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记者 聂欧 王丽娟 唐如钰 刘秋娜 王亭亭 实习生 吴梦

多年高歌猛进之后，金融“去杠杆”迎面而至，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如何渡过时艰，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位？

“一季度MPA考核没达标，二三季度也很难。只能看年底努力了。”一家北方地区城商行董事长说，只能卖掉大量高收益资产，“很心疼”。

6月将迎来央行二季度的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一些中小银行早早就忙碌起来——汲取一季度末期非标资产泛滥、少人接盘的教训，这次要赶个早集。

而此前，从3月28日至4月12日短短两周内，银监会连发《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等多份文件，从服务实体经济、监管处罚、防控风险等方面 “去杠杆”，大批银行承压，尤其是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

“监管越来越严。”前述城商行董事长表示，十多年来首次感到如此大的压力——以前还只是盈利压力，盘算着如何活得更好。如今实体经济有待振兴、不良贷款飙升、利差明显收窄、产品严重同质化、新金融竞争白热化和团队建设滞后等一系列难题叠加。

在对四川、河南、河北等多省市调研中，《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中小银行普遍感到“紧日子”来了。

脱胎于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城商行、农商行，曾历经了2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城商行总资产2016年末达到28.24万亿元，为1995年的40余倍，近十年来每年的资产增速均超过银行业均值，近五年更是翻了一番。城商行数量最高峰时达150家，兼并重组后也有133家。

规模膨胀的同时，近年却现利润下滑和资本充足率之忧。早在2015年，39家城商行就出现利润负增长，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南、西北等非沿海地区。有监管人士表示，其生存实况和真实风险还有待全面摸底。

部分中小银行试图向金融科技等方向转型，但存在概念不明、技术不灵、人才不强等问题，有的简单停留在“理财超市”概念上。

在防控金融风险被摆上更重要位置的当下，作为中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银行的前途关乎全局。

中小银行牌照和股权曾为资本热捧，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有三家西南、西北地区城商行大股东先后“易手”，近期又收到山东两家地级市城商行待价而沽的消息。

其中一家截至2016年末的资产总额约600亿元，较年初增幅20.53%，且净利润约4亿元，此次出售其50%控股权，出让底价约45亿元；另一家净资产77亿元，净利润7.8亿元，以底价92亿元出售总股本的40%。

“银行不再是‘香馍馍’。”一位银行大股东负责人说，“小银行生存都难。”

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主体的中小银行，脱胎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其中，城信社自1985年诞生至1994年末飙升至约5200家，不良率飙升。199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由央行主导将全国的城信社整合为城市合作银行，后又陆续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而农商行，眼下仍有一部分未完成改制，还保留着农信社体制。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4月，我国银行业总资产232万亿元，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分别占比12.6%和13.5%，两者之和占比26.1%。前者的资产增速高达21.3%，远高于同期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9.9%和13.5%。

高扩张的背后，风险也逐渐显现。

其一，高利润时代结束，且分化明显。

宏观经济背景下，以民营企业和周期性产业为主要客户的中小银行受到冲击。城商行一季度资产利润率已跌至全行业谷底0.88%，明显低于同期国有大行的1.15%。

民生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16年末，有3家城商行资产增速为负（分布在辽宁和宁夏），39家城商行利润增速为负。今年2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6）》（下称《报告》）显示，受访的银行家预计，未来三年的营业收入与税后利润将明显下滑——接近九成的人预计两者增速将低于15%，约七成的人预计将低于10%。

“困难较多，且分化明显。”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表示。

例如，从2015年开始，有30%的城商行利润增速在20%以上，也有33%的城商行利润负增长。两个梯队中，最高利润增速可达100%，最末尾则低至-100%。

其二，中小银行成为“资产荒”中的弱者。

2015年以来，“资产荒”成为银行业的共性难题，并非真的无资产，而是负债成本攀升，优质资产匮乏。

一方面，传统的投资类资产中，货币基金收益仅约2.5%，股票和大宗商品风险增大，银行委外理财中的债券、存款、非标债权类资产仍占据近八成。另一方面，授信类资产中优质贷款利差低，非标资产中房地产等高收益也在下降，加之监管政策不断收紧，“好资产”骤然萎缩。

