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建）

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2%至1.75万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受到重创。

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

报告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

2016年对外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

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比吸引外资多36%；

中国还一跃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投资额3倍于排名第二位的国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

2016年，中国还是全球第三大外资流入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340亿美元，处于历史高水平。

更重要的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和质量不断优化，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联合国2017年度《世界投资报告》发布之际，该报告主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专访。詹晓宁说，中国对外投资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2016年对外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还一跃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国，投资额3倍于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中国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对外投资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对外投资质量和结构仍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应加快从点式、分散型投资转向链式、集群式投资，重点着眼于构建自己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提高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掌控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詹晓宁说，2016年，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外资流入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340亿美元，虽较上年微降1%，但仍处于历史高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和质量不断优化，非金融服务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增长，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转向高端。

詹晓宁认为，中国吸收外资的政策环境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期，总的方向是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化。这包括从传统外资管理体制向新的基于负面清单的开放型外资管理体制过渡；从以优惠政策为主向投资便利化为主过渡。《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和限制类产业不断减少，服务业以及原来对外资有所限制的一些制造行业加大了对外资的开放。同时，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便利化。负面清单之外的外资企业设立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内外资企业统一注册资本制度以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举措，都进一步改善了外资环境，有利于外资流入的增长。

在全球层面，詹晓宁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之路仍然崎岖。2016年，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跨国企业认为存在重大政策风险的背景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2%至1.75万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受到重创，下降14%至6460亿美元；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继上年大幅增长之后进一步上扬，增加5%至1万亿美元。特别是流入20国集团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1万亿美元大关，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等主要经济集团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有力地影响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詹晓宁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呈现温和复苏势头，2017年前景审慎乐观。在各主要区域经济实现增长、贸易增长回升以及跨国公司利润率提升等利好因素推动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预计将小幅增长，美国、中国和印度将是今后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17年预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增长5%，达到1.8万亿美元，2018年将进一步增加到1.85万亿美元。同时，也应看到，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阻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

在谈到全球国别投资政策时，詹晓宁认为当前主要表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国际投资政策的制订十分活跃。近年来，各国新出台的投资政策每年达100项左右。与此同时，各国还在积极商签新的国际投资协定。目前正在谈判的国际投资协定超过50个，共涉及100多个国家。二是国别投资政策呈二元化趋势。国别投资政策在总体上继续走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同时，对外资加强监管和限制的措施也在增多。2016年，约有58个国家和经济体采取了至少124项投资政策措施，其中大部分措施都以投资促进和自由化为目标，但仍有五分之一的措施引入了新的投资限制。这表明全球投资政策在总体走向自由化的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外资的监管和限制。

据詹晓宁介绍，联合国贸发会议推动的全球投资体制一期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各国新签投资协定大多都参照了贸发会议提出的《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了5大重点改革领域：在提供投资者保护的同时加强维护监管权；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填补投资促进和便利化的缺失；增加投资者社会责任的条款；增强体制一致性。投资便利化也日益受到关注，贸发会议的《全球投资便利化行动方案》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此外，许多新协定增加了维护东道国监管权或促进负责任投资的条款。

詹晓宁最后说，在改革一期的基础上，国际投资协定体制改革将进入第二阶段，重点是老一代协定的更新改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中有95%是2010年以前缔结的。几乎所有投资者——国家投资争端都是这些老一代协定引发的，而且这些协定造成条约关系的重叠、碎片化和相互矛盾，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