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中新发起的贸易裁决不能算到特朗普头上

问：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对中国做了多个贸易裁决，这是在准备掀起贸易战吗？您的判断是什么？

梅新育：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澄清以下两点：第一，贸易战指的是有来有往的，规模较大的贸易争端，当前还没有达到；第二，美国对华贸易争端压力有上升之势。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全年美国对华合计发起贸易救济调查20起，比上年猛增81.1%，涉案金额37亿美元，同比增长131%。日前美国商务部就对华不锈钢板材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终裁的税率之高，更堪称“变态”。

但问题是，这些争端都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发起的。每项贸易争端从发起到裁决通常要一两年，能够算到特朗普政府头上的对华贸易争端还需要过段时间才能出现。

特朗普对全球化的认识比一般政客更深入

问：特朗普刚刚上台，就迫不及待地退出了TPP，这个本来被认为是用来牵制中国的组织不敌特朗普反对全球化的决心，加上欧盟目前面临的困境，全球化真的走到尽头了吗？特朗普为什么如此坚定地反对全球化？您如何看待特朗普身上的反全球化标签？

梅新育：我不认为TPP能够作为全球化的代表性组织，这个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却把第一贸易大国中国排斥在外，这只能说明，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而是带有政治意图的。

主要还是想要针对中国，但是他们的策略并不是通过增强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实力来与中国竞争，而是企图通过给予力图赶超中国的后发竞争对手更好市场准入条件而削弱中国，好比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宣布“中立”一样，对中国的后发竞争对手有利，但对美国自己长期实力未必有利。所以，特朗普的退出并不能算是全球化的倒退。

特朗普并不反全球化，只是认为原来反全球化的模式美国受益不多，而且以前的全球化模式对美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来说并不可持续，再有，在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带给美国的利益在国内的分配并不均衡，上层社会从事虚拟经济的部门和底层社会受益很大，但真正承担了大多数税负的中产阶级和实体经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使得美国传统主体民族白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再有，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的生意遍布全世界好多国家，他比单纯的政客对全球化的切身体会更加真切。

特朗普只是想对当下全球化模式做调整，并不能与反全球化混为一谈。

电子产品和汽车产业或将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第二个“钢铁行业”

问：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屡次提到中国正在抢走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而重振制造业也是特朗普新政的重要一环，市场普遍担心的是，特别是在特朗普想要重振的行业中，可能中美之间的摩擦会加大，您怎么看？

梅新育：我个人估计，特朗普上台之后今年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不会少，很可能会继续增加。

中国已经连续二三十年是全世界最大的反倾销目标国，中国就是在对华贸易摩擦的进程中成长为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有丰富的应对经验，贸易摩擦吓不倒我们，而且美国能够对我们发起的贸易争端压力也是有限的。

首先，以去年37亿美元的涉案金额看，其在中美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并不高，以钢铁为例，现在我国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仅90多万吨，但中国每年所有出口钢铁总量有1亿多吨，对美出口所占的比例很小，对整体的出口影响不大。

况且，处理这样的贸易争端案件时间旷日持久，对我们产业的影响形成缓冲。再加上过度的贸易保护并不利于形成良性的竞争业态，对美国国内产业发展也有不利之处。

其次，以中国经济当前的体量和“江湖地位”，如果发生无可挽回的国际性、世界性经济贸易下滑，我们不必徒劳地追求将本国增长率与历史数据纵向比较。只要能保证增长实绩与别国——特别是主要竞争对手横向比较好，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就会上升、所占份额就会扩大，就仍然有利于我们“防范被赶超”。甚至，只要稳得住阵脚，多来一两场全球经济危机反而有助淘汰一些竞争对手。

试想，如果没有索罗斯在1997年挑起东亚金融危机，中国怎可能那么快在东亚新兴经济体中脱颖而出？次贷危机同样显著提升了中国经济贸易在全世界的份额：2007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10.8%、新兴市场的24.8%，货物服务出口占世界7.8%、新兴市场的23.2%；到2015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17.3%、新兴市场的30.0%，货物服务出口占全世界11.6%、新兴市场的31.7%。

所以说，在贸易层面，肯定首先是要争取中美双赢，若两败俱伤，把全球贸易拖下水，目标是我方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份额、地位仍然相对上升。打麻将自己糊不了，也要让别人糊不成。把这话说透，让对方死了用贸易战讹诈中国这条心。

问：您认为可能会增加的贸易争端会在哪些行业？

梅新育：电子、汽车产品等行业概率最大。因为这些行业规模较大，而且也被双方重视。

特朗普政策主张的本质是一个帝国在过度扩张后的主动收缩

问：从中美之间的出口依存度看，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度更大，如果说贸易摩擦增加，虽然说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地位不会下降，但受到的伤害是否会比美国更大呢？

梅新育：单单从出口依存度看，中国对美国依存度确实是高，但是美国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也很大，没有大量廉价的“中国制造”，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不会是现在的水平，美国大多数国民目前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没有大量的中国资金去购买美国债券，美国金融市场的运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平稳，所以中美这种经贸关系是一个包罗万象，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事物，不能只看出口依存度来判断。

问：面对这样一个特朗普时代，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

梅新育：从政府方面来说，要探索的是如何“捋”好特朗普政府的毛，在积极防备的同时，也要积极把握特朗普时代的新机会。

特朗普政策主张的本质是一个帝国在过度扩张后、以固本培元为目的的主动收缩，他是在以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术开展战略性退缩。也正因为他的根本目标是重振美国实体经济，夯实美国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上台给中国经贸带来的不仅仅是争端风险上升的不确定性，更有广大的潜在商业空间。

倘若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能够切实降低美国国民储蓄的赤字，那就意味着中国产业能够获得一个更可持续的巨大外部市场，也意味着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性改善。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办法是寻求以合理条件与美国达成一系列经贸协定，中美两国同步开展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实现两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步增强的双赢，也为整个世界经济创造更稳定、更乐观的基调。比如特朗普极力推动的基建，对中国的设备制造和材料企业都是机会。此外，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出口的天然气和石油或将迎来大发展的机会。

毕竟，在中美贸易中，双赢的成分在80%左右，剩下的那部分可能在有一些利益分配的摩擦，但整体仍是双赢，扩大互利的一面，控制摩擦的一面，这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