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素有“千湖之国”之称的芬兰，当地人都喜欢用一个词“sisu”形容自己的民族性格。

     这个芬兰语中特有的名词，无法用其它语言来翻译，其大意是善良诚实、遵纪守法、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的品质，以及坚忍顽强的“勇气”和“执着”，在逆境中坚持到底的意志力。

     在芬兰总理马蒂·万哈宁(Matti Vanhanen)身上，我们看到了典型的“sisu”。4月18日上午，他在自赫尔辛基抵达上海、转机去往博鳌亚洲论坛的2小时间隙内，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芬兰的近半GDP增长依赖贸易，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的阴影已经成为经济衰退中实在的威胁。是恪守规则还是自保求生？万哈宁通过本报给出了对前者坚定的回答。

     “自由贸易是我们的原则。我们必须确保在全球贸易中每个人都遵守公平的规则，我们不会接受某些国家对本国企业进行各种不合理的补贴和资助。”他倡议，未来世贸组织(WTO)应发挥更大作用。

     在访问过程中，万哈宁总是很严肃地聆听问题，在思考片刻后缓慢地给予回答，在需要强调的观点上，他总是会选用“必须”这样有力的词语——透出“sisu”中的“勇气”和“执着”。

     “银行业的损失和赤字不会自行消失，我们必须清理不良资产。”“企业比政府或者大学更了解市场的需求， 所以政府不能决定所有的科研项目，必须允许市场资金进入。”这两个“必须”是他对北欧经验的最好总结。

     要 知道，作为欧元区唯一的北欧国家，芬兰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也大有标杆意义——上世纪90年代，芬兰、瑞典、挪威三国的银行体系均经历过与本次危机类似的危 局，北欧国家迅速出手，通过国有化、政府购买不良资产等手段为金融机构纾困；而芬兰更是大刀阔斧地在科研创新中引入市场的力量，打破产学分家的旧局面，以 高新技术作为复苏经济的重要手段，一举使本国跻身于世界竞争力最强国之列。

     再过数日，美国财政部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即将揭晓，而这恰是美联储的战略家们从“北欧经验”中学到的一招。

     而芬兰政府对于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对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中的尊重，对当下中国的经济转型、吸引民间力量复苏经济也别有借鉴意义。

     “如果诺基亚陷入危机，芬兰政府会怎么办？”记者问。

     “诺基亚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研发资金，但是他们自身也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以研发，提高产品竞争力。”万哈宁回答依旧坚定。

     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

     《21世纪》：今年芬兰经济也将出现自1993年以来首次萎缩，芬兰经济在这场危机中主要遭受哪些影响？

     万哈宁：芬兰经济萎缩主要来自全球经济的下滑。对外贸易在芬兰GDP比重达40%到45%。由于经济与贸易息息相关，所以这次全球危机对芬兰经济的影响很大，我们预计今年芬兰GDP增长可能将下降5%，也许更多。

     在 上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中，北欧三国挪威、芬兰、瑞典的经济陆续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在1991年芬兰的GDP下滑7.1%，1992年经济下行的局面依 旧持续。虽然如此，比起当前的全球危机，当时的局面还是更容易治理。因为除了北欧三国外，其他国家还是正常地运作。所以国际贸易起到了帮助复苏我们的国内 经济的作用。但是当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受危机影响，这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需求萎缩。

     而芬兰的银行系统十分稳固，我们的银行已经在15年前上了重要的一课，芬兰政府对银行业有力的监管帮助了银行业成功应对了这次的危机。
 

     《21世纪》：上星期我在采访世界银行一位高级经济学家的时候，他也告诉我根据世界银行的预计，2009年全球贸易总额将下降6%。

     万哈宁：如果全球贸易总额下降6%，那么芬兰的贸易额将下挫15%到17%，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芬兰经济与贸易的关系更紧密。

