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过去三十年，中国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大规模转型，摆脱了贫困和孤立的局面，从一个摇摇欲坠的经济体摇身一变，迈入了全球经济强国之列。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达到了10%，人均收入增长了20倍，帮助超过五亿的人口甩掉了贫穷的帽子。这一古老国度重新确立了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并飞速实现了这一大规模转型，其成就可谓前所未有，且难以复制。

然而，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快速增长，却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长期来看，其增长方式不可持续。鉴于全球资源匮乏的困扰、污染对民众生活和生计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不可持续性尤其值得我们警醒。中国的情况着实不容乐观，其中有四个关键原因：一是地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二是生态系统丰富但极其脆弱；三是人均资源水平十分有限，四是经济增长不够健康。此外，有一点我们也看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尽管传统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赋予了中国如今的地位，但却无法持续发力，支撑其未来的发展。

  中国未来增长五大动力

目前的趋势表明，未来二十年，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消费和数字化等相互关联的五大趋势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有力的增长助推剂。上述大趋势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成功。

图表1：中国经济的各项大趋势将加速发展

全球化是指中国持续融入全球经济的核心，其作用不断增加。一直以来，中国总是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然而近年来，中国的脚步已然扩展到全球收购领域，不断将全球资产、原材料和资源收入囊中，满足本国持续不断的增长需求。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全球化，不再局限于纯粹的交易，而是会就国际事件和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参与其中。

现代化体现在中国的持续经济扩建上，这是因为中国需要实现多元化发展，摆脱陈旧的出口导向型低成本制造业模式，向经济价值链上游移动。随着中国将可持续增长确定为自己的重点目标，越来越多的政府政策指令开始转向支持发展以技术为主导的行业，在本地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发掘能产生高价值的能力。

城镇化将导致人口加速向城市迁移。照目前的趋势看，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进一步增加3.5亿以上，居民人口数量突破百万大关的城市将超过220个。中国城市人口的持续激增必将需要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重大调整，使其不断增长以适应、支持并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

消费模式在中国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究其原因，既有富裕程度上升和国家新兴中产阶级需求的作用，也有中国社会各阶层财富水平和消费复杂程度不断增加的影响。

数字化体现在技术应用的广泛普及上，如手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在普通人中的普及，不断增加的海量数据规模，以及数字技术为中国及其城市和居民的工作和生活等方方面面带来的种种便捷和效率。

图表2：将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五大趋势-全球化、现代化、数字化

图表3：将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五大趋势-城镇化、消费

对于“中国何时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一问题，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普遍的共识是：中国会实现这一目标，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总的来说，上述趋势将推动中国实现强国梦，但中国选择以何种方式应对这些趋势创造的需求和机会，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将从根本上塑造中国的未来。

  中国面临的资源三角困境挑战

随着中国进入新的增长时代，这些大趋势不仅会对本国有限的自然资源产生巨大压力，对于采购自国外的资源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如果中国未来的增长仍然建立在较高水平的资源强度(即能源及原材料消耗大)上，并且仍以环境退化和污染为代价，最终只会导致经济和社会成本愈发高企的恶果。这便是中国面临的“资源三角困境”挑战：即如何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这三项重点问题间寻求平衡。我们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如何确保增长的速度，而是如何在实现可持续长期增长的同时，既不会耗尽自然资源，又能够保护环境和公民健康。

图表 4 资源三角困境

三角之一：资源安全

中国的陆地面积非常广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但总的来说，其生态系统极其脆弱，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受到干旱威胁。中国的自然资源供给不足以维持其长期增长需求，也就是说，长远看，资源供给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以下趋势充分诠释了中国资源的匮乏：

能源。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石油产品净进口国。今天，中国超过一半的石油依靠进口(约59%)，预计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增至75%，这是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国内原油供应的结果。

图表5：中国原油产量和进口量（单位：百万桶/天）

煤炭消费。尽管中国正在想法设法实现能源结构的多样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及核能等新技术以替代传统能源，但煤炭仍然在中国的发电用能源中占据了很大比例。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并且已占到了该项资源全球总消费量的半数。中国的煤炭储量在国际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然而却日益依赖进口来满足自身持续增长的资源需求。中国在2013年共计进口了3.3亿吨煤炭，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与其经济增长逐步放缓的宏观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在未来几十年中，用于发电的煤炭消耗量有望出现下降的趋势，但到2040年，其比例预计仍会高达62%。

