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楼继伟卸任了任职不到4年的财政部部长职位，离开他工作了接近13年的财政部。楼继伟在任期间，用“43号文”给无限膨胀的地方债务套上了缰绳，用“45号文”来使预算适应现代财政制度的发展，用“62号文”来清理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市场公平，楼继伟的这一系列财税改革，是让财政努力站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沿，让财税改革能够带动中国这一轮的制度改革。为此，招商引资内参选取经济观察报的此文回顾了财政部长楼继伟的44个月供大家参考。

2016年11月10日上午，财政部机关礼堂，楼继伟坐在前来宣布任命的中组部副部长的左边，右边是新任财政部部长肖捷。现场坐着的是财政部各个司的司长、各个事业单位的一把手，当楼继伟短暂的讲话完毕，下面响起了长久的掌声。

三天前，11月7日下午，刚刚回国的楼继伟在财政部的南楼六层主持召开了财政部内控委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财政部副部长、部长助理，财政部各司的司长。

就在7日的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是中国的第十一任财政部长。2014年10月30日,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成立，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兼任内控委主任。

这只是楼继伟任职财政部部长44个月中的改革之一。从2013年3月到2016年11月，一共44个月，楼继伟主导了这一轮的财税改革，建立了财税改革的整体框架——从2014年出台的十项改革措施到之后的税制改革以及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改革。

在这轮改革中，楼继伟用“43号文”给无限膨胀的地方债务套上了缰绳，用“45号文”来使预算适应现代财政制度的发展，用“62号文”来清理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市场公平，楼继伟的这一系列财税改革，是让财政努力站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沿，让财税改革能够带动中国这一轮的制度改革。

在44个月内，从上任部长的精细化管理到现在的大国财政，楼继伟带给财政部的不仅仅是各种改革，更是将财政安放到了该有的地位和位置，重塑财政。

不到4年，不是一个完整的任期，但是楼继伟已经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有形的财税改革框架，无论是预算改革还是税制改革，又或是政府间财政关系。他一直在做的是将财政摆脱技术官员的身份，回归到宏观经济管理者的角色。一位财政部官员表示，这四年，楼继伟延续了当初9年副部长的一贯理念，当年分税制改革、收支两条线、部门预算、国库改革楼继伟全程参与。

1、合适的人

楼继伟出生于1950年12月，浙江义乌人。担任财政部部长之前历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

楼继伟于1992年至1995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全程参与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其后楼继伟出任贵州省副省长三年，切身感受到1994年改革的成效，以及继续改革的艰巨。1998年至2007年转到财政部工作9年，继续推进改革。

在此之前召开的十八大中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将财政改革的位置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

而在楼继伟接任财政部部长之前出版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楼继伟提出财政处于结构调整和福利最大化承接点的位置，财政体制改革处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向文明社会过渡承接点的位置。

2013年3月，楼继伟担任中国第十一任财政部长。刚刚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几个月后召开了他进入财政部的第一次大会。

在会上，楼继伟认为财政改革和发展面临很多难题。首先，财政干部职工日常工作大量陷入事务性工作，无暇主动抓大事，谋长远，一些重大问题迟迟不能破解，导致财政职能弱化，地位下降。其次，财政管理体制机制不尽完善，一些政策只注重当前问题而忽略了长远发展，给经济财政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单项政策间缺乏有效衔接，部分政策甚至出现效应互抵的现象，造成资金使用率低下。还有就是财政部内部政策研究力量分散，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在重大政策的研究不够、水平不高，难以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制定过程中掌握话语权，与财政部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身份地位不符。

对于当时中国的财政现状，楼继伟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财政收入形势严峻，赤字率不断攀升，财政可持续性堪忧。另外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多，专项转移支付繁琐且规模过大，不利于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还款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就是财政支出刚性强，而且结构僵化，支出政策设计不尽合理，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

