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荇，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来源：上海证券报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各地区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分化。由于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要素禀赋不同，这种分化态势还将延续。如何看待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大型商业银行如何调整其区域发展战略、配置相应资源，实现商业银行区域发展与所在地区的良性互动，是很现实、很有挑战性的问题。——题记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传统动力弱化而新动力生成的调整期。在外需疲软、内需缓升、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到了结构调整，也是区域新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

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是商业银行在盈利增长进入阶段性平台时期挖掘新的增长来源的重要手段。区域发展战略关系到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根本战略利益，深入挖掘区域增长潜力、分享发展红利，确保抢先占据转型创新制高点，已成为商业银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

根据区域经济理论，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表现为“倒U曲线”，区域差距往往先扩大、后缩小。但近年来国内外经验表明，区域差距变化还有可能呈现“双倒U”曲线，即区域差距在经历先扩大、后缩小后，还可能再扩大。从我国的情况看，2010年以来，由于一些地区经济转型滞后，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之后重现扩大态势。也就是说，某些地区正在出现“双倒U”曲线。

1．经济结构调整在压力中前进，区域矛盾和短板突出

（1）地区服务业发展不平衡。2015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0.2%，比第二产业高出9.3个百分点，服务业主导型经济格局基本确立。

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向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转化。2015年，北京、上海两市服务业比重分别达到79.7%和67.8%。天津、广东两省市也超过50%。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已经跨越工业化中期阶段，西部地区在总体上也已经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多数省份服务业比重仍然偏低。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资源型省份由于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增长放缓，导致服务业比重明显提升。其中，山西、黑龙江、甘肃、辽宁、四川、青海等省份提升幅度最大，2015年分别达到了53.2%、50.7%、49.2%、46.2%、43.7%和41.4%，较2014年分别提高了8.7、4.9、5.2、4.4、5.0和4.4个百分点。

（2）区域间基础设施资源分布不均衡，但中西部改善进程明显加快。交通基础设施方面，2015年，全国公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47.7公里，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省区公路网密度远低于其他地区，不足20公里；全国铁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1.26公里，甘肃、四川、云南、新疆、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不足1公里。但与2014年相比，重庆、湖北、安徽和贵州等中西部省份公路网密度大幅提升。尤其是重庆市公路网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170.8公里，超过山东省位列全国首位；安徽省铁路网密度增加了0.45公里，远高于全国0.10公里的平均增幅。

通信水平方面，中西部与东部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东部一线城市互联网经济发达、新业态不断涌现。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超过70%。福建、浙江、天津、辽宁等省市也普遍超过60%。甘肃、江西、贵州和云南等中西部省份互联网普及率偏低，仅为北京市的一半左右。但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强劲。与2014年相比，2015年新疆、青海、内蒙古、西藏和江西等五省区互联网普及率分别提高4.6、4.5、4.6、5.2和4.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的平均增幅。

（3）地方财政困难增多，地区分化问题进一步凸显。在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下，多数地区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与2014年相比，2015年全国有29个省区市的财政赤字率明显提升。西藏、青海、甘肃、新疆、黑龙江、山西等省区上升幅度最大，较2014年分别提高6.0、4.0、5.3、4.6、4.7和4.0个百分点。

由于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占比较高，在产能过剩、资源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背景下，中西部省份财政赤字水平普遍高于东部地区。2015年，西藏、青海、甘肃三省区财政赤字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分别为121.2%、51.6%和32.6%。新疆、宁夏、贵州、云南等地区超过20%，分别为26.5%、26.3%、23.2%和21.3%。

东部发达省份在金融、房地产、高端制造业、商务租赁、科技研发等领域优势明显，战略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税收增长较快，财政收支平衡压力相对较小。2015年,广东、北京、浙江、山东、天津、上海、江苏等东部省市赤字率普遍低于5%。

（4）区域间科技创新水平差距明显。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科技创新能力上差距明显，在经费投入、人才培养、科研产出方面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现象，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当地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经费投入看，2015年江苏、广东、山东、北京和浙江5个省市的研发投入占到了全国研发投入总量的52.4%。北京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1%，在全国占绝对优势，而中西部有8个省级区域科研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仍未达到1%。从科研产出看，江苏、广东和浙江三省专利总和占全国授权量的45.5%，显示了强大的研发能力。

