落到实处。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已经展示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往往存在偏差，因此我国应强化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沟通与协调，通过“集体喊话”和“集体谈判”方式将贸易保护损 失降到最低。

　　但要使“囚徒困境”的最优解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还得有赖于博弈主体 间事前的承诺机制和事后的惩罚机制。基于此，为了降低对华贸易保护的发生概率，减弱对华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我国既表明自己坚守自由贸易原则的承诺，同时 还应明确表达自己对域外的过度保护政策会采取相应惩罚。就前者而言，比如：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鼓励国外企业来华参展，实施对欠发达国家的零关税待遇，派 出贸易投资促进团在国外采购等，这些体现了中国做出抵制贸易保护、坚持自由贸易的事先承诺是可信的，未来这种承诺应基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继续强 化。就后者而言，对那些特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过度贸易保护政策，我们则应针对其关切的重要经济社会利益进行适当回应。这是一种信号，可 以警示其他国家对华贸易保护的“肆无忌惮”以及“群起仿效”。

　　不过就解决的根本之道而 言，我们应该看到，在国际市场上，品质才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实施产品优化战略，才能形成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性突破。随着国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质量、技 术、服务要求越来越严格，我国企业必须通过产品品质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无论是出口导向型企业还是内销主导型企业，都应将产品品质放在 企业“生命线”的高度进行看待。对出口导向型企业而言，其实施品质保障和提升战略更是关系到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整体形象。为此，企业应从拓展国际市场、 增大利润份额的角度出发，通过技术改进和组织完善推进产品品质保障和提升战略的顺利实施。而政府则应从维护中国商品整体品牌的角度出发，不断完善针对出口 产品品质的检验检疫、风险防范和危机处理体系。就产业结构升级而言，相对于传统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更能做到游刃有余。 当然，政府也可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要素市场完善、公共产品供给等，为企业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利条件。

　 　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我们的出口贸易带来了挑战。但从另一层面思考，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提醒。在未来，我国应对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本路径是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通过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来形成对外部市场的“有序接替”。一方面，必须针对民营企业发展深化融资制度改革、放宽行业准入条件、控 制人民币升值节奏、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由此释放民营企业生产性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分配制度和财税体制完善来解决收入差距相对拉大的问题，并针 对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健全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基本住房等社会保障，以此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并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