水资源。据中国水利部预测，到2030年，全国需水总量将达到8180亿立方米，如果基于当前的供水水平计算，到2030年供水缺口将达到25%。在城镇化和消费的大趋势下，上述水资源短缺预测或许还偏于保守——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居民日益富裕，有限水资源面临的压力还会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中国环境污染损失》(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报告估计，水资源短缺已经耗费了中国2.3%的国内生产总值。

图表6：中国预计将出现的供水缺口（单位：10亿立方米）

材料。未来二十年，中国对大宗商品和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将维持稳中有升的态势。由于国内矿产消费的增长速度将超过矿产生产速度，生产扩大的速度将快于勘探速度，因此目前中国有25种矿产资源即已陷入短缺状态，其中11种对于实现国家2020年预期经济目标至关重要。

三角之二：环境保护

据预计，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继续增加。据“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项目估算，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可能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等四国排放水平的总和。

目前，中国饱受工业污染困扰，已有近两成(19%)的河流及其流域和逾三分之一(35%)的湖泊和水库受到污染，无法再供工农业生产之用。当前所有主要城市中，有一半都无法提供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饮用水。

此外，中国许多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已远远超出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可接受值上限。据预计，因颗粒物空气污染而导致过早死亡的城市人口数目将会攀升，达到2000年水平的四倍之多。

图表7（左图）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10、2016、2030

（单位：10亿公吨）

图表8（右图）

每百万居民因颗粒物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数2000、2030

三角之三：经济发展

显然，中国要想继续发展，便不可再遵循过去三十年推动其经济转型的发展模式。现代化、城镇化、消费和数字化正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必将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削减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

中国领导人对于自身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必要的变革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习近平主席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我们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肩负起责任。”在阐述中国将“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可持续和低碳的发展模式”时，习主席给出了明确的信号，要求国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所面临的资源三角困境，因为中国未来增长和繁荣的可持续性将取决于当下采取的实际行动以及执行的力度。

  新资源经济简介

埃森哲认为，中国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通过向新的发展范式转变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实现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匮乏资源的日益消耗脱钩。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便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新资源经济”。

新资源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观，核心在于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脱钩，创造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从个体到企业再到政府，新资源经济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全面参与，要求整体经济全面转型，转变资源采购、消费和管理的方式。

新资源经济就是要努力提升：

效率水平：以较少的资源消耗来实现等量甚至更大的效能，有效降低资源强度；

替代水平：以非碳基燃料和可再生能源代替碳氢化合物，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

再生水平：应用“循环经济”原则，确保所消耗的资源能够重复利用或循环使用，延长资源寿命。

要想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就必须依靠彻底的转型：转变目前的运作模式，应用创新型技术的基础设施支持新型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民众的聪明才智，充分利用跨企业协作的力量。而支撑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便是政策和市场结构以及消费行为的根本性转变。

新资源经济不仅有助中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宏图大志，同时也提出了应对国家现有资源三角困境的解决方案，即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这三项重点问题间寻求最佳平衡。

  中国需要推进四大行动领域转型

中国要向新资源经济过渡，就必须完成资源采购、消耗和管理方式的全面转型。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中，83%都被四大经济部门所消耗，分别是：发电与配电、建筑、交通和运输基础设施、制造和生产基础设施。中国需要集中精力推进这四大领域的转型，因为它们是实现新资源经济的关键：

发电与配电：包括常规能源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煤电、天然气发电、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及输配电(如智能电网和传统配电措施等)；

建筑：包括住宅、商业楼宇和其他机构建筑物；

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包括所有类型的交通工具(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也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制造业、工厂及资产：包括厂房、设备以及各个制造中心、工厂和实验室的其他有形资产。

图表9：新资源经济四大行业的能源需求

上述四个行动领域无论是单个拿出来还是整体看，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和巨大的影响：仅以发电为例，预计2010年到2030年间，中国的碳能源需求增量将高达50%。

