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TPP的12国在2015年10月达成基本协议，并在2016年2月4日进行了协议签署。然而，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或改变TPP的命运，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11月21日晚发布的“百日新政”计划中，“美国退出TPP”赫然在列。

在“后TPP 时代”，因为美国的缺席，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然而，即便TPP面临“搁浅”，RCEP在未来可能也不足以完全代替TPP——鉴于TPP在刺激日本等国农业改革中的作用，TPP对促进各国经济中占比日渐上升的服务业的作用，以及RCEP作为基础的5个“10+1”自贸协定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缺少大国领导力、东盟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RCEP无法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通过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适时地带到顾客家门口。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减少对各种流动的干扰并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使全球价值链的每一个参与者受益。

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参与。两国建交以来30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累计达640美元，并在2015年超过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FTAAP将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

导言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出乎此前众多专业人士的预料。在贸易领域人士看来，这个选举结果不啻为自由贸易的“噩耗”——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曾提出一系列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精英、反建制的主张与口号，他把北美自贸协定（NAFTA）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声称若当选将“退出WTO”，美国与其他11 国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成为他对奥巴马政府最激烈的攻击对象。

果不其然，11月21日晚特朗普通过一段视频发布了他的“百日新政”计划——入主白宫第一天，他将签署一份意向声明，正式退出TPP。美国国会方面，参议院议长奥康纳、候任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均公开表示，美国国会确认不会通过TPP法案，TPP已确认“死亡”。

2016年11月19-20日举行的APEC利马峰会上，参与TPP的12个国家举行了会晤，讨论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挽救”TPP的可能性。此前，日本众议院已经在11月10日强行通过了TPP。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模型预测，TPP实施后日本将增加1400亿美元的年出口额和1000亿的年产值（至2025年），成为自贸区中最大受益国。TPP条款涉及的改革被认为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元素，日本也是TPP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被认为最有可能接棒成为TPP的新领导者。正当《美国要撤，日本顶上》之类文章纷纷登上新闻头版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2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没有美国的参与，TPP将“毫无意义”。

二战后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推动了8轮关税减让谈判，带动全球贸易自1970年代末30年高速持续增长。然而，2007-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世界贸易增速开始大幅下滑，2011年以来各年贸易增速均低于3%，世贸组织的2016年世界贸易增速预测更是下跌至1.7%。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复兴乏力，欧洲多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伴随经济增速减缓的是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兴起，危及社会聚合力并使国际规则面临倒塌的风险。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多边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包罗万象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2001年启动后陷入僵局，各国对此已经完全丧失信心。贸易自由化的主战场已从多边转向双边、区域自贸谈判。截至2015年，向WTO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已经达到600多份，其中400多份已生效，平均每个WTO成员签署了13份FTA。亚太地区更经历了FTA的“疯涨”，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1995-2015年亚太地区的FTA数量增长了6倍以上，从31份增加到215份。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由于FTA存在排他性，会造成从非FTA成员向FTA成员的“贸易转移”，从而违背了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性原则，不利于自由贸易。但是，近年来FTA的涵盖内容越来越多地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及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等“边境内政策”，使新签署的FTA在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远高于WTO规则水平；并且FTA也变得越来越大型化，包括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内的多个大型区域FTA都被喻为“迷你WTO”。正是因为这些变化，FTA越来越被认为是多边谈判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实现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路径。

继2014年APEC峰会期间提出《FTAAP北京路线图》后，2016年中国再次高调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FTAAP的特殊意义在于，这将是第一份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自贸协定，会给亚太地区以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很可能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

一、后TPP时代： 美国缺席的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

尽管TPP、RCEP、FTAAP常被看作是相互竞争的自由贸易安排，但事实上，三大自贸协定均脱胎于APEC在1994年确定的“茂物目标”。根据该目标，APEC中的工业化经济体将于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于2020年实现“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与投资”。APEC 自建立之初就倡导开放、自愿、非约束性的原则，2001年后又引入“探路者行动”，鼓励各经济体尝试不同的分组和计划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自成立以来，APEC“孵化”了包括“先期自愿部门自由化”（EVSL）计划、信息技术协定（ITA）和环境产品协定（EGA）产品清单、区域自贸协定样本（《釜山路线图》）等一系列成果。