2013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1.2万亿元，赤字率为2.1%。但是在当年前五个月的中央财政收入同期增长仅为0.1%。当时，楼继伟就判断，2014年—2017年的财政收支面临的困难就是：收入降速而支出增长，赤字率可能会达到3%。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案，方案中提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到了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补补，更不是扬汤止沸，而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楼继伟2014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横在楼继伟面前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面临的诸多问题，分税制虽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部分问题，但对政府事权的划分没做多少考虑，主要是财权方面。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这一轮财税改革，是国家治理改革，目的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在改，需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主要是教育、医疗、社保所面临的风险在政府、企业、个人家庭之间如何均衡分担的问题。财政支出中社会支出占比越来越高，一方面显示出政府在民生方面担当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带来刚性支出的问题，反过来影响财政。

更大的问题是将要操刀财税改革的部门——财政部的一系列问题，楼继伟认为当时的财政部一些司局的分工不尽合理，存在职责交叉、多头管理或推诿扯皮的现象，工作合力不足。财政部内部部门信息化水平落后于其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还有一些干部上升交流的问题。

2、改革

从2014年6月至2016年11月，两年半时间，楼继伟操刀了这一轮的中国财税改革。

在2014年开始，国务院与财税部门连续发出了十份关于财税改革的文件，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清理税收优惠、推广PPP模式，剑指改革之前旧的发展方式。

通过加强债务管理、让政府债务更加透明化，通过预算约束，通过推广PPP，楼继伟希望通过一整套的财税改革体系，让中国努力向建立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经济靠拢，来改变地方政府的发展方式。

楼继伟对财政部内部操起了手术刀，这也是财政部自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职能和干部调整。

2014年9月，财政部一次性公布了大量司局长职位的调整，同时还对财政部的内部业务机构、职能进行了调整，总计涉及14个司局。其中新成立政策研究室、资产管理司、国际关系合作司、国际财金合作司四个司局。此外，预算司、税政司等核心司局的职能得到加强，分管权限也得到扩充。

从2014年9月开始到楼继伟离开财政部，人员的调整一直在继续，财政部所有的司局位置已经全部换过一次。

楼继伟没有将眼光局限于财政之中，如同在他的书中所言，财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交汇点。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

所以楼继伟并没有站在财政去看财税改革，经常看到楼继伟在谈论其他的改革，比如职工保护、社保改革、户籍改革等。

2015年4月24日，身为财政部长的楼继伟回母校作了一次演讲，题目叫做“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然而全文很快被网络改为“我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四处传播，各方更是争相解读，以窥探这位掌控中国政府“钱袋”的高官，内心真实的想法。

在这次演讲中，楼继伟对中国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前景有乐观的估计，也有悲观的判断，他觉得两者是“五五开”。支持者赞许他揭示了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反对者则认为，他身为高官，不应随意发表悲观言论。

其实这些内容早在2015年的中国财政学会会议中讲过，2015年4月，在被当选为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时，他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现代财政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职责范围。因此，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财政需要领域的事项，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领域，财政就不应介入，以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而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财政就必须介入。而这种介入必须具有可持续性。

在这场会议中，楼继伟还表达过财政收入增速应该略超过GDP的增速，有利于政府调控市场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2014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虽然略超过GDP的增速，“但是在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情况下实现的”；而且，导致收入增速下滑的影响因素，在2015年还将持续。

就在楼继伟离开财政部的前一天，2016年的11月9日，财政部新成立了文化司，将教科文司改名科教司，并且税征司内的流转税处改名增值税处，所得税处改为企业所得税处和个人所得税处。

这些改革的背后，是财政体系这四年改革思路的继续，营改增的完成，个人所得税改革重要性的凸显。

3、遗憾

楼继伟在这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税制改革只有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还没有出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改革变成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改革，2016年将会选取几个试点进行。

