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从8月底以来，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张维迎围绕着产业政策已经书面论战几个回合。9月4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都给了回应：肯定产业政策的作用，也承认“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难题”。那么，如何定义产业政策？

林毅夫：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包含范围非常广：

这些都是产业政策的表现形式。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政策都包含很多方面，有的只用一项，有的用两项，有的用更多项，但只要当中的一项是针对产业的，都叫产业政策。

张维迎：首先我们定义一下产业政策。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

这里的关键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对什么是公共产品，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如统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对某些企业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属于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林毅夫1980年代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林毅夫的博士论文，分析了政府对农业微观组织（产权）结构的干预对粮食减产的影响，应该深知政府过度干预的危害。张维迎在传播博弈论与信息经常学方面影响力很大，而这个领域，有不少论文是研究产业结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因素造成市场失灵的。从学术背景来说，林毅夫应该比大众更了解政府的局限性，而张维迎也比大众更清楚市场的不足。反对产业政策就是反对政府吗？显然不是。林毅夫反对政府对除国防之外的产业进行补贴，也认为“大部分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

张维迎：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太可怕。

林毅夫：除了那些属于国防安全的战略性产业需要补贴之外，没有一种需要补贴的。所以他（指张维迎）不是在批评我。不是批评我的理论，但是把我的名字加上去，是不公平的嘛！你批评那些，我全部批评。就是要批评那些，我才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我不知道你（指张维迎）到底是在批我，还是在批我也在批评的产业政策。

在媒体上面讲政府的人比较少，因为我讲一方面要有效的市场，一方面要政府，结果在媒体上我就只讲政府不讲市场。今天有这么多媒体这里，我郑重地说我既要市场，也要政府，我希望媒体的朋友们把这个完整的观点传播出去。不然的话，讲维迎是市场派，我是政府派，维迎讲发展要靠市场，我就讲经济发展靠政府。我说要有市场，但是也要有政府。

从8月开始，张维迎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而林毅夫认为：为了给企业家创造吃螃蟹的环境，国家需要产业政策。针对吃螃蟹这一问题，二位教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林毅夫：你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他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失败了他付出成本，成功了可以获利了竞争就来了，这样的话，成本和失败的收益跟成本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给第一位吃螃蟹的企业家专利保护。你有专利了，就不怕后来者的竞争了。这是政府政策。

第一位吃螃蟹的企业家能不能成功，除了企业家精神和产品之外，还决定于这个产业所应该有的相应软硬基础设施是不完善的。对此，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有些事情必须有许多企业家同时来做，比如说形成产业集群，让你有比较好的供应链。有些像金融方面的改革，或者是基础上面的完善，一般企业家不能做或者不愿意做，这样的基础之上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能够成功，还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解决这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协调或供给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普遍软硬基础设施不足，普遍各种人力资源不足，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可以做的就是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相应的制度安排或者负责可以在工业园里面进行一站式服务，并且可以鼓励产业集群的形成，最后当然是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你既然不能用专利保护，可以用税收优惠，在一些资本管制的国家可以用外汇方式，这些都属于激励，但这种是非常少的，而且是基本上一次性的，所以不用担心政府激励变成尾大不掉的情形。

张维迎：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会导致南郭先生们“滥竽充数”。为了激励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政府补贴！

进一步，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你连螃蟹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政府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埋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上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从啃馒头中得到的经验对吃螃蟹没有什么意义！

▲ 产业政策思辨会结束后，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合影留念。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演讲开始，林毅夫就说“我们两个人应该讲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研究，对国家发展的这种责任感，我们各自把自己的看法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事实上，林毅夫与张维迎在今年的产业政策辩论之前就有过两次争论，一次关于国企改革，一次关于后发优势，“君子和而不同”。张维迎在昨天的演讲中举了个林毅夫买电扇的例子，让全场观众捧腹。除此之外，张维迎教授回顾了财新报道《TD式创新》揭示的旧事，认为“因为错上TD和过早淘汰3G浪费了数千上万亿元资金，但不会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张维迎：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如果每个人有90%的可能性犯错误，10个人分别决策的话，同时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社会就有了这个产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个决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这就是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的区别。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专家也没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专家不是企业家，他们也许有创新所必须的硬知识，但并没有创新所必须的软知识。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的指路灯，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许多辉煌的企业破产了，就是因为新的、更具创新力的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

