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查道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著的《全球化VS逆全球化》。

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

“全球化”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流行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国际政治和中外关系的时代背景影响着我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中国（如何，甚至要不要）参与全球化”这个命题。其中隐含了某种全球化和中国的变化是两条平行线的认知。

近几年，在中国在全球的国别经济总量、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量、跨国投资流量中的国别地位上升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如何）引领全球化”的命题。如今的讨论，基本剔除了“要不要”的成分了。例如， 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后，在中国的媒体和一些智库报告里出现了不少以“中国药方”、“中国模式”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的表述。在回顾和归纳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所贡献，是一个正常且正面的发展。国外也有这种需求。但是，假如我们沾沾自喜、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态度对待既有的国际经济规则，那将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其实，当代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与全球化不是两条平行线。不论如何定义“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并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没有今天的全球化。至少在跨国经贸往来的量和幅度上，全球化的程度不会有这么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经常性地发布数据显示不同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2016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此前五年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5%。 根据预测，在2020年底前中国经济有望继续贡献30%的全球经济增长。类似数据为我们描述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分量；同时也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

我们粗线条地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轨迹，也不难看出: 中国在1978年12月举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向，是全球化道路摸索的一部分。在联合国框架下于1948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其基本运作逻辑是让“比较优势”的跨国效应得以发挥。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的增长战略，集中经营矿产、农业等原材料产业；初级产品出口运往北美和西欧，对那里的加工业和金融业做出贡献。而北美和西欧则作为拉美市场的金融和投资来源以及机械和日常消费品的提供方而与之对接。巴西等数个拉美国家的GDP增长率，一度是长期在两位数区间。但是，以1973年发生的秘鲁军事政变，将矿产等资源收归国有为标志，“全球产业分工”的实验开始结束。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经济危机从在巴西、墨西哥等有过高增长记录的国家开始。“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就源自对二战后拉美的经济后劲乏力的总结。

在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的是“出口拉动”的增长道路：通过进口应对原材料的稀缺、引进机械设备并创新研发、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有价格竞争力的加工品，向全球消费者出口。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起飞。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提供了一种惊醒：东亚的增长模式也是脆弱的，更何况其经济规模和潜力也有限。

二战后三十年，非洲大陆依然饥荒和战乱不断，是唯一占全球贸易比例比战前萎缩的大洲。当时对非洲发展前景的评估，基本是悲观的。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以冷战两大阵营划线的“东西贸易”格局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明显迹象。

这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使得当时的全球经济增长找到了新的增长机遇。从当时的中国经济所能做的贡献而言，微不足道。但是，开放给“向每个中国人多卖一寸布料”的跨世纪梦想创造了空间。中国所选择的增长模式，与日本和“四小龙”的道路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大陆。这样，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因此而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各方互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在全球化的道路上，也是充满争议的。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还是新的经济融合？中国的经济主权如何保护？引进外资后，如何“与狼共舞”？ 围绕如此等等的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四十年的学术和政策辩论过程中进行了多轮回合，都很严肃。1986年，中国要求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当时用的政策表述是要求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而不是申请或者是需要谈判的问题。1998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收购中国》的书，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参与程度，记录了诸多中国人的忧虑。

在2016年，类似词汇已经变得有些生疏了，因为它听上去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自从2002年中国成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以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者和受益者，这一点是国内外都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经历一些重大的挑战，中外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一些做法，在国外被称作“逆全球化”，也是可能的。

今天在一些国家和社会出现民众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出现一些减少与外资互动的程度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个新的现象，也不足为怪。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所处的全球化的过程的一个环节。

“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贡献

实事求是地说，“一带一路”的构想是国际层面众多类似举措的继续。战后数十年间，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参与了由众多的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牵头组织的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联通亚洲和欧洲经济的项目。至少就知识背景而言，中国自己的“丝绸之路”构想设计，从中得到了启发。

更为重要的是，由国际机构或其他国家推出的中亚经济发展规划和项目，成功的部分，为中国推动自身的构想提供了先例；失败的部分，为中国的相关机构提供了教训。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中方并不具有能快速改变状况的魔力。也许正是出于类似认知，中国的领导人强调中方期望与认同这个构想的国家一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性内涵而言，中方的倡议与既有的倡议并没有区别：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实，中文里用来表述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特别是与邻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一词，便是从英文中的connectivity翻译而来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西进”或者说“告别太平洋”的战略。这种观察的基础是：传统上的依靠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战略遇到了麻烦；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TPP)谈判不包括中国，更为严重的是，围绕东海和南海的争议使得中国与美国及其在东亚的盟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长期、全面对抗的时代。这是在国内外新闻评论中特别流行的解读。

