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圈内”流动 分行行长快速“补位”
“腹背受敌”,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在公开场合如是形容当下银行业的阵痛。随着不少银行高管纷纷离去,如何培养、稳定高级管理人才,正在成为银行业一项严峻的课题。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文/李静瑕
“腹背受敌”,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在公开场合如是形容当下银行业的阵痛。随着不少银行高管纷纷离去,如何培养、稳定高级管理人才,正在成为银行业一项严峻的课题。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有34位银行高管出现工作变动,其中有近20位银行高管(包括董事长、行长、副行长)辞职。而2015年以来,有近90位银行高管出现工作变动,这还不包括大部分董事、独立董事。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发现,相比2015年银行高管变动的主动“离职潮”,2016年以来银行高管变动更多是在银行“圈内”加速流动,并呈现如下特点:第一是一代银行家进入退休年龄段,银行高管补位后出现空缺;第二是银行业金融反腐趋严,涉事高管落马职位填补后,原职务空缺;第三是民营银行的常态化对银行高级管理人才的挖角,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也吸引一批银行高管投身其中。
行长们“圈内”流动加速
经济下行周期,银行“不良”上升压力陡增,银行净利润增速下降,银行高管薪酬也在缩水。2015年,五大行银行高管薪酬几乎腰斩,同时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创业+高薪”的诱惑下,不少银行高管人才流失。
与2015年银行行长们的主动离职有所不同,2016年银行高管的频繁变动更多是“补位”需求。
今年以来,多位重量级银行家退休,内部“补位”需求上升。首先是,今年5月一代银行家姜建清的谢幕,他执掌工行16年,从“技术性破产”到“宇宙行”,姜建清带领工行参与见证了银行的“黄金十年”。如今银行业逐渐告别“黄金十年”,伴随而去的也是一代银行家的谢幕。姜建清退休之后,工行原行长易会满接替出任董事长,截至本报记者发稿,工行行长一职仍空缺。
今年2月,任兴业银行行长14年的李仁杰退休,他在任内将兴业银行打造成“同业之王”。接替李仁杰的是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原行长陶以平。在离职之时感叹“人生有涯,事业无终”的李仁杰,在退休后加盟陆金所任董事长。同样“退而不休”的还有姜建清,近日,他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身份出席活动。
6月30日,中信银行董事长常振明辞任,公告中表明是“工作安排”的原因,不过出生于1956年10月的常振明也将要60岁。常振明辞任后,中信银行原行长李庆萍接任执行董事长一职,而常务副行长孙德顺则出任中信银行行长一职。
另外一个“圈内”循环的原因则是,银行业金融反腐持续发力。2016年1月29日,中纪委督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农业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张云因严重违纪,受到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由中国农业银行按部门副职以下(不含部门副职)安排工作。而在2015年12月,张云就辞任了农行行长。今年1月,光大银行行长赵欢接替张云出任农行行长一职,也几乎在同时,中行副行长张金良调任光大银行行长。
除了上述“补位”因素,走向监管层、从政也是银行高管的一个方向。今年2月,农行董事长刘士余接替肖钢出任证监会主席。3月,农行副行长李振江辞职。6月,中行副行长朱鹤新赴四川任副省长,负责金融、商务等工作,走上仕途。
今年以来,民营银行常态化正在加快推进,前有重庆富民银行批复筹建,后有四川希望银行获批,近日,三一重工也获批筹建湖南三湘银行。民营银行的挖角主攻对象,正是传统银行的管理层。5月20日,光大银行董事、副行长邱火发辞职,后被证实加入恒大,拟出任恒大发起设立的民营银行董事长,此消息尚未获得证实。今年3月,工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侯本旗辞职拟任中关村银行(筹备)行长,目前他已经退出筹备。
分行行长打响高管“补位战”
由于上述“圈内”流动的原因,今年以来,银行高管出现了多个空缺,其中行长、副行长的空缺尤为受到关注。民生银行在今年6月唯一的副行长邢本秀解聘之后,目前是“一行三助理”的架构,没有副行长。
在一位银行业人士看来,这并不会影响民生银行的整体运营,不过没有副行长的管理架构确实比较奇怪。据了解,民生银行三位助理石杰、李彬、林云山目前具体分管业务,行使副行长的工作权利。该人士认为,民生银行将行长助理提升为副行长并非没有可能。
今年以来,五大行中中行、工行副行长职位曾有空缺,工行行长一职空缺。对比来看,五大行高管的架构,“一行五副”似乎是标准配置。中行在今年张金良和朱鹤新两位副行长离职后,仅剩下三位副行长,分别为任德奇、高迎欣和许罗德。不过《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获悉,农行上海分行行长刘强、中行支付清算部总经理张青松目前已经确认出任中行副行长,补位后中行也是“一行五副”。
目前,除了工行原副行长王希全任中行监事长是跨行平级流动之外,银行高管“补位战”中,内部擢升和内外部分行行长成为主力人选。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补位的银行高管中,有8位来自地方分行行长或副行长,2位属于内部擢升。8位地方分行行长或副行长的补位,有的从内部提升,也有从外部引进的人士。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银行人才内部提升是比较好的路径,可以保持连续性,同时内部筛选成本比较低,能够更好地融入管理。
除了陶以平是以分行行长补位兴业银行行长之外,今年4月,中行新加坡分行行长郭宁宁出任农行副行长。5月,浦发银行提升的三位副行长王新浩、崔炳文、谢伟,此前分别是浦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浦发银行金融市场业务总监。
最近,建行重庆分行行长李云泽补位工行副行长。此前,工行四川分行行长官学清出任工行董秘,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王百荣接替退休的魏国雄任工行首席风险官。“其实,提升分行行长做副行长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分行行长在业务上有实战经验,懂业务,能够担起工作。”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
纵观此轮银行高管“补位战”,60后银行家突起,银行高管也渐由60后主导。不过,随着地方分行行长、副行长的不断补位,银行高管中也出现了70后新生代,上述农行副行长郭宁宁正是1970年生,今年46岁。
对于银行高管队伍的年轻化,曾刚表示,银行现在面临的转型压力是非常大和剧烈的,银行对新兴业务盈利点的挖掘,实际上年轻高管更能胜任。不过,另一面是也可能会对风险的重视不够。
“五大行有很严格的人才选拔、提拔、任用机制,流程是很完备的。股份制银行更多的是董事会选拔。”董希淼表示,当前银行缺少高管的情况下,应该加快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力度。
对于一些银行高管跳槽到体制外的行业去,董希淼表示,去年银行高管的主动离职的确很多,这需要银行给高管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加市场化的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