2002年APEC会议期间，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四国(P4)宣布启动FTA谈判，四国在2005年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成为TPP的前身。由于参与国都是规模较小的开放经济体，并且有较好的经济互补性，TPSEP协定呈现出相对其他多边协定和区域协定中更自由化的特色。例如农产品贸易在2015年后实现零关税，大幅削减农业国内支持。

2008年，鉴于多哈回合停滞不前，并且美国新一届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后启动“重返亚洲”战略，美国在1月宣布参加与P4的谈判，新协定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后的几年中，在美国的主导下，TPP谈判迅速推进。2013年日本的加入，使TPP成员增加到12 个。根据IMF的2014年数据测算，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6.21%，其贸易规模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7.64%。2015年10月5日，参与TPP的12国宣布达成基本协议。2016年2月4日，经过7年多的谈判，美国等12国的代表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签署了TPP协议。

与其他FTA相比，TPP被认为具有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TPP 的12个成员国，遍布环太平洋沿岸的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同时包括了制造业导向的国家和资源性国家，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包括了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TPP协定文本包括30章、正文600多页、全文6000多页的内容，除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等传统的FTA内容，还包括了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发展、能力建设、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等绝大多数FTA涉及较少或尚未涉及的条款。TPP的高标准则体现在四个方面：货物贸易最终实现贸易品零关税，服务贸易中除国防、金融等特殊领域外，给予所有服务部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领域的地理标志产品、版权保护、专利保护、药品定价等标准显著高于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水平；专门设立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通过与贸易相挂钩在成员内部统一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水平；纳入《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第十七章），主张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财政、其他优惠待遇的支持，取消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给予的特惠融资措施，撤销政府采购的偏好等。

2016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认为WTO、NAFTA、TPP等自由贸易安排牺牲了美国的利益，导致了美国劳动阶层的失业和经济困境。他宣布，若当选美国将退出TPP，并重新谈判更公平的NAFTA协议。在众人的惊愕中，特朗普一路过关斩将，并借着“铁锈地带”（rust belt）传统工业州的支持，大幅胜过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在翌日的获胜演讲中，特朗普承诺要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美国总是也一直会把美国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些在我们国家被遗忘的人们，再也不会被遗忘。”11月21日，特朗普作为候任总统发布了”百日新政“视频，宣布将退出TPP列为上任后第一要务：“该协议可能会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灾难。我会就我们打算退出TPP的意愿发出通知。相反，我们将开展磋商的，是能够让工作岗位和产业重新登陆美国的、公平的双边贸易协议。”

由于急转直下的美国国内政治，TPP的根基轰然倒塌。2015年TPP基本协议达成后，时任奥巴马总统曾表示，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而TPP协议的达成将制定“21世纪全球经济在众多领域的规则”。对于TPP中另一个主要经济体日本来说，TPP所需要的改革措施是“安倍经济学”开出的药方之一，缺少了这些改革，安倍政府推出的货币宽松和日元贬值政策对恢复日本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效果有限。

学者指出，特朗普选择放弃TPP的观点，并非仅仅是选举政治中的投人所好，至少还有五方面的原因：第一，奥巴马政府在对内“推销”时，中国成为美国的对抗目标而非出口市场，反复指出TPP使得美国占有制定规则的优势，但仅从地缘政治而非经济利益角度推动贸易自由化，难以获得政治支持；第二，TPP谈判过程高度保密，造成国会的不满；第三，TPP所包含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引发了司法权让渡的争议；第四，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IIE）的量化分析，TPP启动后越南将成为受益最大的经济体，而虽然美国服务业将受益，但制造业可能遭受打击，这是依靠制造业支持赢得竞选的特朗普无法承受的；第五，TPP中设立了高水平的规则来防止“搭顺风车”行为，但是对于达标有困难的国家，基本给予了灵活政策或相当长的过渡期，这在美国国会看来有违互惠原则。

如果美国退出TPP，这份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和意义无疑将大打折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表示，没有美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毫无意义”——由于美国的缺席破坏了该协议基本的获益平衡，再磋商出一个只包括11个成员国的TPP 是不可能的。很显然，离开了美国的TPP不再具备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潜力。那么，进入“后TPP时代”的自由贸易是否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呢？

