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托圈（ID：xintuoquan）、 股海听潮

2017年1月10日，银监会召开的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透露，今年要开展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的“三套利”专项治理，严肃查处一批违法违规问题，使查处真正成为监管利剑。

进入到大资管时代，金融机构开始混业经营、跨界竞争，但是监管机构还仍是分业监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认为，分业监管的纰漏在于监管的规则不一样，以至于进攻方的“野蛮人”会去找市场监管中薄弱环节出击。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曾就“宝万之争”评论道，宝能使用的金融产品及运作，基本符合目前的法律监管框架，却也暴露出部分保险机构趁资管产品已跨界而监管相互割裂的局面进行合法套利。

再拿票据业务来说，中国《票据法》要求必须是真实贸易背景，但有的企业为了短期资金周转，可能用假的增值税票去“包装”，虚构贸易，骗取银行开票。票据中介在其中就担当了“职业包装师”的角色。

由此一来，一个“空转”的链条形成：企业存入保证金，伪造贸易背景，申请签发行承兑汇票，签发行收取保证金后开出汇票，收款人往往是关联企业，关联企业通过贴现获得银行资金，之后再存入保证金，伪造贸易背景，获得更大额汇票并贴现。

近年来，“空转”引发的案件不在少数。

银监会明确今年要开展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的“三套利”专项治理，这背后注定将掀起一场整顿风暴。

套利是金融工程学的重要基础。

从广义的套利而言，任何金融机构的业务都可视为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的套利。比如，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就可以看作是风险套利与期限套利的组合。

宋光辉2013年6月出版的《资产证券化与结构化金融：超越金融的极限》一书，曾介绍了中国7大套利模式。

中国证券业的第一代开拓者的第一桶金，多来自于空间套利这一种极其简单的套利模式。

介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的《喧哗与骚动》一书中提到万国证券和杨百万空间套利的事情

“随后万国证券和杨百万一样，做国库券的差价。当时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万国，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一次在福州，管金生买进200万元国库券，塞了几个大麻袋，租了一辆汽车还放不下，剩下的只好塞了两大旅行袋，拎上飞机，在机场安检口，费了许多口舌，才没让人打开袋子，不过到上海后，旅行袋的底已撑破了。谁也不清楚，万国证券在国库券上赚了多少钱。管金生还一度与杨怀定联手，大收上海的国库券。”

阚治东在《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也提起到空间套利

“谈到国库券买卖，不得不提到当年资本市场颇有名气的杨怀定。杨怀定人长得粗粗实实，却不乏上海人的精明，在早期证券市场赚了点钱，人称‘杨百万’。杨怀定自己也承认，他在证券市场淘得的第一桶金是通过国库券异地买卖，不少刊物也把杨怀定称为异地倒卖国库券的开创者。杨怀定自述，当年他发现城市之间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差价，就凑了10万元到了安徽，从当地国库券经营机构买入国库券，再回上海卖给上海证券业务部，一倒手可以赚几千元，于是，生意越做越大，后来还从上海保安公司请了保镖同行。那时，上海与外地国库券差价少则三五元，多则10元以上，20万元倒腾一次，利润就在万元左右，抵得上当年普通工人10年的薪水。我和这些黄牛贩子接触了几次，心想既然有这么大的利益，我们自己为何不能做？我由此决定在公司开办跨省市的国库券买卖。”

是指在一个时刻低价购买某种商品，在未来的另一时刻以高价卖出某种商品。

是利用不同纳税主体的税率差别，通过买卖某类商品，将利润从高税率的纳税主体转移到低税率的纳税主体以获得利益的方式，或是将利润从税率高的地区转移到税率低的地区以获得利益的方式。

指通过汇集不同风险从而使得整体风险下降，赚取风险溢价的套利方式。

利用金融市场中其他条件相同而期限不同的产品的收益率不一致，通过将产品复合成或拆分，转换不同期限的产品，获取利润。

即指通过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利用商品价格在其他条件相同而市场流动性不同时的价格差异套利。

金融产品可视为一系列特定的现金流，而产品转换就是指分割或组合特定金融产品的现金流，以构建成新的现金流系列也即新的金融产品，利用新的现金流（金融产品）价格与原有现金流价格（金融产品）价格的差异，进行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