一位财政官员认为，楼继伟于公推进了很多打基础利长远的改革，提升财政的地位和话语权，财政开始深度参与到各个领域的改革，楼继伟关注财政系统年轻干部成长。

楼继伟对于自己或许有一份总结，在2016年11月4日的“财政与国家治理暨财政智库60年”研讨会上的书面讲话中表述，以改进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以及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为核心内容的财税体制改革，相继推动出台了一批有力度、有分量的改革成果，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税收制度改革进展明显，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曾是楼继伟在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制定的三项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税制改革重要内容，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税收制度改革的具体要求之一。其他两项改革则分别是预算改革和央地财政关系改革。

在这个大背景下，时间相当紧迫。于是，“62号文”早在2014年年底紧锣密鼓地出台了，这份文件全称是《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核心内容是清理各地没有法规依据的税收优惠，制定各种税收优惠的退出期限。

然而，究竟哪些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优惠政策，以及由谁来认定这些政策的性质，成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和财政部当然都希望由自己来认定，结果可想而知。在很多财税人士看来，当时对于62号文，有的地方政府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2015年4月，“62号文”被口头通知暂停执行了。 接下来，便是“25号文”的出台，其全称是《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发布于2015年5月11日。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差别，新文件已经悄然抹去了“清理”二字。在敏感的政商两界看来，这意味着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放缓了。

楼继伟曾在财政部一次内部会议上解释，“25号文”出台是出于稳增长的需要，也是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妥协，另外，清理税收优惠还关系到地方政府的信用问题。

一位财政官员对于楼继伟更多的是惋惜、可惜，在GDP的大棒下，楼继伟的很多想法都没有得到落实，楼继伟有着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有着对中国改革的一整套思考。供给侧改革要有效果，财政要担当大量才能物有所值。但是楼继伟在具体落实抓的不够，部门协调、内部政策协同需要完善。

如同2015年在清华的演讲中，楼继伟提出的众多解决方案和路径，诸如释放农业人口、户籍改革、城镇化以及社保改革等，很少直接关乎财政。他认为财政应该更多的去参与各项改革，而不是闭门造车，要与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地位相匹配，而不是去简单的分配资金。

他离开了这个工作了13年的地方，或许还有许多遗憾。无论是他关注的取消住房公积金的改革，还是最低工资制度，还是公务员医疗保险，社保的可持续性等。

4、附：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改革经历：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波浪式发展，虽然有时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是前进的。公财、税制改革。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研究生期间：价格讨论在高层展开，与周小川撰写文章，强调改革的目标与过度。又写了汇率、利率。2011年，孙冶方经济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预算透明化，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规范地方财政，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财政税收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税式测算。定期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考入计算机系，但是一边学一边觉得，有前途的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和钱院长都是提前毕业，他提前毕业是留洋了，我是国内学的经济学。当时学经济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萨缪尔森的原版还没有翻译，其他的教科书更少了，好像有姚宇庆的金融学，人大的一位老师的财证学，但是一直在琢磨。当然不是说计算机系没有感情，论文全是数量经济学。和官员有点不同：是学者型官员。只能说自己踏上脉搏了。最近的事情，可以说，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任务很明确，也是我们力主推动的。今天不讲这方面，更加宏观的。大家都很关注，原来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增长，可能吗？什么路径去实现。对同学有点启发，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变成研究的题目。财税今天基本不讲。

国际经济学会，到场讲了六个问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不同，与姓资姓社无关。今天只是做点启发。

今天讲3个方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的特征。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上谈。

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70、80块钱，广东打工的挣200、300。之前是把工资压得低，利润很高，增加利润交给国家。早期有一个成本真实化过程，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把压抑的工资基本上解决。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刚开始有点快。之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之前不反应在工资中，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中，现在变得真实化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之后多元所有制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释放，劳动释放率得到释放。人口红利释放充分。早期是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基本上垮掉了，因为市场放开，乡镇企业竞争不过，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07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9-10%，基本健康，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养老、医疗、住房都有很多毛病。我只从工资讲，其他方面的成绩和毛病也很多，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存在扭曲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

