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 | 正和岛（ID：zhenghedao）

编 辑 | 郑小晏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2016年的经济报道吧！

5月25日，宝鸡圣丰乳业董事长权天林自缢身亡，遗书称“牛场要了我的命，农发行釜底抽薪，我害了大家，来世相报”。6月1日，农发行扶风县支行回应称，圣丰乳业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将700余万元贷款挪用于圣丰乳业股东投建的奶牛场。但网友倾向于认为，银行“晴天送伞，雨天收伞”，银行收贷致使企业家求助于利息更高的民间借贷，最终酿成悲剧。

3月24日，东北特钢时任董事长杨华突然自杀身亡；自3月28日至9月26日，东北特钢先后有9只债券未能按期足额偿付。7月中旬消息显示，东北特钢的资产负债率是120%，已经严重资不抵债。9月26日，东北特钢的债权人已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东北特钢及下属子公司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特钢集团大连高合金棒线材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大规模员工安置问题，将为当地政府再添难题。

其他钢铁巨头也不好过。2014年9月，中钢集团爆出贷款逾期；截至2014年12月末，中钢集团及所属72家子公司债务逾1000多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债务近750亿元，牵涉境内外80多家银行等。此后，债权方、企业、国资委就各自利益反复博弈，终于在2016年初敲定以债转股为主的处置方案。2016年9月，中钢集团债转股计划获批。据财新报道，这意味着，新一轮债转股正式启动。同在2016年9月，渤钢集团出出炉了1900亿债务处置方案，其中600亿“债转债”。

2016年1-6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8%。相对于2015年的10.1%，可谓“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创下16年来新低。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则显示，2016年1-8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2500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1%，又下跌0.7个百分点！

大型国企产能过剩，甚至成为只吸血不创收的僵尸企业；私营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民间投资意愿降低；于是，银行瞅准了房贷！

据国泰君安银行业研究团队测算，2016年1-6月按揭贷规模达2.6万亿。央行公开数据则显示，2016年7月新增贷款4636亿元，住户部门贷款增加4575亿元；8月新增贷款9487亿元，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755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469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286亿元。换句话说，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中，个人按揭贷款（主体为房贷和车贷）的占比达到了98.7%，8月该比例也高达71.2%。从表面看：企业贷款少了，买房者还在继续贷款——加杠杆；对未来的现金流，员工比老板更有信心。分析内里，也可能有别的原因：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了，住户部门贷款也不排除假房贷。

据银行业资深人士透露：假房贷一直有，今年特别多。毕竟，当实体经济经营风险增加、投资意愿下降的时候，房贷成了银行的优秀资产。这时候，房地产商制造假购买行为，向银行贷款，没有人愿意拆穿。

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多城出台严格的限购政策，尤其是深圳市，堪称最严限购政策：深户家庭为单位继续限购2套，深户单身人士（含离异）限购1套，非深户在深圳自购房日起算必须缴纳5年个人所得税和社保。但是，自2003年起，13年，多次调控，房价却在限购政策中一路狂涨。当所有人都相信高层意志是“房价温和上涨”时，房价就开始疯狂攀升！这与去年股市的疯狂何其相似！当所有人都相信慢牛会来，疯牛就来了。

当人们一致认为，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是最佳的保值方式，大量从过剩企业退出的资金就涌入这个市场，在其他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拥有多套住房的人也快速跟进，结果是再次推高一线城市房价。这时候，连华为的奋斗者都输给炒房者，中石化干部都为驻海外打拼的兄弟不平。一线城市商务成本过高，如果没有足够的产业创新做支撑，泡沫能裹挟大众的狂欢走多远？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买房或许是很好的保值方式，但是贷太多款买房就不行了：要知道，当抵押物（房子）价值达不到你欠银行的债务余额时，银行有资格要求你补充抵押物或现金，否则可能面临着查封、拍卖、清算。这意味着，贷款过多的普通人很难承受房价的下跌。但是，正是这些普通人，坚信房价永远不会跌，“人性的疯狂无法计算”。

于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央行会释放更多流动性来维持实体经济运行，杜绝“钱荒”发生；坚信一线城市房价必涨的大众预期，将资金从经营困难的实体企业中吸出，从经济困难的地区吸出，进一步推高了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实体经济则更趋于萎靡不振。于是，“经济下行—货币宽松—房价高涨—实体经济失血”的恶性循环已经开启了。

资金流向背后的利益权衡可能是复杂的，但银行是控制现金流的阀门，决定着资金的流向；有时，甚至是粗放的阀门。2016年5月22日，正和岛（ID：zhenghedao）回顾了2012年钢贸大崩盘的情形，钢贸行业走到“多人自杀、300多人入狱、700多人被通缉、数百亿坏账”的地步，政府、银行、国企、钢贸商的互相作用，或许缺一不可。概括来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大家可能对“经济下行—货币宽松—房价高涨/产能过剩—实体经济失血”的恶性循环感到熟悉。

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在政策的限制中一路攀升至年产6.6亿吨。此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正在向全球蔓延。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钢价一路走低。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更大危机，我国于2008年11月初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刺激政策出台后，“铁公基”全面建设，导致钢铁需求量急剧扩大。钢厂方面，原本因受危机影响已经关停的生产线再次投入运行，原来受价格波动拖累濒临破产的企业瞬间被注入活力，那些原来规模尚可的钢企更在此时加紧上马更多的设备。2001年至2007年间，我国钢铁产量年均增长率为21.01%，至我国钢铁产量2007年为4.9亿吨，而到2008年明显放缓，当年产量只有5亿吨。可是紧接而来的2009年却又增长为5.7亿吨，当初制定的限制产能等措施至此成为一纸空文，四万亿的力量显而易见。