2．人口空间流向更加多维化，空间分布格局将更加均衡

第一，人口跨区域流动幅度有所放缓。从各大区域板块人口所占比重来看，2010―2015年期间，各大区域板块人口所占比重的变化幅度，与2005―2010年期间的变化相比已明显降低，人口跨区域流动幅度放缓。

第二，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回流，东北地区持续净流出。过去五年间，长三角地区人口所占比重由2005―2010年的上升趋势转为略有下降，而西南地区人口比重由2005―2010年的下降趋势转为上升。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人口比重在近10年期间持续下降，且下降幅度在近几年又有所扩大。东北地区的人口总规模自2014年开始出现了绝对量的净减少。2015年该地区人口总量比2014年减少近30万。

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和空间流动方向随着各地区经济发展态势的改变出现了新的调整，人口开始向中部和西南地区回流。

第三，人口在城市之间的流动随着经济分化开始加速分化，东北、西北部分城市出现人口负增长。2010―2015年期间，我国有240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增加，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四个直辖市是人口规模扩大最为显著的地区，四市增加人口合计超过700万，占城市人口总增量的比重为18.7%。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人口规模增幅也较为显著，如郑州、武汉两地的人口增量都超过了80万，长沙、贵阳等地的人口增量也超过了30万。

但同期，部分城市人口规模出现了绝对量的下降，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地区。其中，东北3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有22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减少，包括沈阳、哈尔滨、长春等省会城市。内蒙古、青海、宁夏等地的部分城市也出现了人口规模的小幅下降。

总体趋势是：经济增长相对稳定的大规模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而经济增长出现较大波动或者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资源型城市人口增长相对缓慢，甚至为负增长。

3．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更趋明显

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是影响人口和经济分布的长期因素。从宏观视野看，人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条件的空间格局大体一致。从中微观层次看，环境承载力与生产力布局存在不匹配现象。

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储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却没有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付出较大环境成本的基础上并未获得发展效率。中西部很多资源占全国95%以上，而中西部GDP比重仅占全国的40%，废水、生活垃圾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却均接近或超过全国的50%；

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聚集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水资源过度开采和空气污染是这种不匹配的突出反映。

4．“三大战略”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传统动力弱化而新动力生成的调整期。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等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到了结构调整，也是区域新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

为破解发展难题，国家近年来先后提出并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拟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将区域改革探索覆盖方方面面，并逐步形成纵横结合的“4+3”发展新格局。

具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将提高我国面向西北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对外开放水平，也有利于加强东、中、西部之间的经济联动性，在基础设施、园区建设、产能转移等领域催生巨大的投融资需求。“长江经济带”现已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横跨我国东中西地区的发展轴线，未来将成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带。“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交通一体化、环保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等重点领域将率先突破，并与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共同成长为我国的三大世界级城市带。

基于资金、人口、技术创新、环境约束等多方面因素，我们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分化可能更加明显。

总体看，东部地区将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速因新动力的复苏而缓慢回升。中西部地区增速将出现分化，贵州、重庆等省市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速将继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也有部分省份在资金、人口、技术的集聚中处于劣势，且缺乏新的增长点，经济转型滞后，增速持续回落。东北地区增速能够企稳，但增速依然处于历史低位。

1．城市群辐射带动效应将更加显现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城镇化布局与形态，加快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城镇化发展建设，优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由19个城市群组成的城市群空间结构正式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形成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纵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布局。