二、RCEP：聊胜于无？

1992年，原东盟六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在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建设东盟自贸区，经过十年的构建，自贸区于2002年正式启动。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协议》，成为第一个“10+1”自贸区。接下来几年中，东盟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先后达成了自贸区协议。

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后，中日韩三国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机制，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包括东盟“10+3”国家的“东亚自贸区”（EAFTA）和东盟“10+6”国家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在2005年和2007年被提出，分别代表了中国和日本支持的两种区域一体化方案。由于存在“10+3”和“10+6”的路线分歧，东亚自贸区在几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直到2008年后TPP横空出世产生的“鲶鱼效应”，使路线之争出现了转机。2011年在巴厘岛举行的第19届东盟峰会上，中日同意两种方案同时推进。2012年8月，在东盟“10+6”国家的经济部长会议上，各方原则上同意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计划于2015年结束谈判。2016年9月，RCEP各方同意将基本协议达成时间推迟到2017年之后。

RCEP强调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的“中心作用”，并在现有各个东盟“10+1”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RCEP谈判将考虑到参与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为了体现灵活性，将纳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与包括了许多“边境后”（behaind-the-border）规则的TPP不同，RCEP包括了较为传统的自贸议题，主要针对的是市场准入和供应链融合问题。

与以往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相比，RCEP具有四个新特点：第一，RCEP以制造业为主、出口导向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主体，其规则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第二，RCEP 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APEC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和“东盟方式”合作精神，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通过开放发展、综合安排和逐步推进等制度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需要，并照顾到发展中经济体关注的经济技术合作安排；第三，RCEP将立足与东盟与中、日、韩、印及澳、新的5个自贸协定基础之上，并兼顾高水平目标和渐进性落实两大要求，建立“现代的、高质量的”自贸区；第四，RCEP不是综合性的自贸区整合方案，大部分参与经济体都在同时进行这其他双边和诸边自贸区谈判，包括东北亚三国参加的中日韩自贸谈判，新加坡等国参加的TPP谈判，以及东盟十国的内部一体化等。

虽然RCEP谈判过程遵循的成员平等、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更有助于提高灵活性和开放性，并照顾各参与成员的舒适度，但是这也可能造成最终形成的自贸区的一些缺陷。

首先，作为RCEP基础的5个“10+1”协议之间差异巨大，6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和贸易自由化立场各异，最终RCEP能否实现“高质量”目标将成为谈判难点。例如，以货物贸易为例，东盟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于2012年（东盟新成员国2018年）、2018年、2026年、2022年、2025年最终实现全部正常商品零关税。2016年8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RCEP部长级会议上，日本、澳大利亚（同时也参与TPP）主张废除关税、开放高水平服务贸易、形成与TPP相一致的规则；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印度与RCEP国家贸易多为逆差，在会上主张“因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关税率也应有所差别”。各方的立场分歧，无疑为RCEP的早日达成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第二，相对TPP中服务贸易采取的“负面清单”模式，RCEP以自由化水平较低的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正面清单和“10+1”自贸区为服务贸易谈判的基础。在现有自贸协定中，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对东盟分别开放了33个、85个、164个、85个和116个服务贸易子部门，根据现行谈判框架，RCEP最终取得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可能较为有限。

第三，建立在5 个东盟“10+1”自贸区基础之上的RCEP将形成东盟为中心的“车轴—辐条”贸易格局，在美国缺席，中、日不占核心地位的情况下，不足以支撑亚太经济贸易一体化。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表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难以取代美国独自维持世界贸易的活力——尽管中国自加入WTO以来，生产总值与贸易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4%跃升至2016年的15%，全球进口占比达到12%，但中国在上述两项指标上仍低于美国；其次，驱动贸易的专门知识大部分仍来自发达经济体中的企业。

