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客观上讲，我认为中国企业面临四个非商业风险。90年代，大规模引进外资的时候，中国对外投资每年只有很少的十几亿、二十几亿，而入市之后，特别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急剧增长，到现在海外投资存量已为上万亿美元。但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急剧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比如地缘政治风险，社会责任风险，环境责任风险，特别是合规经营风险。

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趋势（1990-2015）

目前合规与否受到了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各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特别关注，而合规、程序、腐败等问题也是容易被我国企业所忽视的。比如2009年1月12日至2015年9月1日，6年的时间里，世界银行共处罚了654家企业和个人，其中有38家中国企业和个人，并且这个数量是呈上升趋势的。2009年只有1个，2011年4个，2013年又有4个，2015年仅到6月为止就有20个。如果企业没有按照世界银行的采购指南的标准去竞标，有违规的行为，就会上世行的黑名单，这会导致几年甚至于终生不得参与世界银行投资的项目。更严重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如果被世界银行处罚了，其他的国际银行，例如亚行等也会连带着一块处罚，这些都不是我们平常讲的传统的商业风险。

在国企中，不少企业以行政主导的思维，换句话说，政府主导的思维走出去，这样的投资往往会失败。因为他将走出去认作一个上级下发的任务，在走出去后往往对市场环境、项目的调查不够。现在凡是在报纸上报道的哪个项目搁浅了，哪个项目推了，甚至是腐败项目，都属于这种情况。走出去是一种企业行为、商业行为，但仍有不少人把它按照政治行为去操作，这样是十分危险的。在我看到、甚至调查中碰到出事儿的国企，多数是按照这种政治思维去参与国际竞争的。

民营企业往往有以我为中心的思维，会认为在国内成功的做法，同样可以应用在国际上。于是往往把国内的成功经验，直接拿到国外去。比如刚才讲的合规问题，国内的房地产往往需要行贿拿地，这在有的国家好像暂时能行得通，但是国外的企业如果没拿到项目就会寻找对手的漏洞，一旦发现中国的企业可能做了违法的行为，就会使中国企业做不成这个项目，到最后得不偿失。

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国际化人才。不仅懂外语，还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特别经营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是十分稀缺的。我在调查中往往碰到刚才讲的以我为中心的情况，比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有中国馆和埃及馆，中国馆里有很多青铜器，埃及馆里有木乃伊。美国的学生由老师领着参观，当他们讲述到中国、埃及的文化时，面对的都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所以美国孩子从小就知道世界文化是有多样性的。相比较，中国教育孩子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使得咱们的孩子看不到国际上的多样文化，只会以中国的思维模式想问题。我带中国企业家出去考察时都会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希望他们多看看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因为咱们好多企业家不知道世界文明是多样的。我觉得这三个弱点导致了刚才讲的四个非商业风险，并且这些弱点现在有放大的趋势。

除了弱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走出去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我们过去往往说美国帝国主义，他们的企业是到海外掠夺资源，帝国主义的这种跨国公司是掠夺性的。而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了，人家会怎么看你？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企业是新殖民主义者，我们中国企业凭什么走出去？我问过不少官员，谁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好像我们产能过剩就该出去了，我们企业做大了，国内市场不够，就该出去了。所以我觉得刚才讲的挑战或者困难的核心就是，我们现在走出去的理论根据。我们中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的跨国公司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怎样从一个投资输入国的思维转变到投资输出国的思维。30多年里一直到2012年前后，中国主要还是投资输入国，但是按照商务部的统计，2014年是个转折点，我们对外投资超过了引进外资，变成了一个净投资输出国。但是我们很多人的思维现在还停留在当年投资输入国的思维，要保护本国的企业。而投资输出国的企业的思维应正好相反，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是至为关键的，因为投资输入是创造GDP，投资输出是创造GNP，也就是国民收入。

在历史转变期，许多企业的思想跟不上，所以政府在个时候需要起更大的作用。在引进来时甚至不需要中国本土企业合作，政府单独就可以设立开发区，给出优惠政策，把外资引进来，但是有没有想过在走出去时政府能做什么呢？在国外，别人会提防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举一动，我们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最多就是号召、推动、引导、提供服务，能做的事儿很少。但现在咱们政府想问题还和当年一样，要推动，要“一带一路”，这显然已不符合时代的需求。

为解决思想转变问题，首先需要有理论创新，我们这些年研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叫做全球公司的概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全球公司和跨国公司的不同在于，全球公司有一个全球性的战略和管理治理结构，特别是要承担全球性的责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最近的20年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全球的跨国公司迅速向全球公司转型，很多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海外雇员这三项指标合起来平均数超过50%，这样的公司会被认为是全球公司。大量的全球公司进入中国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很好的资源，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些年的发展。现在我们走出去，也应该以全球的责任为指导实施全球战略。当这种全球公司出现的时候，是跨国公司发展的新阶段。

很多中国企业开始是国内企业，LC，后来通过对外贸易变成国际公司，这几年不少公司通过跨国投资变成了TNC（跨国公司）。当然现在的目标应该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全球公司，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样板，像我们调查过的吉利公司，现在海外销售，海外雇员的平均数已经达到69%。像华为的海外销售一大半在海外，还有一些小公司。这些公司无一例外，强调责任，强调合规。

走向世界的中国公司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当我们的企业还在按照市场经济初期的规则参与竞争的时候，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竞争规则已经改变了。我们应该迎接全球企业竞争新规则的挑战。1992年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市场出现，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第一，他们打造全球价值链，从而改变了企业全球竞争的方式，过去都是产品对产品的竞争，企业对企业的竞争，现在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第二，他们强化企业合规文化，从而改变了企业全球竞争的规则。所以当我们的企业走向世界之时，面对的是已经改变了的全球竞争方式和全球竞争规则，这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和把握这种新规则，我们的企业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发展中国企业成长的新经验。

我在到欧洲、美国、日本、韩国考察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时感到，中国企业这些年成长非常快，虽然有那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确实总结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我总结一下大概有以下五点：

第一，风险可控走出去。现在除了传统的商业风险之外，还有那么多新的非商业风险，但是不能说有风险就不出去，其实有些风险大的地方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关键是可控还是不可控。

第二，互利共盈走出去。我们过去的思维特别是传统跨国公司的思维都是单方面获利。我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中国企业，这方面的经验做的挺好。比如，我们考察过的吉利，他收购沃尔沃以后，对沃尔沃公司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当地创造的就业不但没有萎缩还有所增加，得到了当地大量的支持，这就是成功的案例。我们的思维需要有这种想法。

第三，相互合作走出去。国企的困难比较大，是由于光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没有强调改善党的领导，你怎么可能适应全球竞争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国企走出去实际上面临非常大的风险，而且人家往往怀有戒心。在这个时候可以国企和民企合作走出去，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合作走出去，这样的案例现在出现了很多。 

第四，依法合规走出去，刚才讲的合规问题是现在跨国公司的重头。2014年居然出台了一个文件叫ISO19600，国际标准化组织出台了一个合规管理体系的指南，所以这点是十分关键的。

第五，文化融合走出去。要理解当地的文化尊重当地的文化。

最后做一个结论，我认为当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企业形态从国内企业变成了国际公司，这面临一个挑战，你怎么样成长为现代的全球公司。在转变的过程中，企业的责任要不断提升，从尊重股东责任，把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追求，到强调社会责任、环境责任，我把这个称为全面责任，再到现在走向全球必须有全球责任，特别是合法规、规制、规范这三个规。这是软实力，如果光有前面的战略，没有后面软实力的提升，风险和困难是无法解决的。如果按照这样的经验实践，我想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是可以成长的。

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