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黄金发展期。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与利用外资接近平衡，是2002年的45.6倍，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三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2002年的近30倍，由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第8位。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持续增长动力，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和中国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产业格局、投资的模式和主体等方面将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应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思路和战略重点，抓住机遇，提升对外投资的国际竞争力。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新的机遇

一是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全球外资政策进一步朝开放、促进自由化和便利化方向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4年80%以上的外资政策涉及放宽外资准入条件或减少外资限制，在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降低16%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增长23%，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量的比重由2007年的13%上升至当前超过1/3。全球投资自由化的趋势将为中国对外投资打开新的空间。

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持续低水平增长局面，发达国家一大批优质企业资金链紧张、价值缩水，为跨国并购提供了良机。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8年以来，全球跨境并购额波动反弹，2015年全球跨境并购额为0.64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大幅增长了61%，达到2008年以来最高点。中国经济在本轮金融危机中表现稳健，企业资金储备较为充足，企业实施海外并购，加快结构重组和市场布局调整，为获取优质资产和提升价值链地位提供重要机遇。

三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加速融合互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中国作为仍在快速成长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发展中经济体，市场、资本、生产制造能力等多重优势日益显著，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协同互补性不断增强。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需要吸收境外资本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对于引入外部投资和建设资源升级改造现有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新的基础设施的需求强烈，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表现出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意愿。采取东道国更欢迎的投资方式化解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能显著加强与东道国的利益绑定和互利共赢。

四是我国在国际事务和区域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开拓了新空间。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已经签署了130多个双边投资协定，与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议；截至201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与32个国家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协议金额超过3.1万亿人民币。2015年11月人民币加入SDR，份额仅次于美元和欧元。在我国积极倡导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相继成立。2015年起，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和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倡议进入实施期，已与一些沿线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就发展规划对接达成共识。这将为我国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环境，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五是我国具备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制度基础。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我国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从日韩等国家经验来看，我国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过渡。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我国消化过剩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也有助于吸收全球先进要素，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我国已经具备了对外投资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资金、技术、品牌、人力资源等多方面储备具备了较强国际竞争力。从制度层面来看，我国加快新一轮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境外投资制度改革，促进各类主体走出去，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并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高水平管理模式，这都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商签高水平自贸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实现对等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临的挑战

一是高水平自贸规则重构将中国排除在外。发达国家主导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积极构建TPP、TTIP等跨地区、大型自贸安排，将自由化重点转向投资和服务市场开放。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出现高水平自由化趋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被排除在外，使我国在适应新格局、新规则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同时，中国尚未形成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难以争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投资的规则。我国短期内无法加入主要的高水平自贸安排，一方面会促使我国企业为规避贸易转移效应而加快对自贸区成员国开展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不利地位，将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一定的挤出效应。

二是发达国家投资安全审查不断升级。根据中国产业发展特点和对外投资阶段特征，不少中国对外投资涉及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等行业，面临投资东道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安全审查越来越严苛的局面，很多投资规则呈透明度低、不可预测性强等特点。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统计，向其提交安全审查的外国投资案件中，涉及中国投资者的案件数量在2006-2010年为19起，占比仅为3.4%，而2012和2013年数量均位居各国之首，占比超过五分之一（见表1，P29），与中国对美投资占比极不相称。此外，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限制。美国CFIUS规定，对于国有企业或其他存在海外政府控制证据的企业投资，在最初30天审查后还须接受45天调查。澳大利亚因中铝收购力拓一案，修改了外国并购法案，将“国有产权”作为单列审查项目。

三是东道国政治风险呈上升趋势。近年来，世界经济和治理进入大调整时期，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覆盖大量发展中国家和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面临的东道国战争、战乱、政策不可持续等风险不断增加。例如2011年利比亚战乱发生后，新政府对于上届政府给予中国投资的承诺不予承认，严格限制中国在非投资，或没收中国企业在非资产，造成中国在利比亚损失超过数十亿元。2014年中越南海争端引发暴力打砸中资企业事件致使部分中国企业和个人遭受较大损失。

四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政策支持体系仍有待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仍存在多部门重复审批、周期长、限制多、流程复杂等问题。现有制度以指导为主，监管和约束力度有限，海外恶性竞争现象普遍存在，不少企业只重视投资建设，忽视在当地的沟通、经营与维护，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声誉；为对外投资提供重要服务的金融业“走出去”滞后，国际竞争力不高；应对海外投资损失的双边协调机制还不健全，我国的大部分双边投资协定签署时间较早，对于海外投资损失的保障条款力度较弱。此外，对外投资的公共服务体系仍有待于完善。

产业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

一是国内转型升级需求将推动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布局调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将推动优势产业、当前产能过剩的产业以及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加快向境外转移，寻求更低的要素成本，拓展国际市场。中国仍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高端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在传统制造业的转移为高端产业腾出发展空间后，通过境外投资获取高端的技术、品牌，返回国内市场经营的企业将显著增加。

二是服务业投资将成为对外投资的亮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将推动服务贸易向服务投资转变。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和金融业的扩大开放，企业对外投资所急需的金融服务将大幅度走出去。此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将推动房地产、娱乐、医疗、教育等领域企业加快对外投资，拓展国际市场和反哺国内市场。

三是满足国内资源能源需求的行业将扩大投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资源能源对外投资仍将恢复和反弹，方式上将向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全球销售并满足国内发展需求转变。全球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持续关注将推动中国新能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粮食和食品安全提出了较高需求，未来农业领域的海外并购和农地开发具有较大发展前景。