刺激政策最终需要落实，而真正执行的手段就是钱，四万亿怎么出来，自然是通过银行。刺激措施的第四条是：“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其实这才是真正导致钢贸最终困局的核心内容。如同某些评论所说，这就是银行开飞机来撒钱了。正基于此，以前钢贸商贷款难，流程复杂，需要各方担保和监管等等风控措施，现在被大大简化，各大银行开足马力放贷，甚至各行长亲自出马，把办公网点直接开到钢材市场，拉着，求着，捧着钢贸商贷款。手续麻烦银行可以自己操办，钢贸商的财务报表不好看银行可以帮忙修改，新开的公司不熟悉找不到担保联保，银行帮忙牵线搭桥等等荒诞的事情层出不穷。

一面是火热的资金涌入，另一面却是钢材价格疲软。钢铁贸易已无利可挣，此时手握重金的钢贸商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资金优势取得更大回报。他们获取贷款后做起了资本运作，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股市等其他回报率更高的行业。当部分人因此获利的时候，消息不胫而走，带动更多的钢贸商投入进来，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钢材逐渐成为了辅助品，融资、投资成了钢贸商的经营方向。

钢贸危机爆发后，银行开始追索债务。但是，钱去哪儿了？钢贸商从事钢材主业入不敷出，将钱挪用到看似回报更高的行业去，但由于缺乏专业管理经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用来打点关系；买豪宅豪车，各种挥霍……2012年6月，成员主要为钢贸企业的周宁上海商会曾表态：“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已经明确表态，对上海钢贸行业目前出现的困境给予全力支持，对于过去的贷款不予收缩，中信银行在此基础上还承诺给予一定的增加。”但与此同时，部分商业银行接受采访时表态：“支持做实体，不支持挪用贷款投机。”

银行对钢贸商的放贷规模有多大，坏账具体有多少？由于银行大多对此三缄其口，我们只能根据一些数据推测：媒体估计，中资银行提供予中国钢铁贸易企业的贷款中，可能有1/5至1/3，即接近100亿美元于2013年变成坏账。而在钢贸行业鼎盛时期，在沪钢贸企业从银行贷款规模曾达到2000亿元，周宁上海商会曾扬言：“我们在银行没有一分钱坏账。”

恶性循环，终归是不可持续的。

可以说，在告别土地财政方面，有识之士是有一定共识的。尽管在各大城市限购令下，部分城市的房价已经稳定，但是，“如果不改变土地财政，国人就很难相信政府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诚意，‘越调越涨’是可以想见的结果。……挥别土地财政，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再不应迟疑。”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今年5月在文章中说：“土地的供给制度，是中国高房价最基本的原因。如果我们的十八亿亩红线就是不能动，目前北京、上海城市面积的一半是农地，剩下的土地肯定偏贵。2015年整个8.7万亿商品房销售额，土地出让金占37%，其他税收占20%几个点，加起来一共是62%。房价里最贵的一块就是地价，然后是税费。”

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教授在《政企合谋推高房价》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当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多次进行严厉的价格调控时，为什么各地的住房价格依然高居不下？但中央政府对其它商品的价格（例如石油和蔬菜价格）却能有效地调控。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央政府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威，掌握着地方政府负责人的任免大权；另一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严重受到政府干预的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影响。”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聂教授指出：中央政府不了解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真实成本，但必须承担社会稳定的最终成本。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和政治晋升，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合谋，通过垄断土地供给、提供资本、拉高住房需求等手段推高房价和GDP，房地产企业则从中获得高额利润。由于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非常依赖，但又担心高房价带来社会稳定问题，因此会周期性地干预房地产市场。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认为：应当承认，政府依靠土地收入来取得短期收入以做强财政、发展经济，这个历史阶段过去了。当然，从土地财政过渡到税收财政，需要细致的制度安排。政府放弃地产收入，但通过共享方式获得长期收益，或可成为一种选择。但是，现在无论如何不是继续争论，而是付诸行动的时候了。摒弃土地财政当然也有风险，例如有观察者警告可能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如果采取从试点入手，从大城市入手步步为营之策，风险是完全可控的。更不消说，无所作为、任由房价飙升的风险，显然远高于改革本身面临的风险。

在房价泡沫方面，投行人士也有一定共识。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向26家投行（包括24家外资投行、2家港资投行）的中国经济专家发放问卷调查，重点关注中国楼市。多位专家都提到一个关键词——泡沫。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首富们对此轮房价上涨避而远之。不仅仅是“李嘉诚跑了”，首富王健林在9月28日接受CNN财富频道的专访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最大一轮泡沫。我看不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限购或信贷，但没有任何起色。”事实上，王健林早已意识到房地产行业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之一，万达集团正在逐步撤回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将资源投入到娱乐、体育和旅游等领域中去。

恰逢2016年诺贝尔奖颁奖之际，日本经历了“失落的20年”，却在2000年之后就产生了17位诺奖得主，2015年GDP排名名列全球第三，在全球产业链里有多家高端供应商。中国经济经历了突飞猛进的30多年，企业家富有冒险精神，能搞定政府关系，重视与大客户、大供应商沟通，但同时，在产品、技术、与大众消费者的沟通上，能力并不充分。当有的企业家转变成资本家，甚至投机者的时候，中国太需要真正的企业家：他们是真正的创新者，甚至可以决定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