07年是个拐点。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很有弊端，这样说很多人不高兴。从2001到200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6.7%。07到12年12.7%，超过劳动生产率了，弊端比较大。弊端在于：一方面是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美国说：你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都做不到。美国讲负面清单、劳动权利，我们把法律给美国看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底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台只好往回走。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当来，劳动力增速减慢，农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什么叫尽快调整？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刺激之后到现在，问题是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必然换挡：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11年的时候是8.1，现在是10.1，进入老龄化；劳动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16至59岁），以后还要减；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人均GDP去年是7500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是吉隆坡的1.16倍。工资没有灵活性，加上被劳动合同法削弱。光是这些，如果劳动生产率，如果适龄人口减少，GDP就上不去。光看这一点就是换挡期。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GDP增长率会小于5%，这已经考虑了最近两年工资增长快，沿海地区机器换人。一半以上的机器人，中国来用；一半的机器人由中国生产，但是程序、精细控制不是中国的。

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经济学上讲是structural reform。我后边说。

先说前期政策消化期：造成了我们的杠杆率居高，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说230，最简单的说，M2/GDP是193。拿这个比较其实不合理，美国只有80多，因为他们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而非银行为主。真正可比的可能是M2，只有欧洲，但是欧洲不过160，我们是193。在08年以来，提高了4、50个点。增加的杠杆有40%是地方政府大规模搞的。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直接由政府偿还责任的是15万亿，间接的，搞不好就是20万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大量投资在于地产，造城。还有就是过剩产能。稳妥的去杠杆：去大了，像美国08年至10年快速去杠杆，失业率10几（实际是16），中国没有政治基础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得缓慢的稳妥的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经济增长恢复不是很乐观。

第二期：如果我们在结构调整期，改革开放，下大力气，中期增长可能在6.5至7之间。另外一半的可能是在下边。

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现在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65岁以上占比，7%到14%，世界平均是40年，我们23年，14%到25%，世界17年我们11年（数字不详）。劳动力人口下降以每年2、300万的速度。怎么滑入这个陷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如果政策上讲求有效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没有当时先鼓励生育再计划生育一折腾，可能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资本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可能脱离停滞陷阱。从农业人口转入非农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是陷阱。此外还要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尤其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的问题：经济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僵化，民粹主义。东南亚法制化更差一些。还有一条铁律：正常情况下，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80年代是工资真实化的过程。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宏观税负/GDP）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综合的，特别是民粹之后社会浮躁、法治消失。

我们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已经有了一些条件：开放是一直有的，是开放的受益者，进入WTO的受益者。现在我们自己不说，欧美都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财政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且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灵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有法不依。之前在谈行业经济谈判和区域谈判，是不是想进入欧洲啊？马上就不能干。一个企业内部，雇主和企业主谈判，但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南欧被干掉，是区域的集体谈判。银行工资全涨，通货膨胀，债券利率20%，怎么增长？这是巴西。但是我为什么不乐观？在其他国家可能有20、30年的过程，但中国未富显老，我们只有5到10年的调整期。三中全会定的任务是到2020年。有些任务写得不明确，财政这快还不错，任务很明确。做那么多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必须完成，同时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有些改革是从消化期来，可能造成风险，需要权衡。比如房产税立法，按照原来的进度现在应该进入一读了，现在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反应。三中全会讲到加速房地产税立法，改革个人所得税，在时间顺序上，税的逻辑上也是个税在后面，所以个税也在后面。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客观的，不用环境约束，只说人口就要换挡；消化期，是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跌、产能过剩。进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一点都不矛盾，搞不好就大于50%。

