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财经

3月16日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当日央行宣布上调逆回购、SLF、MLF利率。今年年初央行已全线上调逆回购、SLF、MLF利率。央行行长周小川币谈货币政策提到，在稳健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背景下，未来会是否会跟进“加息”？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到底是不是一个关口？未来外商投资环境会不会“宽进严出”？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凤凰财经在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专访了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樊纲。

记者：今年年初央行宣布上调公开市场工具利率，3月16日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当日央行再次宣布上调逆回购、SLF、MLF利率。你怎么看近期央行这些动作？

樊纲：我们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第一、美联储加息而且加息可能不只这一次，接着可能得有两三次加息。总体来讲，确实美国经济在复苏，全球经济基本稳定下来了，所以基本的趋势是全球的货币政策都趋紧，要改变过去过度宽松的情况，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过去几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尽管这次加息的影响早就消化掉了，但是后期的一些变化还是值得预期的，这是第一个大背景。

第二、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货币是世界货币的一部分，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全世界共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市场上的变量之间是有关系的，一个变量发生变化会影响其它变量，整个均衡会发生变化。所以，全世界如果都趋紧，中国还是原来的政策或位置，那它在全球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宏观政策变化对我们宏观经济政策也会有影响。

有时候一个国家政策变化不是这个国家的变动原因而是其他国家发生了变化而其引起的。比如汇率，人民币贬值问题，其实不是人民币贬值了而是美元升值了，因为欧镑贬值了，美元升值了，我们跟它的均衡点就发生变化，我们可能自己的因素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跟其它国家的均衡点发生了变化。

第三、中国经济在逐步稳定，是不是真的触底了，是不是不会再低了不一定，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到了L型底部徘徊的过程。之前五六年逐步下滑，现在到了徘徊，徘徊它意味着逐步趋于稳定。那么，稳定时和下滑时的政策应该不一样。我们讲趋于中性，原来也逐步趋于中性，不在扩张，但也不是紧缩，趋于稳定其实就是中性的政策。同样的中性，但因为世界的均衡点发生了变化，世界的均衡环境之间发生了变化，它对应的均衡点所要求的汇率、利率、准备金率等也都会发生影响。它不一定是要从紧，实际上，本来环境宽松了就要相对进行调整。需要强调以下，我说的中国货币政策不指代具体行为，因为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也不一定。但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根据全世界的货币政策变化。

我们也要进行适当调整，永远不变的僵化的政策是最坏的政策，要根据情况不断调整政策相对比较好。僵化的政策最后一定是大动作，僵到僵不动了最后就变成一个震动，或者是跳崖式的或者剧烈震荡，这些是最不好的，小幅调整不断调整，不断的保持均衡这是比较好的政策。变量包括政策变量，关键就要动起来要变起来，否则就会出现大的不均衡，这是最坏的结果。我不去评论具体现在的有些政策，但是我们要理解政策，真正去很好解读它。

一些市场上评论家包括媒体有时候解读一个政策变化其实是不对的，比如这次利率不说以前怎么样，我们以前的很多政策是基于当时有那么大的外汇储备，每年增长了好几百亿好几千亿，那时候就争论准备金率要高一点、利率要高一点等。现在情况变了，外汇储备减少了，这时候是一些政策就要调整了，这个调整不是宽松，而是要保持中性，要保持别让货币太少了。为了不使货币减少，保持中性政策而不是宽松政策、刺激政策。所以要正确解读各种政策，我也不讲具体的，现在为什么这样，但要理解这些政策变化。

记者：央行行长周小川币政策在稳健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一些。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背景下，未来会是否会跟进“加息”？

樊纲：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之所以不讲具体的是我不知道国际背景会怎么变。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我们自己的经济也在发生变化，根据这种变化需要做哪些调整，各国货币各国利率都涨了，你怎么办？你的均衡点、均衡关系发生变化了，你说怎么办，所以都是可能的。至于中国什么时候加息？那我也不知道，也没法确定。

记者：这会加剧实体经济“融资贵、融资难”的情况吗？

樊纲：此前宽松、利率低的时候，企业就不融资难不融资贵了吗？一样是融资难融资贵，为什么这时候经济稳定下来了，反倒它的融资环境发生变化了，条件、情况发生变化了？融资难融资贵不是因为利率高还是利率低，而是因为企业自身原来的债务、过剩产能没有清理。现在过剩产能清理了，债务就解决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解决了。以前不是因为利率高低的问题，而是因为你本都没法还的问题。

经济环境的问题，不在于利率高或者低，而且那时候经济增长很低，它收益率也很低，收益率也很低，利率再低它也借不到款。凭什么给贷款，你连定单都没有，那就叫流动性陷阱。现在经济情况好了有投资条件了，所以利率就要根据其它市场情况变化调整。