即便TPP面临“搁浅”，RCEP在未来可能也没有机会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日本早稻田大学浦田秀次郎教授指出，TPP的启动对日本经济复苏有决定性的作用，TPP中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非歧视性原则、禁止强制外国公司技术转让、对外国公司开放政府采购、削减国有企业补贴将为“走出去”的日本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TPP还将打开一批长久以来受保护的日本国内产业，例如大米、牛肉等农业产品，帮助更合理配置资本、人力和其他资源。这从很多RCEP经济体同时也在参与其他自贸区谈判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对于中国来说，RCEP虽然较为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但是考虑到自贸协定谈判的复杂性，完成谈判往往多次推迟，未来自贸区最终启动时，可能以及无法与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相匹配。例如，2015年中国服务业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50.5%，占劳动就业的43%，并且呈现出加速上升的态势；“十三五”末的2020年服务业的GDP占比预计达到58.8%，劳动就业比重突破57%。为了进一步支持中国参与跨境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版权交易、服务贸易规则等领域将是中国未来自贸协议谈判的探索方向。

总的来说，RCEP因为包括了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体，有助于亚洲生产网络一体化和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由于RCEP建立于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相关标准水平较低，基于以东盟为自贸区中心的“车轴-辐条”结构并且不包括美国，RCEP无法成为代表“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的替代方案。

三、中美共同参与的FTAAP将书写21世纪的全球经济规则

针对“英国脱欧”、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学院教授Richard Baldwin 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兴起，使得信息的传输成本急剧下降，通过将发达国家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所有的产品都从一条条“全球价值链”中制造出来。在“全球价值链时代”，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工人，就如同“徒劳地在工厂的正中央砌一堵墙”。但是他指出，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使供应链中全球各地的企业确信其稳固性。“21世纪的供应链是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trade-investment-serviceintellectual property nexus）被编织在一起的，因为适时地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带到顾客家门口，有赖于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对以上任何一种流动的干扰都会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壁垒。”

毫无疑问，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2015 年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25％左右，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共同肩负着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正如在气候治理领域中美合作促成全球首份减排协议《巴黎协定》的生效，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自中美建交以来，从建交之初的不足25亿美元到2014年的5551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额30多年来增长了200多倍，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根据美国荣鼎咨询（Rodium Group）的数据，中美之间的投资也进入了“双向模式”，1990年至今，美国在中国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累计总额达2280亿美元；同期，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达64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自2010年起急剧增长，并于2015年超过了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此外，中国每年有20多万学生前往美国留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中美之间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员交流。正是中美两国之间这一的货物、人员、投资、创意流动，成就了苹果手机的“加州设计，中国制造”。很显然，中美经济关系正是Baldwin所指的“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的典范。

中美两国地处世界贸易最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这里既有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有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区域市场。虽然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两国都分别通过RCEP和TPP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但是中美之间至今没启动任何自贸区协定的谈判。

在2010年的APEC横滨峰会上，作为RCEP前身的“10+3”、“10+6”两种方案以及TPP均被认为是通往亚太自贸区的途径。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Petri等研究人员的建模分析，不论是RCEP还TPP，释放的经济红利都远远小于亚太自贸区——对中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并且，三种情景下（RCEP途径、TPP途径和17国模式）下的亚太自贸区（FTAAP）都显示出显著的贸易量增加，其原因在于中美共同参与自贸区产生的溢出效应。

FTAAP概念最早由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在2014年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以巩固并加速取得APEC茂物目标”。2006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表示FTAAP“应给予仔细考虑”，当年的APEC峰会“指示APEC经济体官员就如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更多研究，包括FTAAP。”此项研究在2009年完成，建议“APEC经济体应将一份高质量、全面的FTAAP 定为目标”。

近年来，亚太地区对于自贸区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TPP和RCEP上。但在中国的推动下，2014年APEC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批准了推动实现FTAAP的路线图。201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闭幕，会议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和相关政策建议，并以此作为《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利马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FTAAP的重要共识，包括：FTAAP应在APEC框架外实现，APEC将发挥孵化器作用；FTAAP应建立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其他可能的区域一体化协定基础上；APEC 经济体将在2020年以前，进行关于FTAAP实现路径的评估，评估工作将找出FTAAP进程中的最大挑战领域。

中外学界对FTAAP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种：RCEP扩容实现FTAAP，TPP扩容实现FTAAP，RCEP与TPP合并实现FTAAP，在RCEP与TPP之上建立一个伞状结构的FTAAP；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一种中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后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共同推动FTAAP的路径。