这是我们不作出很有作为的调整就会落入停滞陷阱。

不落入陷阱，怎么样的途径？

第一，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14年的城镇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10%。12年是52.6。但是户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龄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第一个是改革农业。从种子到餐桌，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分配。东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购价代替了市场，最后都去种玉米了。实际上6000亿斤粮食就够口粮，剩下的是工业的。退耕还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现在是国家用经济杠杆配置资源，而非市场配置国家补充。怎么办？把价格放开。保护轮种，休耕补贴，放开价格，进行进口。我们总有战争思维，如果说别人卡我们怎么办？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国人什么时候买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买我的大豆。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现在进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国、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还征40%关税。其他的，东南亚大米就让东南亚种，互相补替，把农民释放出来。留库存就可以了。农民如何征收？种其他的东西比粮食都是4、5倍的收益。土地流转，现在已经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国有土地在用途管制的情况下，每个省选一个市去试点，大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对粮食补贴，但不要补助全过程。现在连用什么样的拖拉机都管。实现农机械补贴后，工业生产值增加了3000多亿，其中一半是补贴。实际上做后补助，爱怎么种怎么种，把标准卡住，农药残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现在我们用了世界1/3的化肥，造成污染，分解为氮氢化合物。这样释放出了劳动力和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增收。

第二，户籍改革。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要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现在跟教育部合作，终身学籍支付。上次给了亚行的行长面子，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没有全部安装常住，因为受不了。100个人小学，农村就不错，教师配6个。走掉了50个，难道只剩下3个？不太现实。所以转移支付要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十四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法，但是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一个也没发。

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是我们巨大的内需。必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才有就业机会。从设计、品牌、物流、生活服务、制造业。西部地区围绕省会和一两个重要城市。过程中出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四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我们必须打破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各地都有很多限制。实际上人是有自由迁徙权的，但是58年之后就逆转了，因为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实际上没有了。在劳动力充分流动方面，正文中，我们没有改过，导言、总纲上略加一点。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须有产权才能落户，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德国人80%是租房。改这些东西需要修改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劳动力要去的地方就让他去，当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纽约也有限制，比如交税时间、学校贵，但是人家没有户籍。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第三，市场解除管制，国务院在推动简政放权，也有一定的效果。总理一直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看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差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上来。适当的要向高端引导，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基金，FOF，引导社会上的基金做引导性的工作，减少腐败机会。当然这里面有税制改革和财政改革。房产税是必要的。土地财政被夸大，之后农地变为农民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副业、经济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现在说土地财政有很多收入，实际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净收入只有20%，因为还要拆迁补偿等成本。同等入市后收一笔钱。总之地方财政收入会少一点，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用地来解决问题。最近的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常住人口增加了50%。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今后应该有好的激励机制，房产税是好的激励，做一个好的城市。还有财政改革，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社保制度改革：必须要改成国家直接管，否则要流动怎么办。管，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直接做，让制度做成劳动力自由流动。我们必须要改制度，现在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提高统筹梯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精算平衡、投资收益。需要重新调整，否则就过不去，当下过不去，快速的老龄化也过不去。

医疗保险问题更多。医疗改革，隔壁大学都错了。要重新考虑怎么改。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会都讲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改革，沈阳设立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深圳。全国还得设立，处理跨区域问题。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处理跨区域制度。两个地方试点，之后继续，就可以市场统一和公正。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10年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了，不然之后风险爆发无法收拾，而又不能失速，地方债务。新的预算法，只能是发债方式，但是只有1万1千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国务院在08年发文搞的。4万亿中，财政花的1万亿，其他的是银行。间接税是跟PPI挂钩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现在如何去掉杠杆，只有新发债的方式。老的债务怎么办？得认账。发了一万亿替换额度，还有继续的；做PPP项目，我也很害怕，全国已经有了1万亿的了，马上要出规范文件，怎么是真的PPP。企业方面，股本市场好的时候，应该发展PE\VC，资本加大。不大可能很快压缩债。美国出问题的时候，银行死活就不贷款了。我们不能让泡沫破灭。去杠杆，不失速。改革需要规范，清理税收优惠，行政性的各地优惠政策竞争。但是清理的厉害了，企业就跑了。所以有些措施就在于权衡。社会稳定和改革进度，改革进度与改革力度直接的平衡。08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11年出的劳动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还叫保险吗？保险是大数定律，是互济原则，短寿补长寿，短寿的人继承了，长寿的谁来做啊？这是储蓄了。医疗保险是一辈子交保费，退休后也要缴费。这些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理解吗？要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

