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需要向消费驱动转型早已成为共识，虽然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在下降，但依靠投资驱动的模式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特别是为了应对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4万亿刺激计划把原本已经开始缓慢转型的中国经济重新拉回到了投资驱动的老路上，从而错失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最佳窗口期。而之后的全球经济在“3D挑战”(Debt, Disinflation, Demographic)中蹒跚前行，脆弱的复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中国决策者很难下决心推动壮士断腕式的经济改革来解决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虽然中国经济在2016年有惊无险的实现软着陆，但有目共睹的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功不可没。站在2017年之始展望全年中国经济，国内投资拉动效应减弱，以及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等一系列挑战都将使“2017年又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成为大概率事件。

要跳出年复一年“最困难一年”的泥沼，政府和市场的共识是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而在这一“转”和一“改”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消费转型”和“国企改革”。以至于只要谈到中国经济，“消费转型”和“国企改革”就成为绕不开的话题，久而久之成为老生常谈。消费转型的目的是降低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而国企改革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者看似相对独立，因此很少有人会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看。但我们认为二者存在极大的关联性，国企改革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转型。

毫无疑问，支撑消费的最首要的因素是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速在近几年来持续下行，这背后除了周期性原因之外，内生的结构性因素不容忽视。其中人口红利拐点的降临以及曾经引以为傲的高储蓄率见顶回落，意味着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条件出现逆转。鉴于目前中国人均GDP远低于日韩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在人口拐点时的水平，以及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加大使得消费增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教训，中国经济需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跨度内维持中高速增长。这不是所谓的“唯GDP论”的产物，相反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可持续增长轨道并向消费增长驱动转型的前提。

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隐性前提就是要确保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不出现明显下降，否则政府希望通过刺激政策维持一个较高的实际增速，其结果必然是造成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近年来中国各类资产价格轮番暴涨，其背后的原因部分是经济潜在增速下滑，而逆周期的货币财政政策拉动实际增速超越潜在增速。但由于国内产能过剩，理论上应该出现的通胀并没有反映在实物商品价格上，而反映在了资产价格上。因此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条件发生逆转的背景下，包括政府在内的各阶层形成的普遍共识是：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才能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虽然目前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不尽相同，但近年来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在放缓，导致通过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所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是在不断下降；同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速，因此单纯的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也在下降。因此要重新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来对冲劳动力和资本等因素的衰减，体制优化以及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通过释放“制度红利”来接棒“人口红利”。

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将近40年，所谓改革中的“low-hanging fruits”已经基本耗尽，留待突破的都是复杂程度较高且阻力巨大的硬骨头，包括国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改革等。其中国企改革是政府最希望在近期能有所突破的，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将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在过去十年内，国企改革步伐停滞，特别是近几年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在民营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背后的原因政府通过货币财政政策拉动基建投资来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过程中，鉴于国有企业和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天然的联系，不用说垄断性行业，即便是公开项目竞标，国有企业也往往会毫无悬念的胜出；此外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商业银行贷款的不良率明显上升导致风险偏好显著下降，因而更倾向于放贷给有中央/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 因此国有企业在一轮轮的经济刺激下似乎活得更加滋润，而且部分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更是通过兼并收购“做大做强”，结果是造成了“国进民退”现象的加剧。从这个角度而言，本应该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出现逆生长，而垄断行业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却遥遥无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将面临巨大挑战，中长期内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也将逐步显现。

除却国有企业改革在宏观层面对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的影响，在中观层面也存在内在联系。鉴于目前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相对低效运转非但导致向政府上缴的盈利和税收明显不足，甚至反过来还需要政府额外的补贴才能维持运转。截至2014年的国资委数据显示，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的占比常年基本上维持在1/3以上。如果考虑到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的盈利是依靠其垄断地位来获得垄断利润，以及通过和政府的天然关系以低价获得政府控制的能源、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银行贷款等金融资源，国有企业运营的低效就显而易见。例如，就银行贷款资源本身而言，除了政府人为压低存款利率来维持国有金融机构的息差以及提供给国有企业的低成本融资之外，而且往往需要为国有企业部门的低效/无效经营来买单，实际中由财政来消化银行由此产生的坏账，而财政收入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对家庭部门直接或间接的税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承担了巨大的公共支出责任，为了弥补显性和隐性补贴国有企业所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同时财政赤字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前提下，便会加大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征税力度。

企业为了转嫁高税收负担，出售商品的价格往往偏高，这就对家庭部门的消费形成直接的负面冲击。当海外购兴起之后，消费者往往发现国内制造的产品在质量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价格有时候往往要高于国外同类产品。这背后除了成本控制方面的原因之外，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税费也是重要原因。而对家庭部门而言，中国家庭部门的税收负担在全球来范围内是否属于偏高的问题上颇有争议，但如果考虑到政府在家庭相关的社会福利保障（例如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支出缺口导致相关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导致价格畸高，中国家庭部门的实际税负应该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消费未来的成长空间。例如中国养老政策的不断变化（从一开始的“计划生育好，国家养你老”到目前的“养老不能完全靠政府”）就迫使目前的工作人群需要额外增加储蓄来为将来退休后维持一定的生活和消费水平而未雨绸缪。

此外，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还通过出让土地来获得收入以弥补税收的不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为了确保土地收入的持续增加，需要维持房地产需求的热度，而这个热度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价格上涨的预期来维持。因此只要房价有下跌的迹象，政府就会出来救市，从而形成了房价在中国“只涨不跌”的幻境。

但房价的持续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对消费支持的程度有限：高房价导致30岁左右本该属于消费倾向较高的年轻人群为了还放贷而紧衣缩食；而早期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人群在尝到甜头之后把房地产投资作为一项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把前期获得的受益投入到购买更多的物业而不是用于增加消费。因此我们看到家庭部门近年来杠杆率快速上升主要源自住房按揭贷款的增加，而消费信贷增长却不温不火。因此高房价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对家庭部门的一种隐性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甚至透支了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因此，试想如果地方政府能从正常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相对充足的税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也会有所降低，而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将有效提高消费倾向较高的年轻一代人的消费能力。

不可否认，国企改革由于历史和制度层面等原因，客观上造成在实际推进的时候阻力重重。但更多的是，每次启动国企改革的时候，政策制定者都希望从顶层设计到操作细节面面俱到，希望给转型中的国企能“扶上马，送一程”，尽量缩短转型的阵痛期。但结果往往是被转型的行业或者企业很难断奶，依然要持续依靠政府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度日，而政府真正希望看到行业市场化运营则遥遥无期。驱动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时间内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已经开始衰减甚至逆转，但中国经济从人均水平来看依然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这使得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要比早期的日本和欧美国家要更为严峻。在中国资源禀赋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将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实现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的可持续增长，带动财税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