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濂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卫平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8期

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7.67亿元，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我国人均GDP为5.2万元，约合人均8016美元，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2015年我国GDP同比增速为6.9%，比2014年增速下降0.4%，经济增长进一步趋缓，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那么，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状况如何，经济增长面临哪些问题和制约，社会发展遇到哪些瓶颈？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需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和市场结构失衡，其症结是收入分配失衡。其中，需求结构失衡包括内外需关系的失衡和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金融危机之后，虽然我国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到2014年，这一比率仍在20%以上，约比日本高6个百分点，比美国高13个百分点。虽然近年来投资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增大，但投资的贡献增长更多，2007-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多年存在的投资和消费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在不断加剧。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的需求变化；第三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支撑力不足。市场竞争结构失衡表现在目前我国大多数行业占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中小企业发展质量还不高，竞争力还不强，我国市场还存在低水平竞争、集中度不足的现象，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下降，且降幅有明显扩大趋势。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会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峻挑战。一方面，劳动力短缺以及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将削弱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例如，2003-2014年，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从行业平均工资看，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农业中雇用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平均提高速度都为两位数。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数据，2007-2012年，我国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5%，2013年减速为7.3%，2014年进一步下降至7%。另一方面，由于新成长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大大高于劳动力存量，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使得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减慢。此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和占比的提高，是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持续保持高位的重要保障条件。反之，则意味着此增长源泉被削弱，显著抑制经济增长的后劲。

我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重明显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据统计，目前我国淡水、一次性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资源的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九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大致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成为世界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我国的资源禀赋并不富裕，原油、铁矿石、铜精矿、铝土矿、铬矿、镍矿、钾矿等重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进口压力不断增大。

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问题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不断加剧，主要集中表现在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等方面。近年来，各地雾霾现象频发，水污染、重金属污染等事件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呈现总体恶化的趋势。如果继续沿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增长路子走下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将进一步加剧，势必对我国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也不少。按照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竞争力在全球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我国每万人中的研发人员数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4，发明专利拥有量在世界总量中所占比重很低，特别是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不高，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50%，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只能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维持经济增长。尽管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逐年提升，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达70%以上的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产、学、研、用结合不够紧密，科技成果向经济成果转化的比例低，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受到较大制约。比如，科技成果迅速增长的同时，突破性原创性成果却不多；应用型科技成果产出不少，但整体转化率很低；发明专利数量快速增长，但产业化的却很少；科研奖项很多，但科技成果闲置和科技资源浪费严重；科技人员一定程度上为评职称、评奖项而不是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搞科研，等等。

长期以来，我国需求不足特别是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我国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偏高约20个百分点，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偏低20多个百分点，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明显影响。首先，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降低了居民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我国税收以流转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等）为主，其税基是交易额，本质上是一种消费税，具有累退性质，低收入者税负偏重。另外，个人所得税主要落在工薪阶层，而且也没有考虑家庭负担的差异。这些使得税收在我国没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其次，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入挤压。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低于资金的影子价格，压低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消费。此外，和其他市场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派息率明显偏低。这些因素导致企业部门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居民却无法有效分享企业盈利增长所应该带来的投资收益的上升。再次，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入挤压。我国政府在支出结构上偏重投资而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使得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力度，拉低了居民消费。社会保障转轨将原先由企业和政府承担的相关储蓄部分转移到居民部门，促使居民部门储蓄率上升，也对居民消费形成了抑制。

当前，我国投融资格局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提升“走出去”和对外开放水平等，都亟需要集中、大额、长期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巨额的国民储蓄和社会资金不能转化为长期建设资金，大量“热钱”涌动、投机盛行，投资项目资本金匮乏，加快推进中长期融资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的“放权让利”“减税让利”财政政策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剩余由国家集中控制逐步转化为民间分散拥有。以财政作为分配主体的融资体制已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客观上需要有新的融资制度安排，以便将分散闲置的巨额居民储蓄转化为集中、大额、长期的建设资本。而商业银行短贷长用与中长期融资需求存在期限错配，一旦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无法按期还贷或出现债务违约，将增加经营风险。因此，在现行投融资体制下，单纯依靠政府财力、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难以覆盖城镇化加速推进和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巨大的中长期资金和项目资本金需求。

目前，全球经济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各国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引发全球经济政治版图中力量对比的新变化，世界经贸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这都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构成冲击与挑战。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主体的全球投资贸易新格局正在形成。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大量涌现，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美国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力图以区域主义代替多边主义，主导并加快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TPP及TTIP在自由贸易、金融监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与劳工标准等方面都对我国提出高标准，对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构成制约。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