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仁伟

首发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来源：盘古智库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思潮汹涌。面对国际上不同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国内不同阶层、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反思曾经受到热烈追捧的全球化浪潮，质疑全球化的声音和力量愈来愈强。尤其是2016年以来英国的脱欧公投、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等，被视为反全球化力量的集中展示。

全球化进程受挫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否预示着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已经进入衰退期，或者世界进入了去全球化的通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前全球化遭遇挫折，或者说全球化面临着哪些内在矛盾与困境？全球化是否具有正当性或原罪？面对全球化受挫，尤其是美国等大国的保守主义政策，中国该如何应对？在继续推进全球化还是去全球化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什么？这些都是亟需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为全面深入研讨近年来全球化遭遇的新情况、新趋势，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于2016年底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全球化受挫与人类巴比塔重建”研讨会。

本文系会议此次会议研讨成果之一。

真正的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在此前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还不是全球范围的流动，都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体系。1980年代以后，出现以下新的全球化特征：

其一，全球化始于美元全球化。1944年建立的布雷登森林体系是金本位下的美元，不能无限发行，受到黄金储备限制。一直到196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才有可能无限发行美元。1980年代以后，石油、美元加上“广场协议”，这些要素巩固了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这是全球化真正的开始。如果没有全球通用货币，就没有全球贸易和投资；有了全球范围的货币，才有真正的经济全球化。

其二，非市场经济国家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这两个国家根本性市场体制的改变，也没有全球化。在此之前世界市场一直是西方市场，非西方国家大部分没有进入西方市场。1990年代以后才有了真正的全球市场。苏联解体不仅是东欧和前苏联的几十个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大批过去跟随苏联集团的发展中国家也进入了世界市场。印度在1980年以前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市场才完整形成。

其三，互联网的出现把全球真正连成一体，巨量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流动。有了互联网，才有全球同步的金融市场，没有时区限制。海洋航路、空中航线、跨洲铁路公路都不能与之相比。以往需要几十个小时甚至是几个月才能到达的财富转移和信息传播，现在一秒钟之内可以到达全世界任何地点。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这个全球化。非全球化、逆全球化等现象也是由网络产生的，甚至特朗普现象也是网络产物。所以，没有网络化，就没有真正的全球化。

其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新配置。跨国公司转变为全球公司，按照比较优势在全球投资布局，其中制造业从发达经济转向发展中经济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向发达经济体投资和产业转移，由此出现双向的资金流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带来世界范围的利益重构和权力转移。

其五，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系列全球性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俄罗斯、拉美金融危机）、2001年“9·11”恐怖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全球范围的各种危机。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大范围负面影响开始出现，危机覆盖各个不同领域，包括大范围的经济和安全危机。过去在某个局部地区和单个领域形成的危机，现在迅速、交叉影响全球。

其六，全球治理开始全覆盖、机制化。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出现历史性的跨越。全球治理从原来G7为主体的西方经济协调机制，到2008年以后转变为G20，这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的经济协调机制。从西方治理到G20是一个飞跃，20个国家占全世界经济80%以上。全球经济治理开始走向各个领域治理，如气候治理。以往各个阶段上的国际治理都没有这么广泛覆盖，尽管现在效果不是很大，但是可以称为全球治理的起点阶段。

由于上述六大要素在最近20年左右时间里同时出现并相互作用，才有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这六大要素目前还在继续发展，还是雏形状态，远远没有终结和完善，还在酝酿和变化当中。所以全球化还在发展中，全球化体系还在形成中，因此全球化远远没有终结，还要有很长时间的进行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我们的官方语言真正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不到十年时间，用“全球治理”概念的时间不到五年，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越来越关注全球治理。我们对世界趋势的战略判断是“三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这三化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是改变未来世界的主要潮流。与此同时，西方对全球化内涵也有“三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价值观普世化。这三者是1990年代以来西方定义的全球化内涵。可见，对全球化内涵存在着中国和西方的两种界定或者说是两种内涵，存在着西方的全球化和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全球化。全球化的不同定义，意味着不同选择、不同方向。两种全球化的争论刚刚开始，谁占上风还没有定论。未来可能是这两个趋势的融合，也可能是两个趋势的冲突。

