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汉民:为何力推PPP模式?“567899”是个理由
PPP主要有三种类型:公私合营、公私合作、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融合。有一组数据可以很好说明这三个P之一,Private也就是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地位。这组数据可形象地以“567899”概括。
引子 PPP主要有三种类型:公私合营、公私合作、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融合。有一组数据可以很好说明这三个P之一,Private也就是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地位。这组数据可形象地以“567899”概括。
周汉民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推出24条措施激励地方真抓实干。在鼓励促进发展的激励措施中提到,对推广PPP(Public-Private Partner ship)模式成效明显的地方,优先安排以奖代补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PPP前期工作专项补助。而从2015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每年安排5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PPP项目前期工作。
PPP模式,指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合作,是两者基于各自优势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近年来,PPP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供给方式,在我国得到大力推广,并被视为积极财政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工具,各地PPP项目也陆续推进。在PPP模式欣欣向荣之际,更要深入思考PPP模式的内涵,提升法律风险防范下的金融创新水平,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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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三个平等”是必要前提
2016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政协委员联组讨论,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民营经济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变,强调中国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和鼓励不变,更重要的是指出“三个平等”,即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地位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振聋发聩,鼓舞人心。
PPP主要有三种类型:公私合营、公私合作、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融合。有一组数据可以很好说明这三个P之一,Private也就是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地位。这组数据可形象地以“567899”概括:“5”,就是中国国家税收的50%由民营经济创造;“6”就是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万亿元中的60%由民营经济创造;“7”,就是国家的创新能力70%掌握在民营经济手中;“8”,就是国家16—59岁就业人口中的80%在民营经济下的企业工作;“99”,就是中国规模以上经济企业仅占1%,99%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一言以蔽之,探讨PPP模式,就是要探讨PPP模式中的两个P(Public-Private),包括它们的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的问题。
在“三个平等”的倡导下,截至今年9月,国家财政部推出两批PPP示范项目,共232个,总金额7866.3亿元人民币,目前落地率58.1%。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PPP项目呈加速落地趋势,另一方面,我国民间投资却出现大幅下降,其下降速度之快甚至被媒体冠以“断崖式”下跌。去年12月,中国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长率是10%,今年1-7月已经降至2.4%,8月略有回升达到2.5%。在此背景下,PPP项目逆势上涨,第三批示范项目较前两批,无论是项目数量、总投资规模还是覆盖区域,均有大幅增长,这与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平等”有直接关联。因此,推动PPP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将“三个平等”落到实处,这是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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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契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
当下,PPP模式发展面临良好机遇。从2012年开始,四年来,国家相继推出了四大战略。第一个战略是自贸试验区战略,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运行,2014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十二届常委会十二次会议决定,上海自贸区扩区,涵盖陆家嘴、金桥、张江,同时批准广东、福建、天津分别设立三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的面积在四个自贸区中最大,是上海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是浦东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去年这十分之一的面积创下了75%的浦东GDP,五十分之一的面积创下上海经济总量的25%。目前,自贸区已由1.0版的上海,扩大到四大自贸区的2.0版,再到2016年8月31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再设7个自贸区的3.0版,包括中原大地的河南,东北的辽宁,西北的陕西,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中游的湖北,中下游的浙江。可以看出,这个战略布局与另外三大战略紧密相连。
第二个战略就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为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在两个直辖市和整个河北11个地级市展开,面积21.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一千万人。
第三个战略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涉及沿江9个省和2个直辖市,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40%,GDP占整个国家经济总量的40%,这旨在使长江这一世界第三大江内河成为真正的外河,使中国更进一步融入世界。
第四个战略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其中中巴经济走廊,从乌鲁木齐出发到瓜达尔港,全长4625公里,总投资超过460亿美元。在我看来,PPP模式是加快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最佳模式。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金融业“三剑齐发”,包括亚投行、金砖五国银行和丝路基金。丝路基金目前由国家投资,参与的三个企业都是国企,我们完全可以将丝路基金拓展为PPP模式的典范,鼓励更多的民企(包括海外民企)、国企共襄盛举,融入丝路基金。而且,丝路基金还可借助已经成型的、运作良好的世界其他金融组织、机构、联盟来设立独特的中国基金,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PPP模式的运行核心在于金融领域要有不断的创新,创新之一就是要让更多的民企共同参与,随着四大战略加速推进,我们应当引导民企紧紧跟上,用PPP模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可以说,PPP模式正当其时,它完全能融入国家的四大战略,但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要不断拓展参与面,更好地容纳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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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PPP成长的一个基本点
PPP模式不仅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相对较新的模式。纵观其它国家的PPP模式发展,如英国的PPP模式、澳大利亚的PPP模式、欧盟其他成员国的PPP模式,以及美国的PPP模式,从导入到成长,从成长到成熟,都强调一个基本点,就是以法治为保障。目前,国家正在草拟PPP法,引发了法学界、法律界的广泛讨论,制定一部专门法或是在其他法制中体现,何种为佳,尚无定论。
PPP模式既然是合作,实施过程体现的就是一种契约精神,因此,更需要做好法律风险防控,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特别要关注五大问题:一是地位平等,确保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地位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二是契约保障,契约保障实质上也是地位平等的反映;三是长期管理,持续时间周期较长是PPP模式的基本形态,长期管理基于的是长期合作,反对的是急功近利;四是权责明晰,也就是契约的条款要严整、周详、可操作;五是法治配套,中国PPP相关的法规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需要成文配套而不是单打独斗,否则就无法形成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六是立足自身,基于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参照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目前制定专门PPP法律的国家甚少,但PPP相关法制精神却能体现在很多地方。由此,可以做国际比较,但又体现中国的特色。
目前,PPP模式在我国已经风起云涌,这不由让人联想起同样在2013年备受瞩目的互联网金融,在大力推广、加速发展之际,绝不能忽略相关法治的紧紧跟上和相关监管的周密布局。PPP模式要向前推进,就环境而言应当考虑五大方面:一是规避政治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其它国家的PPP模式,在政治上不仅要关注政权更迭,也要重视国有化、征收、征用、没收等问题。二是促进有序规范,“双十一”瞬息可以突破百亿、千亿元大关,但这只是个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活跃,更需要有序。三是关注文化差异,服务国家战略走向世界,必须清楚了解文化多元这一客观现实。四是强化政府监管,PPP模式无论在中国还是走向世界,政府的作用必须非常明确地发挥出来,也就是高举公平和正义的大旗。五是完善法治建设,仅举一例,我国改革开放38年来,在利用外资上的成就,包括外资三法如何建立、如何配套、如何转型,就是最鲜活的历史。
中共十八大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PPP模式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新供给机制,还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实践和应用,成为政府转变发展思路、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随着PPP模式的不断推广,必将呈现出诸多新特点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问题,需要创新理念,从持续性、系统性、综合性改革的角度,协同推进,规范操作,为PPP健康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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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汉民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主编《国际贸易法》《关贸总协定总论》《世界贸易组织总论》《中国外经贸法律新制度》等专著。在国际经济法、中美贸易关系、关贸总协定等问题的法律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多部专著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