我们可以不采取措施，5以下的速度，改革，6.5%到7%。两个一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小康，从现在开始要6.6%的人均GDP速度。如果没有真的措施达不到。

这次比94年那次难多了，94年是抑制通货膨胀，现在是通货紧缩，三期叠加。而且现在社会观念在发生变化，劳动致富不像以前那么受到认可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起草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的要求，全力推进。现在我们也在研究十三五规划，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是要落实措施。

Q：我最近看到丰田的股价已经又涨到140元了，所以说下一个经济危机是不是又快来了？而且我很怀疑，下一次是不是在中国开始？

A：第一，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开始危机，因为比中国糟糕的地方多的是。第二，我们现在起草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上层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人采取的应对方法可能不同，有的偏当前，有的看得长远。就像总理讲的，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还可以带来劳动力的释放。第三，现在我们的要求是降杠杆、不失速，所以我们推广PPP，这是一个当下、长远都有用的方式。不论如何，我们要先混过当期。至于说经济的风险点，我想主要还是在于欧洲，问题很多。

Q：我想问一个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最近读了一篇新闻报道，他们说土地招标出售和交付现金有先有后，不知道是不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

A：哦我刚才说的夸大，是指那些认为土地转让的净收入是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说法。当然了，把土地整熟是建设过程。有些人拿毛收入来讨论是夸大了土地的贡献，我们在讨论时必须列收列支。对于土地出让，第一是补偿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征地后给农民补偿。第二，在统计上，我们遵循了IMF的方法，是国有资产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外一种形式，不算收入。第三，对于地方财政，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问题，那么多建好的工程能卖出去？

为了保增长，我们在做棚户区改造、低收入保障房，基本上采用PPP的方式。可是对于那些房子，问题在于没人要，是周期问题。

Q：我想问一个关于社保的问题。您刚才提到要提高缴费，具体的参数能透露一下吗？另外国企资产补贴是什么样的形式？

A：哦我刚才只是讲精算平衡原则，缴费率是其中一个参数。我们国家的缴费率，8+20，是偏高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97年之前的人，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只能靠后人提高缴费率来弥补，是个欠账。这部分钱因为成本没有真实化，变成了国企利润，最后上缴政府，一部分用于投资，另外就是支出了。我们现在要补充，可以，那我就要加税，所以最后还是要拿出资产。第二，如果我们维持当前的替代率，美国是37%，8+8（实际上是14%，2个点给了医保），而中国是40%，8+10，就够了。第三，有负激励问题，没有实现三中全会中的多缴多得的愿望，最后就是傻瓜多缴纳。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同：东北是8+20，不够，所以在费基上做文章；山东是8+18，深圳是8+13，浙江是8+16。

Q：楼部长，您说没有高增长了，是说我们就要过上苦日子了吗？现在我们连房子都买不起，以后是不是更买不起了。

A：我们要鼓励租房，这个观念要变。现在是姑娘没房子不嫁，小伙子没房就不算成家立业，不行。房价现在太高，租金要上涨。而之后我认为房价会下跌。

Q：大众创业能带来多少GDP的增长？我是指在需求上。

A：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根据国际的统计惯例，只要半年有工作就算就业了。

Q：对于放开二胎，之后会不会有更加大幅度的政策出台？

A：二胎虽然放开，但是生育率上升比有关部门的预计要低。据研究，收入到7000美元的时候就不愿意生了。我怀疑，很快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笑）。

【来源于：招商引资内参：微信公众号zsyz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