其实，中国没有降低依赖太平洋经济圈的选择，这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和人文地理所决定的。中国也只有继续经营好它与太平洋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才有基础去牵头推动“一带”或“一路”的建设。因此，2012年以来，中国采取了包括在上海、天津、福建等地设立自由贸易区，与韩国、澳大利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日本、韩国自贸区谈判，加快美国谈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经济外交措施。与此同时，正因为中亚国家有着长期的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交往的历史，中国要想看到它推动的项目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其他大国之间找到利益交汇点。

所幸，中国与美国围绕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展开了多年的合作，而且双方都需要对方的持续合作。同样，中国与俄罗斯，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已经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形成了一套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习惯性做法。

与联通亚洲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未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景如何，中国更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海洋所提供的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竞争条件。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非常广阔。哪怕是在港口、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只有在当地的各种力量都感到舒适的时候，来自境外的资本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今天我国之所以有能力推出“一带一路”的构想，重要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而这个成就得益于过去几十年来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未来，我们还是需要依赖一个稳定的境外经贸环境。所以，我们所说的“中国方案”、“中国药方”，不能是理解成也就中国能解决全球的问题了。在我看来，中国没有必要去牵头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组织、“小联合国”。同样，一项多边活动、一个议题的讨论，不由中国作东，我们也应该去努力找到共通点，让它成事，“一带一路”是个对全球化有贡献的构想，但是，对这个构想的推进，不能太急。现在有些观察和评论，有点像隔一天数一下，有多少项目或者多少钱花出去了。另一种情绪是看到一些国家很乱、很穷，因此而怀疑整个努力是否会有效果。回想一下四十年前的中国，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穷很乱。我想要有耐心。

第三种情绪是走进了“地缘政治”的极端，把“一带一路”就是理解成一堆朋友来应对美国牵头的TPP，然后去建设出一些战略支点国来。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来说，中国不是它唯一的伙伴选择，而且，对它而言，伙伴越多越有利，其中包括TPP（或者其他的组合）成员国。

从长远看，“一带一路”用的不是军事手段，也不是操控货币政策手段，更不是大国间争盘割地的手段；它对全球化的贡献在于立足于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从本质上而言，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来中国从事基建、加工业生产的情形是一样的。慢慢地，中国也就从一个资本净流入国转变成了一个资本净输出国。未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的发展进度不会一样，其中所取得的成功，有多少成分是来源于与中国交往的贡献，也不容易甚至不可能量化。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促进发展对方的经济，我们就能在“全球化”这部大历史书中站稳脚跟。

几个值得跟踪研究的课题

在国外，特别是欧美社会，全球化受到广泛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崛起”。这个表述，在欧美社会的国际局势语境中，隐含了欧美在全球的地位和福利因此而受损的意思。那种思维有没有道理，不是我们要去争辩的。体现在中资企业到一些发达国家去投资时，“国家安全”审查的话题越来越突出。例如，英国的欣克利角核电站扩建项目，虽然反应堆是法国企业提供的，中资仅仅是出了资金，而且持股的比例也不高，为什么项目立项波折过程中，“中国”被突出出来？

出现这种情形的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抱怨中国的市场对它们的投资不再友好，限制太多。当然，不同国家市场的开放程度，没有可用来对比的标准。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回答外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的抱怨。一个途径是做一些统计，做一些基准的分析，比如外国的资本、企业和人员在中国的存在，包括对这些存在的历史性回顾。这样做，有利于回答一个问题：外国（企业、人员、资金等）在中国经济中，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存在。有了这些基础性的信息，“同舟共济”的逻辑就比较容易引起国际上的共鸣。

围绕中国如何把握下一个环节的全球化过程的话题，我想，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做跟踪性研究。

一是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欧美目前的这一轮“反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落实到它们政府的国际经贸政策，很有可能归结到开放对等(reciprocity)的要求。达成双边或少数多边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促进协定，是应对途径之一。那么，在（还）没有自贸区的情形下，也被要求对等开放，怎么办？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我们都要求“包容性发展”，能不能形成足够的应对力量呢，特别我们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

二是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问题。中国这方面已经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2016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此做出了努力，发挥了重要的政策智力支持作用。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决议批准该组织成为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中国举办G20时推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有必要惠及中国和外国的精英人才。中外关系的稳定，也有赖于进出中国的跨国精英自身的利益和对中国社会友善程度的口碑。

三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全球经济合作中的道德问题。不能是有生意就做。例如，在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和进口，需要终端用户核实。再如，为了应对人工合成毒品的泛滥，对药品和半成化学品的出口和进口都需要更严格的管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四是跨国贸易条件中的环保问题。

五是劳工标准问题。

可以列的问题还很多。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道德成分越来越高。不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必由之路。如果问我在“中国与全球化”这个话题上有什么需要强调的话，我想，在一个广义的财富追求的道德层面，我们必须扩大中外之间的认同。唯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了钱生意却做不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