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企业收入,减少企业支出—从国民收入支出分配结构看企业如何降杠杆
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高杠杆率已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较少有人注意到,企业部门是我国国内唯一的净支出部门,而居民、政府、金融机构部门均为收支净盈余部门。
来源:央行观察
文 \ 盛松成 刘西
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高杠杆率已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较少有人注意到,企业部门是我国国内唯一的净支出部门,而居民、政府、金融机构部门均为收支净盈余部门。这种收支结构的扭曲,是导致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的根本原因之一。在稳增长背景下,企业去杠杆要取得实际效果,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收支结构。在整个国民收支分配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增加,需以其他部门收入占比减少为前提;企业支出占比下降,需以其他部门支出占比提高为前提。首先,应促使支出意愿高的经济主体增加收入占比,支出意愿低的主体减少收入占比。其次,促使高收入主体增加消费性、权益性支出。此外,应强化财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以及总需求的刺激功能。 一、企业收减支增、缺口扩大,国有企业尤为严重 (一)企业增加值中,工资和息税占比上升,利润占比下降 企业创造的增加值被分配到企业自身、居民、政府、金融等各个部门。从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工业企业财务数据看,2012-2015年,企业留存收益占比连续下降。企业利润占企业增加值比例呈逐年减少趋势,而职工工资、政府税收、财务费用呈逐年增加趋势。2015年,企业收益(净利润+累计折旧)占比为25.2%,低于政府税收占比(36.3%)和职工工资占比(27.6%)。另外企业向金融部门支付的财务费用占比达10.9%,比企业净利润占比仅低4.3个百分点。 (二)企业部门收支缺口较大 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仅为17%,低于政府部门的18.8%和住户部门的60.7%。企业部门最终支出占GDP比例为34.6%,企业收支缺口占GDP比例高达17.6%,意味着企业超一半的支出需要以外部融资来维持。 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推算,2016年上半年,企业通过利润和折旧能留存资金约为12.6万亿元(注[1] 按照收入法GDP历史结构,企业营业盈余与固定资产折旧占GDP比例约为37%;上半年GDP现价为34.6万亿元,故企业留存资金约为12.6万亿元。),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到25.8万亿元。从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工业企业数据看,2016年前6个月,企业固定资产增加3209亿元,在建工程2.1万亿元,而累计净利润仅3432亿元,企业融资累计增加2347亿元,高于2015年全年。 (三)国有企业收支严重不匹配 根据人民银行5000户工业企业调查,2012年以来,国有企业承担了全国近70%的在建工程,而利润占比却呈下滑趋势。2015年,1280户国有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例为21.3%,而创利仅622亿元,占被调查企业合计利润的14.2%,固定资产增量占全部调查企业固定资产增量的25.2%,在建工程占全国在建工程比例则高达69.6%。2016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利润有所恢复,同时固定资产折旧也有所增加,企业经营现金流有所改善,但在建工程仍然处于高位,固定资产快速增长。 国有企业在创利较少、支出较多背景下,融资增长较快。根据5000户工业企业调查,2012-2015年,国有企业新增融资占全国新增融资比例均在55%以上。2016年这一数据快速增长,上半年国企融资增幅达到1653亿元,超2015年全年,占全国融资增幅比例高达70.5%。比较而言,股份制企业净利润高于国企,而固定资产和融资仅小幅增长;而其他类型的民营企业(股份制、集体企业之外),在建工程仅160亿元,固定资产、融资额较2015年末基本无大变动。 二、政府、金融机构、居民均收大于支,居民收支盈余最多 住户、金融机构、政府均为净盈余部门,其中住户部门向企业部门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2013年,住户部门、金融机构、政府部门收支盈余分别占GDP比例为15%、2.4%、1.4%。 2013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可支配收入比例高达61.3%,而且从2011年以来呈逐年递增趋势。另外,居民储蓄率保持在40%左右,居民储蓄的主要存放渠道是债权类金融资产,居民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严重不足。2014年,住户部门金融资产余额达到87.7万亿元,而金融负债仅24.9万亿元,金融资产负债率为28.4%。2010年,住户部门金融资产余额49.5万亿元,金融负债余额11.7万亿元,金融资产负债率为23.7%。考虑到居民住房占有量提高,房价上涨较快,住户部门实物资产规模增长较快,而住户部门负债多为金融负债,近几年住户部门资产负债状况更趋稳健。 在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社保体系、财税制度、金融体制下,居民部门易增收、难增支。居民高收入分配比例、高储蓄率、高债权资产类储蓄状况决定了居民部门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方,而在最终需求中贡献相对较小。如果居民收入逐年上涨,居民支出意愿难以激发,居民收支盈余仍将继续扩大。由于国民收入与最终支出大致相同,居民收支盈余的扩大必然以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或政府部门的收支缺口扩大为代价。在企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三者的相互关系中,我国企业部门更易增支而不易创收。 这样,国民经济收支分配结构问题最终直接演化为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的矛盾。居民收入的上涨,需要依靠国民收入的上涨或收入分配中份额的扩大。而国民收入的上涨依赖企业投资(很多是政府主导投资)的上涨,居民收入分配份额的扩大则以企业收入分配份额的缩小为代价。最终,企业部门负债不断上升,而且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下降(因为企业收入分配份额缩小,企业需要更多的融资才能实现同等规模的投资)。 