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通胀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有通胀，那就意味着流动性的改善，意味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成功。我们认为，我国目前面临的是通缩压力。

    两种观点对立

    近来人们对经济的看法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担忧通胀，认为央行采取了与美联储类似的做法，即大量投放货币，既然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那 么货币发多了，通胀就要起来；另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通缩压力，因为全球经济都已经处于周期性下行过程中，中国最近几个月无论是PPI还是CPI 都是负数，如果未来依然保持这个态势，那么就是通缩了。

    这两种观点看似都有一定道理，但历史上好像很少出现面对同一个经济态势而形成 两种完全相反观点的现象。还有人把这两种相反的观点进行融合——“短期看通缩，长期看通胀”。但问题是短期究竟多短，长期到底有多长，如果说短期会持续一 两年，那也就意味着步入了通缩时代，如果说从明年起就将开始通胀，那就没有通缩可言了。

    究竟孰是孰非，我们不妨先来分析通胀与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的著名论点“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被引用得最多、最广的经典语句，所以人们也就习惯于把货币投放与通胀联系起来。但弗里德曼并没有说货币发多了必然导致通胀。

    事实上，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来一直保持M2的高速增长，Ｍ2的年均增长率为21.8%，而同期GDP年均增长率为9.8%，CPI年均涨幅为5.7%。因 此，中国的Ｍ2年均增长率比GDP与物价年均增长率之和平均高出6.3个百分点。按照西方的经济运营规律来看，M2增长率基本上等于GDP增长率加上 CPI（两者之和约等于名义GDP），但中国M2的增速却在大多数年份远远高于名义GDP增速，这意味着中国在货币增量巨大的情况下，没有发生通胀，这种 现象被称之为“中国之谜”。

    既然过去货币发多了未必引起通胀，那么，本次广义货币增速的上升凭什么一定会引起通胀呢？如果我们对过去 30年中国历次通胀与GDP增长之间做一相关性分析，就会发现：30年中我国共发生了四次通胀，而每次通胀都发生在经济上升周期中；而且，只要CPI单月 涨幅超过8%，就意味着经济上升周期的结束。因此，中国至今为止还没有过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发生通胀的案例。

    正确理解通胀本质

    那么，如何来理解巨额新增贷款的冲击效应不大呢？　　

    首先，在前一季度新增的4.59万亿元信贷中，有1.48万亿元是属于票据融资的，或是为了满足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问题，其余的多数是为了与政府的公共投资相配套，真正流入到私人部门的并不多。

    其次，今后三个季度的新增贷款量不大可能如第一季度那样大幅增加，如以每月新增4000亿元计，全年也将接近8万亿元，这就意味着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将下降。

    第三，如果从M1/M2这个代表流动性的指标来看，目前流动性几乎是处在历史上最差的时候。流动性是一个相对指标，很多人把M2等同于流动性，并且得出 流动性过剩的结论，实在是对流动性的误解。即便是金融领域内的流动性，也是需要贸易和实体经济来支撑的，如我们的内外贸、就业率等，如果后者的增长率下 降，流动性怎么会好呢？

    通胀实际上是与流动性好坏关联度比较大的，但与M2的关联性并不大。通胀的确是货币现象，但通胀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我们只有了解通胀的本质，才能解释货币现象背后的真正含义。

    通胀一般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进型，2007－2008年发生的通胀更多的是成本推进型，而在短缺经济下发生的通胀则属于需求拉动型。目前，我们正处 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去杠杆化”、中国等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去产能化”的过程中，因此，PPI回落是必然现象，成本推进型的通胀出现的概率较低。

    从需求的角度看，外需肯定不足，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投资需求中，政府通过增加每年两万亿元的公共投资，试图带动私人投资，但由于中国基础设 施短缺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不能期望能够取得像上世纪末基础设施处于瓶颈阶段时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带动作用。各国的政府公共投资历史经验表明，从长期 看，投资乘数等于1，即难以带动私人投资。

    而从消费需求方面来看，不能否认，在政府的2009年财政支出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增加超 过100%，无疑就相应减少了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增长比例，因此从财政支出这本账上看，投资挤出了消费。更何况实体经济中由于去产能化的过程刚刚开始，必将 导致失业增加和在职雇员收入的下降。虽然第一季度我国的消费还保持了15%的高增长，但由于我国的消费增长有滞后GDP增长12个月的特征，未来消费的增 长令人担忧。

    因此，即便从通胀形成的机理来看，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出现通胀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有通胀，那就意味着流 动性的改善，意味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成功。而我国目前面临的是通缩的压力，为了应对通缩，应该减少与就业增加关联度不大的公共投资项目，或减少难以带 动私人部门投资的公共投资项目，把多出来的钱用于增加与居民收入和私人投资关联度大的支出，如发放消费券、提高低收入人口补助标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