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国倡导企业对外投资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增长。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资本净输出国的新格局，对外投资成为我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与世界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在国内企业加快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但也暴露出了整体合力不足、国际经验欠缺、境外监管趋严等问题。对此，需要从国家政策支持、企业自身努力等多个角度出发，推动我国对外投资迈上新的台阶，促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概况

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7%，达到1180.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境外投资企业总数近3万家，遍及全球80%的国家和地区。进入2016年，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激增，前5个月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35.2亿美元，同比增长61.9%。我国企业加快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趋势。

其一，投资行业持续向多元化和高端化发展。2015年，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目标行业中，科技、媒体和电信（TMT），汽车和运输，金融服务三大行业继续占据海外并购前几位，均比上年大幅增长。与之相对应，矿产和能源行业在国内企业海外并购交易中的比例则迅速下降。这显示出，我国对外投资正不断向产业链的上游移动。

其二，对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成为亮点。发达国家经济逐渐复苏，加之其技术、市场等优势，契合了国内企业与日俱增的产业升级需求。2011年至2015年，国内企业对北美和欧洲的并购额分别增长了137%和98%。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2015年国内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金额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高于同期对外投资整体增速。

其三，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更加多元化。民营企业已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占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的比重不断上升。民营企业对美投资增长尤为迅速，占我国对美投资金额的比重快速上升。其中，私募股权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资本对美投资迅速增加，并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从对外投资方式来看，股权和收益再投资的占比不断提升。

其四，对外投资形成多重目标共同驱动的格局。波士顿咨询（BCG）的调研结果显示，过去5年中国企业以获取能源矿产为目的的海外并购数量占比仅为20%，以获得技术、品牌和市场份额为目的的海外并购占比高达75%左右，企业对外投资逐渐形成以市场、资源、品牌、技术等多重目标共同驱动的格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力图通过海外投资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占领新的市场、扩大品牌认知度，而不是为了单纯地保障关键资源的供应。

对外投资面临的新形势新环境

当前，我国对外投资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环境。

一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持续低迷，对跨国投资的依赖和借重上升。2015年全球贸易额下降13%，贸易量增长2.8%，连续第四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与之相对应，跨国投资正在逐步恢复增长，2015年全球FDI流量上涨38%，达到1.76万亿美元，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的形势下，各国对投资的依赖上升。2015年，共有多个经济体通过了近百项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不少国家纷纷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例如，欧盟出台了总规模3150亿欧元的欧洲投资计划、英国提出未来20年增加基建投资3750亿英镑等。与此同时，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仍在深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低收入国家转移，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取得新突破，各国均对新兴产业发展寄予厚望，给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大量新的机遇。

二是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理念，为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注入强劲动力。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和投资大国、从产品输出到产品和资本输出，是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广阔的国内市场、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产业配套以及不断增强的企业竞争力，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新形势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国内国际积极响应，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而且也为沿线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建设涵盖面宽、包容性强、辐射作用大，将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国家不断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强化对外投资的金融支持，一批多双边基金相继组建成立，为对外投资增添新的动力。

三是我国正在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装备供应商，产业升级需要发展对外投资给予支持。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装备制造供应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作为“世界工厂”参与全球分工，但同时我国的装备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也在大幅提高，装备制造业产值已超过全球三分之一，多数装备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例如，我国机床占世界的38%，造船完工量占全球41%。但是，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压力不断加大，既有不少富余产能亟待消化和转移，又有众多产业亟需升级换代。我国的产业价值链分工到了不得不转型的十字路口。从国际上看，扩大对外投资是很多国家向海外延伸或调整产业链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过剩，而中东欧、中亚、非洲等地区生产能力不足，希望引入我国的生产装备和技术，双方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这需要我们加大对外投资，形成深度的境内外合作机制，为装备和产能国际合作提供途径，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持。

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总体上看，当前国内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着较好的形势和机遇，但从多年来境外投资的结果看，国内企业吃了不少亏、交了不少学费，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风险。

第一，以“单兵种”作战为主，对外投资整体合力不足。对外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大规模开展对外投资，政府、行业、企业各主体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机制。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合作步伐明显加快，相关统筹协调机制逐步建立，但是仍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例如，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建设相对滞后，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金融服务、货物进出口、人员出入境等方面存在障碍；对外经济援助及合作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既存在不同机构过度竞争的现象，也存在部分工作相对薄弱的问题；政策性金融支持缺乏统一管理，我国设立了20余家多双边投资合作基金，存在“一国（区域）一基金”“一个行业一个做法”“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不明”等问题，援助性、政策性、商业性机构的合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不足，受业务及监管等限制，国内金融机构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不够；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仍十分分散，产业集群式对外投资不多，仍未形成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而且不同企业之间还存在无序竞争的问题。

第二，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对外投资整体效果欠佳。对外投资阶段不能超越，要与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企业发展实际相匹配。目前，国内企业与大型跨国公司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从国际经验来看，海外并购的成功案例要少于失败案例。据2012年麦肯锡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20年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例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低于50%，具体到中国企业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据我们观察，国内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突出存在以下几类问题：一是国际化定位不清。二是尽职调查和项目论证不充分。突出表现在项目可行性研究过于乐观、不能识别出公司治理和财务状况等关键风险、难以理解海外业务环境等等。三是投后管理及整合不力。另外，企业国际化经验欠缺，对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文化环境了解不充分。