在以居民部门为主的净收入结构、以企业部门为主的净支出结构下,企业的资金缺口长期存在,而且随着投资规模的逐年增长,资金缺口会呈扩大趋势;在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下,企业负债率将继续提高,稳增长与去杠杆很难调和。因此,稳增长、去杠杆的最终途径在于改变这种收支结构。居民、政府、金融各部门应适度让利,帮助企业部门增加盈利、恢复活力,走出困境。此外,还应采取各种措施刺激鼓励居民消费、投资性支出,稳定总需求,增加居民股权类金融投资,提高直接融资占比。综合利用财政税收手段,优化收入支出分配结构。 三、居民、政府、金融部门应适度让利,增加企业盈利 一是降低企业生产、销售环节税费。我们看到,2012-2015年,企业主营业务税收和附加占增加值的比例呈逐年升高趋势。另外我们调研也发现,部分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收入不足,提高企业土地增值税、城市建设税等相关地方税种的税率。此外,还加大了对企业的征税力度,存在提前征税、税费包干的现象,直接提高了企业税负。 应适度降低企业生产销售相关税费费率,降低企业生产、销售成本,激发企业生产积极性。人民银行5000户工业企业调查发现,国有企业债务规模较大、利息负担较重,人员历史包袱较重,盈利微薄,所以应加快国有企业重组改制,激发企业活力。 二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使金融机构让利于企业。从表2可以看出,金融部门是纯收入部门,而非支出部门。若金融部门盈利过多,股权投资过少,这也会加大企业部门的负债水平、扩大收支缺口。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企业部门盈利情况受损,负债水平扩大,也会反过来威胁金融稳定,金融部门反而可能最终受损。在目前情况下,金融部门应适当让利,维护企业部门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降低整体的社会融资利率水平,减少金融交易中间环节,减少融资交易费用。此外,应继续推进金融机构债转股。 三是应改变居民部门收入相对较快增长而增加企业成本压力。201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2%,比同期GDP名义增速高1.8个百分点。2016年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比同期GDP名义增速高0.8个百分点。应减少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扭曲,促使僵尸企业、产能过剩企业冗员进入劳动市场,扩大劳动供给。 从结构看,要改善居民财富、收入分配不均状况,将财产税、所得税等收入再分配工具用到实处。从人民银行储户调查问卷看,新增储蓄占收入的比例与储户收入正相关,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居民部门储蓄,提高居民部门的支出水平。 四、鼓励居民支出,扩大居民权益性投资占比 一是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包括科教文卫等各领域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 二是鼓励居民投资性支出,坚定不移地推动房地产去库存,减少居民投资准入限制,鼓励居民参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PPP项目等,鼓励居民筹资从事固定资产租赁业务等。 三是鼓励居民股权性投资支出。积极发展股票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等,建立多层次的股权交易市场。 四是加大企业改制力度,推动员工持股、股权激励。最终实现居民部门扩大消费性、实物投资、权益性投资性支出,促使居民部门在最终需求中作出更大贡献。 五、增强财政政策的运作空间 财政政策空间受到财政收入、赤字率、政府债务水平等多项指标约束。要提高财政政策运作空间,既要盘活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又要提高财政增收能力,为结构性降税增大空间。长期看,应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改变目前生产、销售、消费环节征税为主的状况,增强政府在再分配环节的收入调节职能。 一是盘活政府金融资产。2014年政府部门(包含政府和机关团体,机关团体中剔除社保基金)金融资产合计27.8万亿元。其中,财政存款3.6万亿元,机关团体存款15.7万亿元。金融负债仅11.5万亿元。其中,国债10.7万亿元,贷款7457亿元。政府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41.5%。2016年5月末,政府存款余额27万亿元,其中财政性存款4.7万亿元,机关团体存款22.3万亿元,均较年初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盘活机关团体金融资产尤为重要。一是鼓励机关团体正常的消费、投资支出,支持实体经济。二是减少财政对机关团体的转移支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是降低部分收费型事业单位的收费标准,适当降低经营性行政事业单位收入。四是适度放开机关团体的金融投资品种,减少投资约束,提高金融资产使用效率。五是加快部分盈利性机关团体的转型改制,实现公司化运行。此外,财政存款也有进一步压缩和盘活的空间。 二是对社会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环节减税。实施企业项目贷款利息、固定资产投资抵税等措施,鼓励企业项目投资。适时推出居民消费贷款、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抵税,推出居民部门必要消费、投资支出抵扣所得税等措施,刺激居民的投资性、消费性支出。 三是增加对高收入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征税力度,扩充税源。我国居民直接税纳税负担整体不重。2015年全年,个人所得税仅8618亿元,占全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比例仅为2.2%([2]2013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为35.4万亿元,预计201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超40万亿元。)。2016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仅4843亿元。应调整居民税负结构,在降低居民消费类、权益投资类税收的同时,应加大对居民部门的所得税、债权投资类税收征税力度。措施主要有,增加征税基数、提高税率和落实税收制度,打击个人偷税漏税等。从居民收入看,应加大对居民住房租金收入的征税力度、适度提高居民个人所得税税率等。从居民财产看,应尽快推出房产税、遗产税等税种,扩大税基。此外,一些垄断性、具有超额利润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应承担更多的税负。 四是适当提高赤字率。未来一段时期,可适当提高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有效进行逆周期调控,更好支持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