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调研发现：国有企业仍然是“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主力军和领头羊。超过一半的企业是最近3年才开始投资“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市场因素仍然是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一大动因。从投资领域上看，目前已经形成国有企业集中投资传统行业、民营企业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全面铺开的局面。在投资过程中，政治不稳定、法制和商务环境不健全、信息收集困难是前三项主要困难，同时民营企业还面临外汇进出受限的困难。从投资评价上看，受访者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评价整体趋于正面，且正面评价随着投资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第二，从整体的投资情况看，北美、西欧和东南亚是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首选国家和区域。能源与矿产、制造业是企业海外投资的热门领域。其中，国有企业在能源与矿产、基础设施方面的境外投资显著，而民营企业在制造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电信、媒体、科技（TMT）、能源与矿产领域更为突出。

第三，从“走出去”风险分布看，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尽职调查成本较高或信息收集较困难的区域是非洲、中亚和西亚。

40%左右的受访者提及，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遇到“东道国法律不健全”“东道国政府腐败、政策不稳定和行政效率低”等政治风险，尤其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政治风险最高。

44%的受访者表示，在海外投资中遇到过政府审查。其中，有超过1/4的被访者提及，曾遭遇反商业贿赂、反腐败调查、环保审查及反垄断审查，地域分布上以北美、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居多。

36%的受访者表示，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本地化”要求，以中亚、西亚居多，市场风险则在非洲、中亚和西亚表现较为显著。

16.8%的受访者表示，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群体性劳动纠纷，南亚、东南亚提及率超四成。

34%的受访者表示，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税务争议，南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美风险较高。

21%的受访者表示，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知识产权争议，以南亚、东南亚、北美和西欧居多。

第四，从争议解决看，31%的被访者提及，在“走出去”过程中曾遭遇程序或处罚，整体看遭遇民事诉讼和仲裁的企业较多。纠纷所涉领域主要为采购合同、销售合同纠纷。涉案最大标的在500万元以下和1亿元以上者最多，诉讼费用在10万～50万元区间的最多。诉讼和仲裁的结果以和解、调解居多。

第五，从实践观察角度，中国企业在2016年“走出去”成绩显著。中国企业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战略布局，改写全球产业格局，游戏、酒店、地产、保险和银行等投资收益较高的行业投资火热；新兴市场受到关注，机器人、环保和保健等新兴产业投资比重加大。当然，随着交易量的增加，取消交易数量也随之增多。

第六，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中国企业遭遇的阻碍也大幅增加。2016年1月1日～2017年3月15日，针对中国企业或可能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的贸易救济调查，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双反、反规避、保障措施已达215起，以印度、拉美国家为主。在知识产权领域，美国针对中国企业至少发起了23起“337调查”，覆盖电子、化工、医疗、制造工艺、材料和金属等领域。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大对中国企业出口管制的制裁，2016年1月1日～2017年3月，中兴、辽宁鸿祥实业、青岛航帆贸易有限公司及宁波新世纪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多家中国企业因与伊朗、朝鲜的出口业务先后受到美国的制裁。此外，还有多家中国银行遭到了反洗钱调查。

结合调研数据及实践观察，报告强调，中国企业应“自上而下”地培育合规文化、建立合规制度及风险控制机制；加大项目的前期投入，做好投资计划及风险评估；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及社区资源的维系；重视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