2．次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加速对外开放进程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中国与相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将得到加强，逐步形成若干个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包括中国的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与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东部地区、蒙古；东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包括中国的华南、西南地区与东南亚诸国；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包括中国的西北地区与中亚诸国；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包括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与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中国周边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必将有利于中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格局，加速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3．县（市）经济将成为未来的重要增长点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有战略性区域进入平稳增长期，在区域空间上需要涌现出具有新的竞争优势的增长动力接续者。县（市）作为我国基本的行政单元，是区域网络结构中衔接中心城区与乡村的重要节点，县域经济将成为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自2010年我国县域经济总量在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首次过半以来，持续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2015年底达到56%左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持续提升。其中，地区生产总值超300亿元的县域经济单位有242个，数量最多的省市区是江苏（38个）、山东（38个）、浙江（29个），分别占省内县域数量单位比例达92.68%、54.72%和45.78%。地方财政收入超20亿元的县域经济单位有221个，数量最多的省市区是江苏（41个）、山东（33个）、浙江（30个），分别占省内县域数量单位比例达100%、56.6%和39.76%。未来的战略性区域，将是吸引人口迁移的目的地，而不是人口的净输出地；将是资本汇聚之地，而不是资金外溢之地；将是客流和物流较为集中的枢纽，而不会是土地价值无法充分体现之地。

4．落后区域受到更多政策关注和扶持

一是西部地区的政策与财政扶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增强，鼓励自主创业、科技创新、简化贸易审批程序等支持性政策将陆续出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将不断提升。

二是中部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将不断增强，为中部地区制定相关区域与专项规划，探索区域对外合作的支撑点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三是东北地区振兴将有序地推进，装备制造、汽车、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发展。随着东北沿边城市不断开放，我国与朝、俄、蒙、韩等国的贸易合作进一步加强。

5．“雁阵模式”或将发生改变

一方面，高铁、高速公路的加快建设，极大地缩短了东中西部的时空距离，提高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员和物流效率。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一体化服务、绿色化发展，建设国内国际通道联通、区域城乡覆盖广泛、枢纽功能完善、运输服务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

以高铁为例，到2020年，中国将在全国编织完成覆盖大部分地区的高铁网，新建高速铁路1.6万公里以上。综合交通网络的覆盖将大大缩短区域之间的时空距离，提升区域通达性和区域网络化程度，极大地促进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区际流动，对区域旅游、区域人口流动和产业发展、区域一体化格局等都将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优化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

另一方面，沿海、沿江等区位禀赋在大数据时代已不再是吸引资金流、人才流、项目流的必要条件，信息化、网络化促使某些地区具备了后发优势。“集聚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在网络条件下受到挑战，信息被公平地分享，平等竞争、机会均等在信息产业成为可能，产业布局可以避开经济流量过大的中心城市而寻求交通、环境等都更加适宜的区域。

“互联网+”、“大数据”概念相关的信息产业可以破解区位、交通等先天不足，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不论是发展大数据等新兴产业，还是摒弃招商引资中的低成本竞争策略，中西部地区实际上在有意或无意地力争超越“雁阵模式”，与发达地区比肩共进，甚至伺机超越。

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和外生力量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日趋明显。从生产要素来看，各地逐渐步入从依赖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向依赖人才、技术创新等新型生产要素转变的新阶段；从制度环境看，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部分作用正在被市场所取代，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开始显现；从全球态势看，我国参与全球劳动分工、融入全球资本市场、要素市场、技术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受全球经济形势、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日趋明显。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呈现出由资源驱动型、政府导向型、内生驱动型的模式向创新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和外生驱动型的模式转变。

1．金融行业对各省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增加

近年来，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各省区的金融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增加。2015年，全国各地区金融业取得巨大发展，全国金融业增加值为57500.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8.39%，比2014年增加1.14%。全国共有30个省区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加，仅浙江省小幅下降。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持续上升，说明金融业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金融业占比普遍较高，中西部地区多数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北京、上海和天津分列全国前三位，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7.1%、16.6%和9.7%。内蒙古、吉林和湖南占比处于全国最后三位，分别为4.7%、4.0%和3.8%。北京和上海两地金融业增加值比重达到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水平（16.6%）。

2．存、贷款总量分布与经济总量水平基本一致，但信贷增量向中西部有所倾斜

从各省市存款上看，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等五省份存款余额最大，金融资本较充盈，海南、青海、宁夏、西藏四个省区存款余额不足1万亿元；贵州、西藏、甘肃、湖南、青海等五省区存款增速最高，金融资本扩充速度较快，辽宁、内蒙古、黑龙江、浙江、山西等五省区存款增速最低，金融资本扩充速度较缓慢。