     你 此前介绍了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表述的观点：自由贸易将是各国应对危机的最佳手段。对于芬兰也是这样，自由贸易是我们的原则。我们必须确保在全球贸易中每个 人都遵守公平的规则，这样最好的企业将获得最大的利润。我们不会接受某些国家对本国企业进行各种不合理的补贴和资助。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世贸组织 (WTO)的重要性便更加突出。

     建立新的全球金融架构

     《21世纪》：芬兰在应对上世纪90年代北欧银行危机中获得了哪些经验？这对当下解决危机有哪些启示？

     万 哈宁：现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主要在银行系统，和上次北欧危机非常相似。当时芬兰处理银行危机的政策是，对于部分状态良好的资产，只需要给予资产重组 措施便足够了；但对于不良资产，国家必须介入，甚至通过国有化组建“坏银行”，剥离那些有毒资产；银行的健康资产则在市场上出售。

     我相信，受本次危机影响的多数国家在试图复苏经济之前，都需要对银行系统实施类似的政策，银行业的损失和赤字不会自行消失，我们必须清理不良资产。之后，才可能重启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

     另一个问题是，金融行业透明度不足，使我们并不能确定不良资产的真实规模。这场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必须建立新的全球金融架构(financial architecture)，提高金融行业的透明度，加强监管，确保每一个“玩家”都遵守共同规则。

《21世纪》：你觉得各国目前解决危机的措施吸取了上面的经验么？拿华尔街来说，美国政府出台的各种措施是否有效？

     万哈宁：这很难评价，芬兰之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本地银行方面，所以政府更容易处理那些不良资产，也更容易用纳税人的钱来解决银行业的损失。但现在美国的主要银行都是全球性银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利用税收弥补银行资产损失将遭受更大的阻力。

     虽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我相信基本的处理方针是一样的。我非常欣喜地看到，美国政府最近采取了对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大银行的“压力测试”政策，这是第一步，之后，政府将对银行不良资产的规模有正确的了解，并根据测试结果，制订治理不良资产的方案。

     此外，我认为欧盟必须尽快建立起跨境监管机构，芬兰政府支持这一观点。一国的国内监管系统显然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的是和各国监管机构协调合作的银行监管体系。

     发展绿色能源的最好时机

     《21世纪》：我们也观察到，上次危机也直接推动了芬兰经济向服务业、高新科技产业转型，以诺基亚为代表的“芬兰制造”便是典型。目前中国也在推动经济向这些方向转型。芬兰政府在促进转型中扮演了哪些角色？

     万哈宁：芬兰在上世纪90年代选择大力发展科研、特别是通信技术产业恰逢其时，芬兰政府在这些投资中受益匪浅。

     在出台政策促进科研时，我们的基本理论是大学应该和企业密切合作。事实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芬兰建立起产学合作机制。而在过去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学或者大学研究部门过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企业分离在外。
 

     政府大约支出GDP的1%用于研发，企业的支出则更多。在芬兰总共用于科研的经费中，1/3来自于政府，而其余的2/3则来自企业。政府不能决定所有的科研项目，必须允许市场资金进入，因为企业比政府或者大学更了解市场的需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1世纪》：本次危机中，芬兰又再次选择发展绿色能源作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为什么以此为切入口？这个选择会再现上一个十年通信产业的辉煌么？

     万哈宁：芬兰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表现了我们对绿色能源的关注。我相信，绿色能源的发展前景将和之前的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相似。考虑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我相信，现在是各国研发、投资绿色能源技术的最好时机。

     危机之后的几年里，我们将目睹绿色能源的迅猛发展。我希望全世界各国都积极参与进来，大力发展如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及节能等绿色技术。

     《21世纪》：的确，前景很美妙，但发展中国家目前未必承担得起相关投入，也很担心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可能会是年底哥本哈根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对减排协议的最大顾虑。

     万哈宁：但是我们更大的顾虑应该是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应该担负起首要责任，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合适的责任。我们应该找到不依赖能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多地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

     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将是近十年来最为重要的一场国际会议。我在之后的北京之行中也将和中国领导人讨论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