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副会长

来源：此文原载北京市委《前线》2016年8月期。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为1990年以来的新低。笔者以为，以下三大因素影响中国经济走势。

（一）市场活力减弱

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更少一些束缚，给人们更多的自由、释放更多的空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最初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到最终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极大释放了市场活力，因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目前的问题是，由于对市场经济体制一般特征和规则缺乏深刻认识，改革不到位，致使市场经济的潜力和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显现和释放，影响了经济增速。因而，进一步加大全方位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既是释放市场活力、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也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扩展自由的空间，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创新因素匮乏

研究周期性理论的学者都特别关注科技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因为技术进步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要素供给。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通过后发优势，通过复制模仿和“拿来主义”，在学习和掌握他人已有技术的基础上，迅速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当中国基本完成了以赶超为目标、以进口为主要渠道的“学习课程”并接近国际科技前沿时，全面复制模仿所带来的学习优势或“拿来主义”所产生的效能已接近极限，国外已没有系统的东西可供学习。此时，后发劣势逐渐显现，即长期复制模仿和“拿来主义”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自身创新因素匮乏，中国制造原创技术和产品缺乏。席卷全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但中国的表现似乎并不抢眼。由于创新元素不足，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艰巨挑战，难以通过自身的技术创新，形成滚滚创新浪潮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因此，中国需要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全面自主创新。虽然2014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专利转化率却仅位于世界中游。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变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活动。虽然我们近年来愈益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能否形成创新洪流，通过技术进步抑制经济下滑，目前仍是一个巨大问号。

（三）人口红利消失

人口也是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要素供给。过去三十余年中，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从闲置、半闲置状态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目前人口优势风光不再。2015年末，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09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48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3%，较上一年占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第四年绝对量下降。

据有关部门测算，从2010年至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未来10年内，中国20—40岁年龄段的人口可能减少1亿以上。这意味着，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力价格会持续上升，这是中国近年来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重要一环并直接影响出口。此外，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整个国民经济中养老的成本也会大幅提高。

劳动年龄人口中15—44岁年龄段人口，是劳动力供给、创业、创新、投资和消费的主力群体，这部分人口增速放慢甚至负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减少会直接影响消费。先是教育萎缩，然后是房子、汽车的刚性需求掉头往下，并会导致水泥、钢材、煤炭、冶金等全面过剩。

从投资上看，如果产业需求不足、出口不足、消费不足、产品过剩，投资也必然萎缩，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经济当然就会下降。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萎缩以及老龄化，不仅劳动力的减少使劳动成本上升，也因养老费用的增加使养老成本上升，无疑给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随着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失衡，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少儿人口的进一步减少，中国经济再续辉煌的难度无疑加大。

二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发展仍有潜力、余地和韧性。需要推进全方位改革步伐，进而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一）释放市场活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正确方向或判定标准的内容之一，应当看是否有利于市场潜力和社会活力的释放。在释放市场活力方面，当下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政府自身改革。要想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自身改革十分重要，必须着力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行减税及减少政府对经济、企业的诸多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已经多次精简和调整，但政府冗员过多，边界不清，公共服务薄弱，审批职能过多，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监督，权力“设租”和“寻租”现象还比较普遍。因而，进一步精简机构和人员，理顺各部门的责权利关系，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管理层次，从五级政府向四级政府转变，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减少行政性管制，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审批等，都有利于减少对市场主体的束缚、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

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需要更好地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形成与政府管理体制相得益彰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将大量社会事务交给社会，集中精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

目前企业赋税过重，为企业减少税负意义重大。此轮政府的调控措施，已将减税列为重要内容。2016年全面推开的营改增改革，就是减税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已纳入“营改增”的行业减税规模约有2000亿元，金融业、房地产和建筑业、生活服务业等行业减税规模或接近4000亿元，2016年“营改增”减税总规模接近6000亿元。减税，需要有与之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减税才能持续下去。

同时，还应着力减少政府对经济、对企业的诸多干预。制定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

二是国企改革。推进国企改革，实际上也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国有企业的定位。这是推进国企改革必须回答的问题。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但长期以来，部分国有企业的高度垄断，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影响了市场活力的释放。因而，应将垄断行业特别是行政垄断行业和市场垄断行业改革视为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通过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的行业秩序，有利于市场潜力的释放、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积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些国有资产是全体国民的财产，而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财产，更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和国有企业主管部门的财产。全国人大应当作为全体国民的代表机构对国有资产行使监督管理权。此外，作为承担一定公共利益、享有国家政策保护的特殊组织，国有企业应给国民更多投资回报的问题也有待解决。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解决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保护、监管和回报等问题。

三是民营企业发展。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与国企改革密切相关。对国企的认识是否到位、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否明确，直接影响民营企业发展。虽然近年来，中央和相关部门采取诸多措施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但大多数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依旧，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期限短等问题突出。以民间投资为例，2015年之前，民间投资增长较快，但从2015年四季度开始，民间投资的增速出现持续放缓的局面，增速急剧下降。为什么民间投资下滑得快？这固然与经济下滑有关，但以下一些问题也是很显然的：民间投资仍然存在“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成本高、负担重、利润薄”等现象，整个投资市场普遍存在着重大轻小、重公轻私、先内后外等问题。

四是大力推进人的城镇化。本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3%，目前仍处在高歌猛进过程中，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推进人的城镇化进程，就是通过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保障农民工权益等，在城乡分割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应当从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出发，努力建设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产权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财税和投资制度等。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制度改革或许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位势。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关键是要归还农民土地永久使用权，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样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创建创新的社会环境，建设思想市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到的创新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全面创新的概念，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而推进制度创新，实质上属于培育创新文化范畴。创新文化是指与创新相关的、能激励人们创新的文化，包括价值观、态度、信念等人文精神的创新观念文化，也包括有助于创新的制度、规范等人文环境的创新制度文化。

在当下，培育创新的观念文化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整套包括以创新为荣的价值观、理性的批判精神、开放协作的竞争观、不畏失败的风险意识和允许失败的宽容精神等。只有批判精神氛围浓厚且富有理性，才有利于创新“火花”和观念的形成。此外，宽容失败、鼓励竞争性的风险意识也十分重要。

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并不完全兼容。要汇聚创新文化，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传承、改造与更新，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需要弘扬，对不合时宜的文化需要舍弃，对糟粕与精华并存的文化需要改造，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或缺的内容则需要更新。创新文化的培育同样依赖于制度建设。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就属于创新制度文化。

对经济增长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制度创新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验证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三）逐步调整完善落实生育政策，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放开二胎生育，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现在看来，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201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8，已经位居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最低行列。相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出台落实全面放开二胎的配套政策，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打下基础。

生育率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在中国人均水平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候，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新兴中产阶级加快形成，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持续提升。2015年一个重大变化是，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2015年提升至66.4%，创15年新高，比2014年高15.4个百分点。因而，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上下功夫。近几年，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收入有一定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虽不很完善，但接近基本建立。而这部分群体量大面广，他们收入一定程度的提升，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进一步加快健全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加快结构调整，也有利于缩小居民贫富差距。

此外，应当扩大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推进金融、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全球一体化进程方兴未艾，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推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引领型发展，有利于抑制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