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整个2016年，“反常”贯穿始末。从欧洲、中东到东亚、南美发生了一系列出乎主流意料之外的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化发展方向，一体化进程的反思和质疑，以往通过完善国际机制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思路被打破，各国民众对自身国家利益的优先和民族主义空前高涨。随着民粹主义领导人和右翼政党的异军突起，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共识在缩小，而冲突和对抗性在加剧。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选择高规格参加冬季达沃斯论坛，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并提出自己的全球治理改革方案既充满了机遇，也意味着挑战。

一方面，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频频抛出希望美国摆脱全球责任的言论，包括退出TPP;提出 “美国优先“抨击现有国际贸易规则;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支出等等，无论这些说辞是其吸引眼球的政客辞令，还是向对手施压，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商人”交易“逻辑，都反映了美国全球领导能力的下降，以及民众对于现有国际秩序和规则的不满。这不仅如很多评论中提到的未来国际社会中可能出现权力真空，中国有望填补这一国际真空，承担全球领导责任;更重要的是其反映了当前全球化治理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多数民众并未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受惠于这一进程。也就是说，习近平主席参加达沃斯论坛所预示的远不是全球权力，谁执牛耳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增强对全球化的信心，改变国际合作方式，使更多的民众感受到全球化的成果。这一国际诉求也与中方长期呼吁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谋而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精神是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由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共同治理世界事务。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时代的呼声，是建设和谐世界、促进人类持久和平、共同发展、文明进步的关键和前提。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复杂性。区域条约重叠，区域利益冲突、矛盾，全球经济依然低迷，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发展滞后。极右翼势力在全球各国的兴起，反映了各国民众倾向于以激进化的方式解决当前国际和国内社会问题，而与之相对的约束性措施和机制在萎缩。这也就意味着，不同于以往精英主导的全球化治理发展方向，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不仅需要应对国际社会对崛起大国的压力，同时需要面对国际社会和各国内部被全球化抛下愤怒者的非精英的诉求。这些简单激进的呼声被选票合法化，为全球治理改革制造了新的难题。

在全球化退潮的声浪中，习近平主席参加冬季达沃斯论坛为通过加强全球合作、增加身份认同，以此促进全球经济回暖的全球化治理改革指明了方向。如果将2016年的全球化比作一部超级电脑的话，那么这部电脑的硬件并没有明显变化。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互相联系紧密的复杂机器。大国是国际秩序和规则的缔造者和形塑者。但在软件方面则出现了一系列不兼容现象。英国脱欧使得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打击。地区局势紧张、各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了多边贸易体系建设的停滞。将硬件与软件区分来看，硬件的不变与软件的变化以及与之伴随的全球化的退潮，并不能大而化之为“各扫门前雪”的新趋势。因为全球化的退潮并不等同于全球性问题的退潮，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意味着国际合作的全球化治理模式必须存在，不能退潮。因此，习近平主席的瑞士之行不仅不是全球化退潮中的逆势而行，反而是勇于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顺势而为。

中国是全球治理改革的促进者。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论坛将明确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定位。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一直强调，国际社会中守城国与崛起国的冲突中，崛起国是不稳定的根源，但习近平主席此次达沃斯之行颠覆了这一论断。与特朗普充满不确定性的对外政策和强硬的对外言论相比，中国领导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讨论促使中国成为现有秩序的稳定剂。达沃斯论坛是西方精英讨论全球问题的舞台，从克林顿首次参加达沃斯论坛开始，美国一直是这一会议的主导者，欧洲大国领导人也几乎全部是历届达沃斯的主角，而中国却曾经被视为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秩序的挑战者。但是从这次论坛来看，面对复杂变化的全球性问题，与美国逐渐抛弃多边主义，走向区域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倾向不同，中国选择继续维护现有多边体制的基础地位。显然这并不是由于一些以偏代全的评论中鼓吹的那样，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方，相反，中国虽然受益于现有的国际体系，但也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了不少有害于国家利益的情况，且与全球不断融合的过程也对中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中国所受益的是现有国际秩序带来的稳定，因此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自身定位一向是维护现有全球化趋势，但对于现有秩序不公平、不合理的部分提出全球治理改革方案，使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中方高规格参加达沃斯论坛，诠释中国方案。美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一直强调的是美国主导和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其治理的核心是维护美国温和的霸权，支持盟友和民主政治体制国家，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但对于如何确保全球化的公平、正义和包容，如何平衡地区利益与全球协调，如何健全全球市场机制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中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改革为全球性问题提出了中国的解决方案，即超越以往国际主流与国际边缘化相对立的全球化，倡导多元化与共存，即不同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共存于国际体系中，尽管各自依然存在冲突和观点的对立，但差异并不阻碍双方的尊重与合作。在经济领域，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相对照，中国依然坚持开放型经济和国际合作分工，在现有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格局，促进边缘化经济体参与到国际市场中来，提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护世界市场的稳定与公平。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不仅提出了中国方案，更在实际层面勇于承担改革的尝试和责任。中国通过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金砖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的制定与调整，推行区域经济联盟“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支持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而且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弥补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不平衡和不公正的现象，为区域次强国和中小国家提供发展机会。以金融和贸易两个抓手在实际层面承担全球治理改革的责任，促进全球更多民众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构建更加包容、互惠、合理和协调的国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