对“好资产”的获得能力是银行生存的关键。相较于大行，中小银行难言优势。

贷款方面，房地产调控抑制了居民贷款，使得政府投资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主要渠道。但政府基建项目通常金额巨大，银监会规定须组织银团贷款，这就引发了大小银行间的资源争夺战。

“小银行很难独自承接大型基建项目，分一杯羹都很难。”河北某城商行董事长说，中小银行因信息不对称和议价能力低等明显劣势，多数只能靠银团贷款分得一点授信份额。

其三，经济降速，股东们亦面临流动性紧张。

“银行利润少了，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拿利润来补充资本金。”董希淼说。

具体来看，资产利润率低和不良率上升，使得资本充足率深陷困境——前述银行股东负责人表示，此前IPO停摆消磨了股东们对资本回报的信心，尽管少量银行也以登陆H股、发行优先股、发行一级和二级资本债等方式进行缓解，但体量远远不够，“一些‘鸡肋型’银行，不如卖了。”

一位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人士介绍，个别中小银行的真实坏账率比想象中还高，仅他经手的就有一些坏账率超过10%，且还往往要求他们美化财务报表，“这样的生意我们不敢再接。”

前述《报告》显示，超过60%的受访银行家认为，其所在银行今后三年的不良资产率将不低于1%，且风险尚未触顶，尤其东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其中，最可能爆发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且资产负债率高但盈利差、缺乏信用支撑，可能使得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叠加。2013年以来，城商行的关注类贷款比例从2%升至3%以上，少数银行（如汉口银行、柳州银行、潍坊银行等）甚至超过了10%。

“压力很大。”一位中部地区城商行高管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该行不良率1.3%，低于所在省的均值和全国均值，但仍不敢放松——“乐观估计，中部地区的拐点至少要等到2018年。”

原因在于，东南沿海的金融风险点暴露较早，2015年才传导至中西部地区，加之眼下推进金融去杠杆，又增加了新压力。

郑州银行行长申学清介绍，郑州银行一方面对不良贷款控新降旧，在机构、机制和薪酬奖励上完善配套；另一方面，新增贷款偏重于车贷、房贷等抵质押物相对充足的消费类贷款，并尝试借力郑州在全国特有的区域位置优势，深耕商贸物流业务。

“全球金融危机大多与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地产融资过度有关，银行业务必须对此有所控制，及早转型。”申学清表示。

洛阳银行董事长王建甫对记者表示，区域不同，压力各异，银行贷款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紧密相关，新增贷款必须因地制宜，尤其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后更是如此。相较而言，河南省内风险较大的是一些以煤矿等传统资源为支柱的地区，洛阳市经济结构尚好，洛阳银行的压力也略轻。

相对难防范的，是地方政府项目或地方国企的信用风险——前述会计师的银行客户中，一些地区经济结构以钢铁、煤矿等过剩产能为主，一家钢厂涉及十几亿元不良贷款，就可能拖垮一家小银行。

为此，中小银行普遍加强了内部管理机制，如对不良贷款的催收均从奖励制度转变为奖惩并行，从一线业务员到支行再到分行领导，各层级均采取严格挂钩、经济处罚和责任到人，甚至下岗清收。

“不但工资一层层扣，收不回坏账还会背着‘污点’承担终身责任。”一位客户经理介绍，有的不良贷款已历经了数任支行行长变更，至今仍在催收，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前述《报告》显示，过半数的银行家建议调整信贷行业结构，49.9%的人建议创新业务品种，优化收入结构。65.2%和42.3%的银行家分别认为应重点限制冶金业和房地产业，其次是限制造纸业、船舶制造业和石油化工业。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总监王轶为认为，中小银行大多有地方政府背景，属国企性质，人事任命和信贷投向难以完全自主决策，一些产能过剩企业往往是地方经济支柱，不得不贷。

在董希淼看来，一批从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商行，主要受省农信联社管理，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规范，独立的监督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风控机制正在形成之中，但往往“形似”而非“神似”，这是一个问题。