记者：2月份的外汇储备数据也有些出乎意料，自2016年6月来首次上升，扭转此前连续7个月的下跌趋势。有许多称“3万亿美元”为关口，您怎么看？您认为外汇储备在什么水平比较合适？“保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保外储”，您的态度更倾向于什么？

樊纲：是什么关口？好不容易到三万亿了，以前四万亿不都说多吗，到三万亿又觉得好像收不住了。第一、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外汇储备，减少一点反倒是正常的。第二、过去外汇储备三万亿里有多少是热钱，投机的钱进来的？前些年我们都是想办法阻挡外汇流入、资本流入。这些钱早走了早好，这些钱是造成资产泡沫的钱，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钱，它来投机、赌博的。所以，这些钱越少越好，把这些泡沫挤掉了，把这些钱提走了，中国经济金融风险反倒小一点。第三、中国的货币越灵活、汇率越灵活越不需要那么多外汇储备，储备多了更没好处。

记者：那您觉得什么水平合适？

樊纲：没有什么合适的水平。以前落后国家要有点外汇储备，是因为人家不相信你的货币，你的货币不是硬通货，得换点通货在手里拿着作为抵押品，作为信用担保。再加上前面分析的以及大家分析的因素，加上人民币现在是国际货币SDR一部分了，我们的货币受信任成为国际货币的组成部分了，你需要的外汇储备就更少。以前说比如需要八千万才能满足我们日常交易的担保的职能。现在我们更不需要甚至连八千万可能不需要。所以市场上讨论的一些问题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过去的我们那么多外汇储备金、汇率不流转不灵活，现在我们的汇率灵活了就更不需要流转了。

记者：您觉得相对外汇储备，国际化更重要，是吗？

樊纲：国际化和正常的国际收支更重要、汇率的灵活性更重要，至于外汇储备多少，不是那么重要。过去因为汇率太不灵活了，长期盯住美元，结果导致了那么多外汇储备。现在我们外汇、汇率及时进行调整了、外汇储备减少、国际收支的情况发生变化都非常正常。世界上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个人都是面对着天天变来变去的汇率，我们为什么非要一个固定汇率，为什么非要那么多外汇储备？真正该想的是怎么在汇率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来规避风险，来做一些对冲，比如金融机构提供一些产品来帮助企业对冲外汇波动。想想欧元现在什么状况，想想日元什么状况，想想英镑什么状况，外汇波动既频繁幅度又很大，美元一天到晚也在升值贬值，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利率相对浮动、外汇储备相对比较少的时代。其实也不少，三万亿也还是一个大包袱。老说人家挣钱挣多少，我们挣钱挣多么少，我们投的外汇储备是必须投在收益最低的政府债券上，现在变成了私人的储备，我们现在也不要那么多了，因为效率在提高了。相反来讲，我觉得这说明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的体制在进步。

记者：您刚刚说可能很多热钱进来。目前呢，情况有些相反。近期“外资撤离潮”的讨论非得多，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樊纲：究竟有多少撤离现在也说不清楚，有些该走的自然就走了。中国的经济也得发生转型了，竞争关系也发生变化了。有些过去做劳动密集型，觉得中国成本优势不在了，走了这很正常，中国企业还要走出去。其实很多高科技，很多想在中国市场上发展的一些企业反倒还在进入吧，中国刚刚进入消费阶段。中端高端的企业不一定出去，不要老看着低端一些公司出去。留在中国的企业更多做中端高端产业，向中端提升的企业还是很多的，少数低端的企业出去也很正常。而且全球化了，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了。所以，不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然了，我们真正要思考的问题是投资环境问题，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环境，是不是其它的投资成本会比较低一点。特朗普要把企业税降到15%，相对竞争力、对对企业的吸引力就会加大，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应该真正思考的问题。至于有哪些企业走出去，企业出去什么情况很复杂的，各个原因很复杂，我们不好轻易去做评判。

关键投资环境、政策是不是鼓励公平进入、市场的公平竞争，投资成本是不是低，税率怎么样，确实需要思考这些东西，这些问题弄不好不仅是有些企业出去了，中国整体竞争力未来都会受到影响。

记者：近期关于“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问题引起了热议，市场也有些猜测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也有揣测说“一行三会”监管模式不变，而是更强调提升监管协调机制。您怎么看？

樊纲：现在金融业确实是都混业经营，我们的监管还是分业的，最近在强调监管协调机制。当然协调机制就是改革，就是一种改革，但是无论如何还得加快各方面的混业监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