第三，发达国家对中资的安全审查增多，对外投资面临的监管问题抬头。联合国贸发组织在相关报告中指出，虽然各国政府都普遍认识到外资的重要性，但目前的投资便利化政策还存在偏差和缺陷。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家安全考虑日益成为外资监管的重要部分，一些国家对涉及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重大资源领域的投资，采取更为严格、更加形式多样的限制措施。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59个国家和经济体实行了87项涉及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监管或限制性投资政策的比重从25%上升到27%。

第四，对外投资的加快发展，对新形势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提出了挑战。

现阶段，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投资高歌猛进，掀起了数次向海外转移生产的高潮，纺织品、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部门全面转移，同时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未能弥补国内产业转移形成的空缺，加剧了产业空心化。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例近年来不断提高，预计2016年将达到22.4%。日本国内投资严重滞后于海外投资的增长速度，也造成了国内生产和就业长期呈负增长的局面。目前，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还有待提升，人口红利又快速消失，在对外投资提速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产业空心化是一个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

二是对外投资造成的资本外流压力。去年以来，我国面临较大的资本外流压力，除了购汇偿还外债这种比较集中和短期的大规模外流之外，目前对外投资也成为资金汇出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对外投资的激增将在一段时间内形成资本外流压力，对此需要作好权衡。

相关政策建议

尽管过去10多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不是投资强国。在构建新一轮全方位开放格局中，我国对外投资需要在国家政策支持、企业自我提升等方面作出努力，通过对外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第一，完善对外投资的支持、服务和保障体系。从美日欧等对外投资大国的发展路径来看，政府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投资促进体系，鼓励、保护和引导企业对外投资。我国应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强化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和服务。一是贯彻企业投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原则，进一步放宽对境外投资的各类限制，切实简化境外投资审批和管理，加强对外投资的政策协调机制，研究制定统一的境外投资法规，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对外投资合作的便利化。二是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推动多双边或区域投资保护协定以及避免双重征税条约的商签工作，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切实保障企业对外投资利益。三是加强境外投资合作信息平台建设，鼓励各类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境外投资提供信息服务，积极培育国际化的设计咨询、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做好企业对外投资的服务保障工作。

第二，凝聚各方力量提升对外投资整体合力。从国际上看，政府、企业等各主体之间的良好协作是成功开展对外投资的关键，建议借鉴日本、美国等国经验，创造有利于形成对外投资整体合力的良好局面。一是统筹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强化对外经济合作措施的协同，形成援助性、政策性、商业性业务之间的配合机制，带动我国企业全方位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二是积极整合产业、金融、税收、保险、进出口等各方面的政策，形成支持工程建设、装备制造、对外投资、金融保险等配套的产业政策包，助力企业对外投资。三是建立“政企银”合作机制，政府提供境外投资政策支持，企业专注于投资项目，金融部门提供融资便利，打造各方利益共同体。四是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作用，通过集群式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及全球生产体系，推动产业集群式走出去，形成大企业带动小企业投资、上下游联动走出去的规模效应。

第三，进一步完善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结合的境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一步拓展海外投资贷款、涉外企业融资担保等业务，建立健全境外投资保险体系。完善境外投融资机制，探索建立境外股权资产的境内交易融资平台，为企业提供“外保内贷”的融资方式。用好投融资国际合作机制，推进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设立和有效运作，构建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充分发挥中投公司等专业对外投资平台的独特优势，适当整合各类多双边基金的力量并实施专业化运作，推动形成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走出去模式。

第四，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关键是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对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国际化水平。一方面，实施开放的人才政策，建立多元化用人机制，充分集聚国际化的人才资源。另一方面，要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形成国际化发展战略。二是创新合作方式。探索以合资、参股等方式与境外企业开展第三方投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或产业联盟，降低境外投资阻力，发挥综合竞争优势。同时，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加强企业间合作，积极探索对外投资合作新途径。三是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提升企业组织化程度，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规范企业对外投资行为，防止无序竞争。四是审慎应对境外监管。企业要切实遵守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注重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履行好社会责任，主动塑造良好形象。

第五，处理好快速对外投资中的风险。为了应对企业加快对外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产业空洞化、资本外流等风险，我国应该把握好各类政策的实施节奏和力度。一方面，加大对外投资不仅要为国内产业转型腾出空间，也要把握好产业转移的规模、层次及结构，同时也要注重高端产业的引进来，使走出去和引进来有机结合，避免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在推进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改革方向不变的前提下，要注重其他配套改革措施的推进节奏，讲究时机和条件，把握合适的时间窗口，更好地平衡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风险防范三者间的关系。

作者：中央党校省部级进修班(第59期)“世界格局变化与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专题第三课题组; 执笔：丁学东;课题组成员：丁学东、刘梅生、张响贤、吴富林、黄志强。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