前四种路径各有优劣势：“RCEP扩容”路径是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一体化蓝图，自由化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较易接受，其劣势在于容易造成“在太平洋中间划线”，并且自由化程度并不是很高，甚至被称为现有双边协定的“订书机”，离“21世纪经济规则”尚有距离；“TPP扩容”路径的优势在于当前12个成员有较广的地域分布，地跨南北美和东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自贸区自由化程度高，并且包括了电子商务等多个“21世纪议题”，其缺陷在于过高的标准使其“曲高和寡”，并且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亚太地区大国均不是TPP创始成员，不能够反映本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关切；“合并RCEP和TPP”路径因为需要在差异甚大的两份协定之间找到“最小公约数”通常被认为实现难度非常大；相比之下，“伞状结构”路径将具有更高的可行性，该路径将形成RCEP、TPP、FTAAP并存格局，FTAAP的自由化程度将介于RCEP和TPP之间，双方成员必须在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标准等领域统一标准，在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内容上弥合差异，在原产地规则上达成共识，其缺陷在于因为需要统一存在冲突的规则，谈判过程可能旷日持久。

第五种路径取决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合作上共同担任世界领导者的意愿。两国自2008年启动BIT谈判以来，已经进行了二十多轮的谈判，内容也已深入到了负面清单、文化产业、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中国还设立了自贸试验区为新一轮开放措施积累经验。两国如果能早日达成BIT协议，将开启一系列新的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包括启动《中美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谈判，中国加入WTO诸边贸易协定谈判（例如《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两国在双边层面达成的共识将扫除两国共同成为亚太自贸区成员的主要障碍。

虽然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国将退出TPP，但是有观点认为最早到2017年2月，美国将有机会就TPP部分条款再次谈判，形成可接受的新版本文件。考虑到RCEP一再错过的完成谈判的时间目标，目前说“经由RCEP实现FTAAP”路径胜出，仍为时尚早。

不论最终上述哪一种路径成为发展FTAAP的最终路径，中美之间关于未来贸易规则的共识都将必不可少。特朗普在阐述他的贸易政策时曾表示，在任内他将更注重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规则，这可能将为中美双边协定带来新的机会。如果中美之间能达成高水平的BIT 和BITT，意味着中美两国就“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达成共识，扫平RCEP（或其他路径）通往FTAAP上的最大障碍。

总之，中美共同参与的FTAAP将是“后TPP时代”的最佳选择，中美两国的巨大经济体量，将为亚太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红利。尽管存在多种实现路径，但是任何一种路径都要求中美两国就关键议题达成共识。中美BIT的迅速推进与BITT的尽早签署，将为未来共同推进亚太自贸区奠定基础。而在TPP搁浅、RCEP先行的情况下，中国应适时邀请美国加入RCEP并进行”RCEP+“的升级谈判，从规则、范围、成员三方面将RCEP升级成为FTAAP。

四、总结

中国在近年的APEC峰会中多次倡议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FTAAP的建成，将通过中美两大经济体的一体化升级，为亚太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过去几年中，亚太地区寻求经济合作升级和供应链整合的国家逐渐转向两个“超级区域自贸区”谈判：由美国主导的TPP和以东盟为中心的RCEP，两个区域自贸安排既存在竞争，又具有一定互补性：两边的谈判都在近年中加速，但二者都成为FTAAP的实现路径。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通过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适时地带到顾客家门口。21世纪的经济政策应通过设定共同规则和普遍标准，减少对各种流动的干扰并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使全球价值链的每一个参与者受益。

书写“21 世纪全球经济规则”，离不开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参与。两国建交以来30年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美国对中国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累计达640美元，并在2015年超过当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FTAAP将是“后TPP时期”的最佳选择。

最后，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一、FTAAP代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当前的RCEP谈判应注重未来“扩容”并作为FTAAP发展路径的可能性和兼容性；在未来“RCEP先行”的情境下，可以通过RCEP升级谈判的方式，从规则、范围、成员角度考虑对TPP进行融合。

二、FTAAP代表中美合作的新方向，与当前的中美BIT以及未来可能启动的BITT方向一致，并且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走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美应尽早达成BIT并启动BITT谈判，以及在在未来将FTAAP作为共同推动全球化的新载体和新平台。

三、中美两国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认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贸易审议机制对维护全球贸易开放的巨大作用，以及区域一体化和WTO诸边贸易谈判对最终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路径效果。

文章选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