前述《报告》也显示，认为应减少行政干预的银行家达到16.3%。相比国有大行，中小银行在组织架构的健全性、职责边界的清晰度、决策规则和程序的明确性以及激励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等公司治理方面，劣势明显。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研发现，农商行的利润增速、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相比城商行稍好，源于其更接地气、机制更灵活。而城商行尤其中西部地区，已然如前所述产生了个别金融“僵尸”企业，濒临亏损。

从全行业看，城商行出现两极分化，有的逆势扩张，有的得过且过。

董希淼分析，银行盈利存在规模效应，所有金融产品都需要在设计、开发和营销等环节投入成本，小银行的客户规模有时候难以覆盖这些成本。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张立钧认为，银行曾在经济上行和存贷利差管制等政策红利下旱涝保收，一旦经济下行，则必须以资产扩张来维持利润正增长，并消化存量资产质量下降对利润的侵蚀（拨备和资本要求）。但利率市场化挤压了定价空间，银行只能依靠增量（逆周期扩张）来生存，但这绝非长久之计。

一位省级监管部门人士明确表示，还在扩张的一些银行，表明其高管仍在努力。但个别小银行开始依靠央行再贷款度日，“破产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在申学清看来，流动性风险最为致命，郑州银行曾在上世纪90年代历经过重大挤兑事件，因而当前尤为谨慎。

具体对策，一是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加强财务管理能力，招募一批高素质人才尤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骨干人才；二是加强同业合作，在河南省内外参与或牵头成立同业联盟，加强共享尤其流动性合作；三是在内部建立流动性应急机制，每年进行流动性应急演练；四是加强和央行等监管部门沟通，有意识地提前预防。

王建甫也表示，“把流动性风险的弦绷紧了”。今年洛阳银行的金融市场部主责之一，便是为全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尽管存款保险制度已初步建立，但银行间并购或濒临破产的银行退市机制，尚缺乏整套的应对细则。

亲历了我国唯一破产银行海南发展银行事件的始末，央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颇为感慨：从1998年进入清算程序已近20年，海发行至今仍未退市——如何界定银行破产？谁来主责清算程序？退出之后，股东、高管和监管层分别担负怎样的责任？

缺乏破产清算程序，诸多问题就悬而未决。且即使有了破产清算程序，若没有在实践中走一次，在法律和规则上将仍存在不确定性。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建议，中小银行大多是区域内展业，对于地方龙头企业或政府投资项目、大型房地产项目，特别是涉及地方担保圈且地方财政难以覆盖风险的，都要高度重视。一旦风险爆发，要第一时间以存款保险制度来防止挤兑。然后寻找“接盘侠”，即通过并购或政府“收管”等将风险最小化。具体上，可由中央政府信用来消化短期债务、补充流动性、切断传染路径。

董希淼认为，以当前的存款保险制度的现状，还不足以支撑起银行机构的退市。更可能的是由其他优质银行来并购，“总要有人接盘”。

在受访人士看来，中小银行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需要关注，即表外业务等飙升加重了资金空转。

一位国有大行金融市场部主管表示，国家提倡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向直接融资体系转变，但事实上，直接融资体系很大程度仍以银行为主。

如前所述，利率市场化以来，利差收窄使得一些银行以扩大资产来提高利润，致使投资类资产占比飙升，贷款资产下降，开始“不务正业”。

以城商行为例，2016年其投资类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款项类投资、衍生金融资产和贵金属投资）占比生息资产高达约四成，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而整个金融市场中，银行依然是最大的买方，城商行则是其中最积极的参与者。

民生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16年末，贷款占总资产比例低于40%的城商行超过一半，贷款比例低于30%的城商行超过三成，远高于股份制银行——贷款占比仍在40%以上的股份制银行有六成之多。同时，城商行理财产品余额以每年20%多的速度递增，远超过10%的银行业均值，扩张方式从“贷款-存款”的表内扩张转变为“理财-投资”的表外扩张。

“没有办法。”河北某城商行风控部主无奈地表示，2009年“四万亿”时期，市场患上了资金饥渴症，其所在银行上马了不少表外业务、同业业务和非标业务，但后来开展整治，使其又逐步转向了委外业务。再到当前，稳增长的主力军是政府基建投资，小银行难以插足，只能走“偏门”。