从各省市贷款上看，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等五省份贷款余额最高，信贷资金需求量最大，与存款余额一致；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四个省区贷款余额不足1万亿元；西藏、甘肃、青海、贵州、新疆等五省区贷款余额增速最高，信贷资金需求增长速度较高；辽宁、山东、北京、浙江、上海等五省份贷款余额增速最低，但不排除基数较大的原因。

与2014年相比，2015年全国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提高了13.41个百分点，为2014年增幅的两倍。分地区看，大部分地区的该项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10个省份增幅高于全国水平，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其中甘肃、西藏、青海三省区的增幅超过25个百分点，较2014年分别提高了39.5、30.8、25.3个百分点。

3．东部地区有望率先扭转不良贷款颓势

当前银行业风险正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其中，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率先经受了本轮信贷风险的“洗礼”后，自身抵御风险的“抗体”已逐步形成，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且资产质量劣变势头明显减缓，部分地区基本稳定甚至已经触底回升。而中西部地区的风险仍在加速暴露。

从不良贷款发展态势来看，沿海发达地区有望率先扭转颓势，走出困境。以浙江为例，目前银行业不良贷款上升势头也已明显趋缓。数据显示，2016年6月浙江省不良贷款余额为1965亿元，比上月减少71亿元；不良率为2.46%，比上月下降0.11个百分点。

4．金融深度区域差异性较大

从金融业发展程度来看，北京、上海金融业发展程度最高，金融保险业GDP与GDP之比分别为15.74%和14.43%，其次分别为天津、重庆、宁夏、青海、江苏等省份，吉林、湖南、内蒙古、河南、山东、河北、黑龙江、江西等八个省份金融业发展程度较低，金融保险业GDP与GDP之比不足5%。

从机构和人员分布情况来看，据我们整理数据，截至2015年底，东部地区金融机构以39.9%的营业网点、44.2%的从业人员，管理着57.7%的金融资产；中、西部金融机构分别以23.60%、26.80%的营业网点，21.10%、23.90%的从业人员，管理着15.60%和19.40%的金融资产；东北地区金融机构以9.7%的网点和10.8%的人员，管理着7.3%的金融资产，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经营集约度有待提高。

5．四大行区域资源配置各具鲜明特点

从区域划分来看，工行、建行、农行主要采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中部、西部、东北的六大区域划分，而中行则采用的是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部的区域划分。

从信贷资源配置来看，建行主要集中在长三角（18.77%）、环渤海（17.29%）、西部（17.2%）地区和中部地区（16.86%），整体分布较为均衡；工行主要集中在长三角（19.1%）、西部（18.2%）、环渤海（16.8%）地区和中部地区（14%），但区域之间的比重悬殊较大；农行则主要集中在长三角（23%）、西部（22.2%）、环渤海（16.4%）和中部地区（12.7%），长三角和西部比重占到了45%以上，且县域金融业务对营业收入的贡献占到36.8%；中行30%以上的贷款集中在华东地区，中南地区（19.36%）和港澳台地区（12.05%）次之。

从机构人员分布来看，中行55%机构、52%人员分布在华东和中南地区；建行和工行均有40%以上机构、人员分布在中西部；农行则有51.9%和47%以上的机构和人员分布在中西部。

总体来看，四大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基本参考行政区划进行设置，在所在辖区内开展业务。这种组织架构有利于分级管理，对于规范分支行行为、防控跨区域信贷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企业客户跨区域发展和个人客户多地流动越来越常见，传统的机构设置显现出诸多弊病：不同地域的分行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合作机制，业务发展各自为政；与这种层级管理相配套的逐级核定指标、逐级分权、逐步考核的资源配置方式，难以高效适应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加剧、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综上，挖掘区域发展潜力是商业银行在盈利增长进入阶段性平台时期挖掘新的增长来源的重要手段。区域发展战略关系到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根本战略利益，深入挖掘区域增长潜力、分享发展红利，确保抢先占据转型创新制高点，已成为商业银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