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几位朋友闲聊时不免谈到了亚元问题。谈亚元不免要谈欧元的成功经验，一位学历史的朋友说，“何必向欧元学，从秦朝开始，咱们中国铜钱就是亚洲 共同货币了！”谈话主题因此迅速转向，等到几个人“设计”出亚元硬币当采用外圆内方的铜钱式样、上书“亚洲通宝”四个隶体字之时，才发现谈话已经跑题甚远 了。

　　诚然，谈亚元必言欧元免不了“照猫画虎”的评价；但学历史的朋友说向铜钱学其实也没有脱离“依葫芦画瓢”的窠臼。模仿和借鉴有着本质的不同，这 一点在中国传统书画理论之中早有区别：南朝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论及书法时有“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的说法；而在国画理论上也有“遗貌取神，得 意忘形”的准绳。

　　那么，如何在学习欧元推出亚元问题上做到“遗貌取神，得意忘形”呢？无非是，不要拘泥于欧元的既有形式而回到欧元推出的历史之中，不要把欧元看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要看做一个解题过程。

　　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签订了牙买加协议，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相比过去的国际货币制度，牙买 加协议最重大的变化就是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汇率变动风险从此如同虎兕出柙，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运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汇率的大幅波动，增加了跨国贸 易和投资的风险，阻碍了国际分工、资本流动和生产空间的扩大。这种危害在1978年的那次石油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石油价格从每桶13美元上涨到 34美元，伴随油价疯长的是美元持续贬值和世界各国货币之间剧烈的汇率波动。

　　既然一种全球性的固定汇率制度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而无法维持，那么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货币一 体化，就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操作层次上的最优选择。这就是“欧元之父”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核心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元不是一种终极完 美的货币制度，它只是一种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货币体系缺位的权宜之计，是欧洲国家在汇率风险之中“抱团取暖”的方法。

　　现在，我们面临的经济环境和欧洲国家推出欧元前身“欧洲货币单位”之时的情况惊人相似：石油价格一度上涨到每桶147.27美元，美元持续贬 值，各国货币汇率波动大幅增加。我们面临一个欧洲国家当年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写出和欧洲一样的答案—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现在 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区域内货币汇率稳定，如果以其他方式也能实现，则为什么一定要仿效欧元推出亚元呢？

　　事实上，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们也缺乏模仿欧洲当年推出欧元的条件。

　　从经济发展平衡性的角度来看，欧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从而有了建立区域货币的基础，而当前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不平衡。而从政治角度来 说，上世纪90年代爱默生等人提出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在传统主权观日益淡薄的欧洲获得较为广泛的接受，但是在现在的亚洲，这种思想还未能成为 主流。

　　亚元会出现吗？笔者对此坚信不疑，毕竟从主权货币发展到区域货币一体化再进化到世界货币是一种潮流。但是这毕竟是未来的事，在眼下，亚元是“远水”解不了当前的经济困难的“近渴”。

　　在今年博鳌论坛年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最大限度照顾彼此关切，尽早达成共识，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增强本地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这是一个与欧元不一样的答案，但是对于当前的经济困难而言，是一个从实际出发、极具操作性的答案。

　　作者系本报经济评论员、经济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