让我引用江小涓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说明一下专家决策的问题。上世纪80 年代初期, 鉴于当时电风扇生产“ 一哄而上” 的局面, 机电部约请了若干国内有名的生产技术、市场分析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 商讨对策。在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 专家们认为, 中国电风扇行业的年生产能力在今后若干年保持在1000万台左右为宜, 主张选择若干实力雄厚的企业“定点”生产。主管部门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然而实践证明, 专家们的预测与实际状况有很大差距, 电风扇的市场容量和生产规模不断迅速扩张, 80年代初中期的实际产销量与预测就有1倍以上的差异；到80年代后期, 电风扇的年产量和销售量均达到5000万台左右, 仅出口就达1000万台。在数年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中, 电风扇行业的组织结构也趋于合理, 生产集中于几个名牌企业集团, 但并不是原来设想的布局模式。江小涓总结说，这种使用了“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却没有得到“ 科学结论” 的情形, 在许多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出现过。（江小涓《经济研究》1993年）

说到电风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讲过的他自己的故事。当年回国时他用配额买了4台电风扇，全家每人一台，因为当时根本想不到以后能用上空调。

事实上，在上一节中，张维迎提出的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创新本身是有风险的，谁能预定创新方向呢？既然谁也不能，那就交给自负盈亏的企业家吧。关于企业家精神，张维迎与林毅夫有一段争论，而他们的同事——北大国发院马浩教授对此进行了点评。

张维迎：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与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不同理解有关。林毅夫一方面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另一方面，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在他的理论里，政府官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和激励判断未来。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协调失灵。这里也表现出他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误解。所谓的协调失灵，不过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但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机会；越是大的协调失灵，纠正它带来的利润越大。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中的不均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也就是说，协调是企业家的职能。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做的就是协调供给和需求，协调能力决定企业家的赚钱能力！

让我举几个例子。马云的阿里巴巴协调了数以亿计的买方和卖方，所以才能赚大钱；当我在地摊上买西瓜的时候，居然可以用微信支付，这是马化腾的功劳；弗里德里克·史密斯当年创办联邦快递公司就是因为邮递由政府的邮政公司主导，存在协调失灵，尽管受到美国政府邮政公司的阻碍，他还是取得了成功，并且创造了新的物流模式；顺丰快递也是企业家解决协调问题的一个例子。

林毅夫：经济学家Mazzucato出版了一本书《企业家型政府》（Mariana Mazzucato 2014年出版的新著《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正和岛注）。在这本书当中，他以行业、企业的事迹研究发现，现在美国在国际上制定了产业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这些发达国家能够继续领先，就是因为政府在支配这些的时候影响了产业的发展方向，让他们这些国家能够继续领先，因此把像美国这样的政府，过去大家都讲是有限政府，这样的定义不对，其实他们是企业家政府。实际上不仅是美国，现在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过去也是政府支持的。

另外，张维迎教授似乎觉得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精神，其实在谈企业家精神，不是谈企业家，确实要有一个企业家精神来发现各种新的机会，但是可以发现各种新的机会可以是企业家，也可以学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员。张维迎教授觉得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家精神，其他人都没有企业家精神，要是我们没有企业家精神也不会到北大来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要是我们没有企业家的精神大概不会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推动它升为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维迎：我觉得林毅夫教授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我们不要用这个东西替代，因为每个人都有企业家精神，所以我们就搞国有企业，能不能那样？这个推导是有问题的。

1、我喜欢双方都把entrepreneurship看成是一种可以存在于多种机构和人士中的“企业家精神”或者创新精神与意识。这包括policy entrepreneur和政策entrepreneur。但维迎在辩论中更多的是强调企业间的entrepreneurs。

2、维迎喜欢讲的一个企业家倡导的重大自主发明是蒸汽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二百年前。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技术发明，都是来自于美国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军工技术领域的，也包括博弈论等社会科学进步。你不能说，没有美国政府越俎代庖，企业家们自己可能做得更好。这些超重大投资、极端高风险、通常低回报的事儿谷歌都做不了，别说任何其它私企了。没有政府支持的源头的元技术创新，硅谷车库创业是异想天开。顶多也就是互联网买肉夹馍。我曾有专门论述，美国基础研究的资助50-60%来自于联邦政府！不管你管这叫不叫产业政策。这肯定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府（比大多数企业家高明的多）的作为。

3、在经济领域内，政府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监管、补充、替代市场机制，这才是争论的焦点。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政府可能会干预市场。市场也可能侵蚀政府。企业家可能完全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也可能欺行霸市，操纵政府。这些都是正常的。You have to live with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