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另外一个潮流即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也在出现。当前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特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范围的财富流动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更不均衡，各个国家之间贫富更加悬殊。全世界范围的资本集合和全世界范围的被剥夺方集合，形成新的两极。以往只是把发展中国家、穷国、殖民地看作是全球化的被剥夺利益方即“输者”，现在是发达国家内部也有部分利益被全球资本剥夺，也有全球化的“输者”。现在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财富对抗，而是全球资本同全球社会的对抗，由此导致全球民粹主义、全球草根政治与全球精英阶层的对抗。这是全球化进程中新的重要现象，许多新的问题都跟它有关。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要在全世界实现，一国不能实现，这是很大的证明。这样一种现象、一种潮流还会发展很长时期，矛盾冲突将如何展开以及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现在都难以想象。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变形，是与原来经典意义的全球化相对抗的负面全球化。

第二，全球治理遇到深刻的制度障碍，最关键的是对全球财富分配无法做出制度安排，目前不可能用超国家力量来处理超国家的财富分配。国家就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对跨国财富进行管理，而全球治理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分配进行控制，防止全球贫富悬殊造成全球范围内对抗。现在全球治理的公共品短缺，需要建立托宾税制，以此调节全球财富。但是托宾税很难建立，全球治理出现制度瓶颈，无法管理全球财富。这是全球化负面要素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全球化推动文化、信息、人员的跨国流动，对民族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已经形成几百年了，当前大量非基督教移民进入欧洲，世界范围的遥远文化冲突变成一个国家内甚至社区内的文化冲突，进而转化为社会冲突，转化为恐怖主义。此类文化、种族冲突在美国也发生。远距离文明冲突变成近距离社会冲突，全球宏观的文明圈变成了微观的社会矛盾。原来一直生活在单纯民族、种族、文化区域内的人，要反抗外来的文化入侵。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和美国迅速上升，与这个现象有内在联系。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逆向运动，某种程度上是破坏因素，也是全球财富流动的必然产物。

第四，全球网络造成草根阶层大规模卷入高层政治，出现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浪潮。由于全球范围的新媒体、大数据、云计算出现，民粹主义比以往更可能挑战长期以来既定的规则和制度。西方政客为了获得选票而向草根靠拢，所谓“建制派”政客纷纷失败。一旦改变原来的国际体系和规则，世界就会大乱。西方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是传统的选票民主，还是新的网络民主？通过网络政治，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两党政治，一个人可以挑战全球政治，这就是阿桑奇、斯诺登、特朗普现象。这是一种新的逆全球化力量，民粹主义通过网络打乱秩序。

用这个观点来看全球化的变化，也就比较正常了，并非不可思议。特别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自认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英美两国成了逆全球化的领头羊。现在美国、英国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全球化负面潮流似乎超出全球化正面潮流。

可见，全球化的两面性凸显了。我们本来所声称的全球化是建设性的，促进发展的，促进稳定的，促进和平的，这是理想主义的全球化。现在破坏性的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正面全球化和负面全球化是同时存在的，是全球化的一个整体的两股力量。任何事物必然是正反两个方面，如果只有正面全球化，就不成为全球化，不符合客观规律。

这两种力量并存的情况下，全球化就不可能是一种不加选择的全面全球化，只能是有所选择的全球化。各个国家的竞争力、要素、文化、国情不一样，各国只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球化。但是，某个国家认为有利的正面全球化，在另一个国家看来可能是不利的负面全球化。例如，中国要推进贸易自由化，但是美国却要鼓吹“公平贸易”即贸易保护主义；西方国家鼓吹信息自由流动，我们则要确保国家信息安全。

面对全球化的两重性，各国选择的差异性、复杂性扩大了。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潮流都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处于起步阶段，都没有充分完整表现的情况下，在全球治理薄弱的情况下，各国进行有选择的开放，由此而来产生有选择的冲突、有选择的合作。我们将面临一个很长时期的合作与冲突并存，甚至是冲突大于合作的全球化时期。有些国家在没有新办法的情况下回到老办法，特朗普就是回到孤立主义、排外主义、保守主义、保护主义等老办法。他现在是不守规矩、不可预测、不透明决策的典型。当美国成了规则破坏者，成了麻烦制造者，其软实力损害是不可弥补的。我们就要堂堂正正地变成规则建设者、世界治理者。这就是中国的新的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