全球经济复苏形势仍不明朗，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较快发展时期。本轮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企业已经积累了不少跨国并购经验，企业内部组织融合、品牌经营等领域整合能力大幅提升，具备了一定的风险防控能力，特别是对一些全球知名企业成功并购和经营提升了在全球的声誉和影响力。未来国内外在技术、市场和生产能力等方面对接的巨大发展空间将推动中国海外并购继续快速发展。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和企业国际化能力显著提升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行业领域将从能源资源、制造业向服务业等快速扩展；并购动机将逐步从以满足国内发展需要为主向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转变。

近年来，国际投资竞争加剧，境外投资风险呈上升趋势，企业单打独斗的模式在很多情况下已经难以适应这种环境，合作将成为对外投资的主流。从国内企业的合作来看，产业链水平上的“抱团走出去”已经初具规模，给企业带来了显著利益，但是聚集程度仍较低；同质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仍是阻碍企业发展、降低投资收益的一大问题。从中外企业合作来看，与优秀跨国企业、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合作能够为中国企业带来资本和技术支持、学习机会和更容易被接受的身份等优势，还能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应对海外质疑和安全审查。因此，通过产业链的抱团投资、同质企业的有序合作、中外企业的联手投资等合作方式，实现互利共赢，将成为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模式。

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增势迅猛，截至2014年底，已经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一半。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红利大幅惠及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着力打造更加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支持和保障越来越完善。例如，境外投资的审批等行政管理流程对各类企业大幅缩短，民营企业投资更加便利，成本更低。金融业扩大开放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打开了新空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将逐步得到缓解和解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将有更多制度红利释放，促使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快速增长和成为中国对外投资主体。

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要有全局思维，发展目标要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调整和完善顶层设计，使国际环境、国内政策支持和企业对外投资意愿实现有效结合，抓住机遇，加快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质”的提升，提高国际竞争力。

总体思路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全面提升对外投资国际竞争力为总目标，发展思路围绕三条主线。

对外直接投资要服务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和消费升级需求。要抓住机遇，加快实现海外优质企业并购，吸纳更多技术、管理、人才等高端要素，促进我国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发挥我国产业优势，拓展海外发展空间，缓解我国过剩产能压力，促进优势产能输出，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提升资源整合和控制能力，保障国内能源、粮食、稀缺资源等战略物资的供应。

形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战略布局。第一，围绕“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等倡议和战略，充分发挥我国的产业优势和资本优势，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增强利益绑定，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布局我国主导的区域生产体系和全球产业链。第二，加强在重点地区投资发展布局，加强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端要素和消费市场的资源配置，加强与对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与国内产业形成更完善的产业梯队。

全面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投资便利化服务和保障，形成促进境外投资的制度环境，为企业提供便利的审批管理、金融、风险保障等支持和服务；加强对“走出去”的指导、规范和监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行业“走出去”的指导、抱团和自律的作用，鼓励企业与东道国建立互利共赢机制，建立良好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行为规范，树立中国品牌的良好声誉和影响力；加快培育会计、法律、咨询等中介行业发展，加强管理、语言、技术等各类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源等。

战略重点与建议

抓住机遇，加强对海外优质企业的并购。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不少优质企业受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影响正处于经营困难中，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跨国并购增长迅速，有资本实力的跨国公司加快收购价值被低估的优质企业。中国企业具备产业和资本优势，应抓住全球经济周期调整的机遇，加快并购海外优质资产，获取先进技术、知名品牌、消费市场和高端人才，提升跨国并购的整合能力。政府应加强对海外并购的审批、金融、信息服务等领域的支持，放开以国内上市公司股份为对价的海外并购支付方式，丰富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支付手段，加快为企业海外并购松绑和提供便利；加强对等开放，提升国际协调能力，维护海外并购的合法权益。

实现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的全球化战略布局。在全球重要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节点城市完成初步布局。建立全球重点地区国际产能合作框架，能显著提升我国在区域生产体系和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对外投资汇聚我国未来发展所急需的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技术、人才等资源，提升品牌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强优势产业对外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动进行制造业、基础设施和资源能源产业布局，推动我国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轻纺、汽车、机械等富余产能向这些地区有计划地释放。提升我国对重要能源资源供应的保障。改善战略通道安全、保障海外资产人员安全，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在世界基础设施建设新一轮高潮中，推动基础设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

加快打造一大批世界先进水平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跨境投资的主导力量，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实力和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与国际成熟的跨国公司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应加快提升跨国公司创新要素投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提升中国企业在技术、标准、行业规范、商业模式等领域的影响力，打造一大批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品牌。发挥全球领军企业的带头作用，带动产业链共同“走出去”。

建立适应全球化高效运作的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境外投资管理制度，未来应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适应全球化高效运作的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一要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市场干预措施，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明确大型国有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导向；二要加强对外投资支撑体系建设，搭建知识和信息分享平台，加快构建金融服务体系，完善风险预警和风险防控体系；三要加强对对外投资的指导和监管，加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社会责任、文化建设等领域的指导和规范，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信用和行为监控制度的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国际化人才培育，加快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境外投资平台建设；五要大力推进高水平的自贸区网络建设和国际投资协定谈判，推动现有投资协定的升级，促进和保护企业对外投资。

【本文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来源：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