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商务部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20个“一带一路”国家建设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占在建合作区总数的72.72%，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然而，当前海外园区面临政治环境、政策法律、招商融资等各方面的考验，成功的比例并不高，一些园区甚至建成后一直闲置荒废。

为形成合力、破解共性问题，“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园区联盟在天津“一带一路”中国境外合作区高峰论坛上成立，该联盟由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发起，创始成员包括“一带一路”沿线的十六个境外合作区。

“联盟的成立有利于将境外合作园区的资源进行优化和整合，更好地服务境外合作园区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冼国明在上述论坛上表示。来自国内外政界、学界和企业界的与会代表探讨了境外经贸合作区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分享了合作区开发建设实践中的经验。

“这些年来，综合开发研究院派出几十支专家队伍到世界各地帮助各国规划经济特区，这是因为有实实在在的需求。”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在论坛上称，“中国模式究竟包含怎样的内容，如何把中国这一套模式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进行有效转变，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曲建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是在新建的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和新经济区里。当年“中国方案”的聪明之处在于“以点带线、以线带面”非平衡型发展，在“点”上发展经济特区，而非铺天盖地投资基建，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

他强调，今天中企“走出去”是沿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路径，从产业的选择上来看，从能源开采、矿产业开采向制造业转移，从“获取资源型”向“配置要素型”转变。中国的制造业要更好地走出去，就需要相关企业、政府指导部门和中国智库联手制定一个完整的对外投资战略安排。

如何提高企业在境外开发园区的成功率？据曲建介绍，在“中国模式”中，园区成功的经验核心是“123体系”。

“1”指制定一部“特区法”。“如果没有‘特区法’的保证，对外投资的企业要慎之又慎，不要相信双方签订的协议，因为东道国的执政党经常更迭，变化之后协议往往出现一系列的废止、调整，法律是唯一能够保护企业利益的手段。但制定法律涉及到主权问题，需要中国智库领域专业人士介入，以顾问的方式提出设立‘经济特区法’的相关建议。”他解释称。

“2”指两个规划，即必须明确所建经济特区的“产业规划”和“空间规划”。

“3”指三个方案。“第一个是商业模式方案，必须明确盈利模式到底是什么：很多企业之所以吃亏就在于，以为中国土地盈利模式是普天下皆准的方案，想当然地将中国的土地管理模式引入到非洲、亚洲其他地区甚至欧洲；第二个是融资方案不能断，经济特区、产业园区必须立足于全生命周期30年，如果只考虑三五年则一定以失败而告终；第三个是必须制定好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方案。” 曲建说。

“我这两年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看看当地的开发区、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建设，问题还是不少，一些园区没有做好规划，不知道应该吸引怎样的产业进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张文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

张文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企业在设计、建设境外园区时关键是要与东道国的对外合作、经济开发战略相吻合，特别是本国经济走廊的布局和规划。

“企业一定要‘吃透’所在国的政策法规，还要看该国与周边国家的自贸、投资安排，这样园区生产的产品不仅可以面向本地市场，还能够辐射周边市场。”他说，“一些国家政府能力比较弱，园区开发企业可以帮助和推动其制定好的政策、法规，反过来对园区的建设和运营也有好处。”

融资难目前仍是困扰园区发展的一个巨大瓶颈。华信中俄农业产业合作区的投资方东宁华信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园区管理部总经理胡麒在分论坛上提到，长期以来，尽管公司在境外园区建设中拓展了多方位的融资渠道并进行了大量的农业储备，但政策和金融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

胡麒指出，在俄罗斯从事种植的农业企业大多小而散，在“各自为政”的种植环境下，配套的水利、农田基础建设也十分落后，因此投资需要巨大的资金量。“从自有资金来看就存在很大的风险，关键是不能可持续投资。俄罗斯的现代农业贷款利率是17%，贷款成本非常高；俄罗斯的汇率不稳定，资金的保值受限。”

此外，资产评估、保险机制也造成融资困难。“我们在境外尝试了很多次，希望引入中国保险机构进入俄罗斯农业。中国保险机构认为无法对资产作出正确的应变，俄罗斯保险机构则会提出相应的制约条件，非常苛刻。”他说。

商务部资料显示，华信中俄（滨海边疆区）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区是我国第一个境外国家级农业产业园区，该项目是2010年3月20日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期间签约的中俄地方合作十个重点项目之一，2015年被列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优先推进项目清单。

尽管合作区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与认可，但胡麒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国家政策方面还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俄罗斯地区有自己的农业支持政策，与园区农业政策路径不同，俄罗斯的发展区政策必须合约进入才能享受，两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沟通来达成共识。”

被称为“非洲最大自贸区”的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融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丝路国际银行的成立为吉布提国际自由贸易区的融资提供了重要抓手。“未来我们会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依托港口和自贸区部署更多的丝路国际银行，比如在多哥、白俄罗斯、斯里兰卡、老挝、立陶宛等国设立丝路国际银行，形成一个链条，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丝路亿商副总裁陈春莹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他还透露，公司考虑建立产业发展基金，目前主要服务于在吉布提、多哥等国的产业园和中资企业等，“我们的融资模式是发行基金，委托丝路国际银行进行管理，用于建设海外园区和该国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如公路、港口、金融中心等。”

针对企业面临的政策、融资等困境，中非泰达提出了“园区+”的概念，通过园区+政策、金融、产业等进行资源整合。

中非泰达执行总经理魏建青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解释道，“园区+政策”是指中国可以和驻在国政府针对经贸合作区建立磋商机制，给予政策引导；“园区+金融”是指将银行、基金等吸纳到园区平台上来提供金融支持；“园区+产业”是指园区可以和很多产业联盟合作，进行“集群式招商”。

“企业海外投资有风险、困难大，‘园区+’的模式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生态圈，使企业的招商、盈利等问题迎刃而解。”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