“它们从金融市场上借钱，再倒手卖出去。”中信证券研究部副总裁刘斌说，这一过程中，加杠杆投向了股权等高风险资产，加重了资金空转。

对此，央行一季度末全面铺开了MPA考核，规范“不务正业”者。

前述银行风控部主管最近就常加班至深夜——该行表内外业务比约为1:3，同业负债占全部负债1/3左右，一是要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规模，二是央行取消了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容忍度指标，三是一季度原本市场资金面就比较紧张，各行无不为流动性发愁。

“该砍就砍，高杠杆的回购业务干脆不做了。”该风控部主管说，一些代持类业务也怕“穿透式”监管来追究资金去向，“各行都在抛售，再心疼也必须卖。”

据悉，该地区另一家城商行，同业负债占全部负债高达约50%。且去年12月一个月就骤增资产规模近600亿元，今年一季度MPA考核时瞬间压下300多亿元，均是同业业务所致的陡增陡降。而背后，资金大量流向了高收益的房地产和政府项目。

“要控制放贷规模、调整资金结构，将腾挪出来的信贷额度投向实体经济。”徐诺金介绍，央行后续还将出台惩罚措施，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追究相关责任人、调节再贷款利率，等等。

前述省级监管部门人士认为，必须见一个罚一个，强化政策的引导力和威慑力，“若长期不达标，就罚到它破产为止。”

中小银行如何渡过困难时期？综合受访人士意见，可概括为如下建议：

其一，当务之急是应对“资产荒+资金荒”。

多数受访人士认为，资产配置要多元化，做强资管和理财产品，并将投资顾问为核心的财富管理业务作为三年内的主线，向“大资管”、“大投行”转型。

前述《报告》也显示，“大资管”业务中，最受肯定的措施分别是加强全面风控（80.4%）、投资研究能力（64.8%）和跨界资产配置能力（48.3%）。“大投行”业务，则主要通过产业基金、PPP项目等创新股权融资产品以及债券承销、投融资顾问、银团贷款等基础类投行业务来加强。

“但我们投行业务较差，一些小银行甚至还没有投行部。”一位西部地区城商行人士表示，业务模式单一、产品缺乏独创性是普遍问题。与该行类似，大多数中小银行的投行业务仍局限在债券承销、投融资顾问、银团贷款上，但这些传统业务的竞争已然白热化。

其二，抱团取暖。

董希淼建议，银行经营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当前诸多省份将各地级市城商行整合为省级城商行，如江苏银行、江西银行、徽商银行等，可藉此强化机构实力和品牌效应。

“多数省份还设立了省农信联社，负责管理十几家至几十家农信社、农商行，充分优化其机制体制、管理架构，让省联社成为农信社、农商行发展的助力而非阻力，也是一种抱团取暖。”董希淼认为，通过既有的省联社或通过并购来“撮合”同一地区的中小银行，能更好地实现规模效应。

今年2月消息，四川省决定组建四川金融控股集团、四川银行，整合川内金融资源。四川金融控股集团集团将通过收并购，整合该省银行、证券、期货、基金、信托、担保、产权交易和保险等诸多金融资源，目标规模为5年内过万亿。

此外，还有一种简单易行的抱团，即建立各种合作平台、联盟。

银监会副主席曹宇在2016年城市商业银行年会上表示，银监会支持城商行开展多种形式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抱团发展。如浙江、河北等地的流动性互助平台、天津银行环渤海银银合作平台、山东城商行合作联盟、哈尔滨银行中俄金融联盟、青岛银行“一带一路”金融联盟等。

具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区域性流动性互助合作，提高区域性风险防御能力。二是搭建信息科技合作平台，加强技术交流与共享，避免重复建设。三是共同推动产品服务创新。

其三，主动适应政策风向。

例如，顺应中央对消费金融的重视，中小银行可充分发挥地缘、人缘优势。目前，城商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占个人贷款比例为45%，提升空间巨大，且银监会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商行设立消费金融公司。

其四，压力测试，防范风险。

钱军建议，可借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验，监管层模拟经济持续下行或极端“黑天鹅事件”，将对银行的压力测试多元化、体系化、常态化。

“危机总是不期而来，很难捕捉。”前述省级监管部门人士警示，全面精确估量潜在风险并不容易，必须抓好中小银行这一薄弱环节，防范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