在这一背景下，单独采用某项措施已远远不够，仅就价值链中某一环节问题做出回应也非解决之道，只有实现整个经济生态系统全面转型才是唯一的正确途径。

譬如埃森哲曾在《全新能源架构推动有效转型》一文中专门探讨了向全新能源架构的迁移之道，以及政策制定者与全社会需要为此而思考的各种权衡抉择。文章指出，能源价值链的转型必不可少，中国必须转变能源生产、交付和消耗的方式，选择更低碳、更高效、高度电气化和逐步实现分布式的途径。一直以来，中国都采用技术手段支持这一转型过程，并取得了良好进展，但挑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二、三线城市传统燃煤电厂执行的排放标准较低、电价定价机制无法鼓励用户选择更加节能的技术等方面。

图表10：新能源经济矩阵中与四大行动有关的承载力、消耗与排放量

纵观整个制造行业，中国一直以来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是其重要支柱。然而，工资的上涨正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中国的市场优势，资源的匮乏更是导致原材料成为生产成本的一大支出，两项因素相叠加，一度为华夏大地广受青睐的线性商业模式而今却开始在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中国业已成为全球领先的金属消费国，预计到2020年将占据全球金属消费市场的半壁江山(达到50%的份额，按总量计)。然而对中国而言，资源匮乏的加剧只意味着一种结果：即为了长期满足自身与日俱增的资源需求，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沿整条价值链更妥善地利用这些资源。

国际能源署(IEA)分析指出，中国应当大力投资于四个行动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其向“绿色”方向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为此，在2010年到2030年间，中国需要2.4万亿美元的增量投资，才能将气温上升的程度从6摄氏度(目前轨迹)降低到2摄氏度，这一投入将占到全球绿色投资规划的近两成(18%)。如果想发展清洁能源基础设施、低碳交通、节能建筑和效率工业，为实现可持续增长创造先决条件，这笔投入不能省。

图表11

2010年至2030年，在“一如既往"情景下所需的总投资以及在”上升2度“情景下预计新增成本（单位：10亿美元）

显然，未来数十年，针对这四大行动领域，转移投资重心将是一种长期趋势，而且史无前例，必不可少。不过，资本的调动同时也带来了机会，有助中国加快其他领域的改革步伐，从而实现投资的最大回报。

  新资源经济变革的五个推动杠杆

牛津经济研究院为中国的增长路径设定了三种不同的情境（见下节），时间跨度从当前至2030年，同时选定了应用程度各不相同的五个关键杠杆：它们共同作用，形成必要的有利环境，推动中国逐步向新资源经济过渡。这五个杠杆分别是：

支持性的政策环境：能够全面而统一地执行政策框架，助推实际行动，向新资源经济迈进，充分反映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影响。在体现新资源经济的效率、替代和再生等特点方面，需要对这些利益相关群体给予指导和支持。

高效的市场结构：透过适当的市场信号，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鼓励采用可持续的产品、服务和行为。需要通过体制和结构来推动公开竞争，促进创新和增长，从而完成过渡。

技术型解决方案：让先进技术得到尽早尽快普及，便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效率，实现更好的资源管理。投资建设全面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部署先进技术，是推动实现新资源经济转型的关键助推剂，有助释放大数据分析和实时信息的强大威力。

具备所需才能的人力资本：包括领导力、管理和统筹资源能力，强调灵活性、创造性、适应性和创新性。中国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人力资本能力，贯穿整个经济的所有层面，才能为转型所需的大规模调整提供支持，提供必要的技术知识和软性技能，推动向新资源经济过渡。

具有资源意识的行为模式：思维和行为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鼓励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采取可持续的做法，自觉思考自身对稀缺资源的利用方式。协同行动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转变现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形成长期的社会性转变，推动新资源经济进程。

上述五个推动杠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创新。在向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过渡过程中，创新是实现跨跃式转型的关键所在。无论处于这五个杠杆的哪一层面和层级上，我们都需要创新以及相应的颠覆性思维和实践。

该模型还表明，向可持续经济增长转型的最大收益将来自一系列广泛而系统的持续改革，以及政策、市场结构、技术、教育和行为等方面的调整。

新资源经济是一个远大而宏伟的目标，意义深远，它将促使中国现有的运营模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诚然，在任何一场大变革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如果能够找到一种能够平衡资源匮乏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便有望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情境描述，中国要想发挥新资源经济的全部潜力，就需要部署五个关键推动杠杆，使其充分发挥作用，成为变革的催化剂。这五大杠杆如果统筹得当，必将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事实上，单纯投资于技术和基础设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强有力的治理结构和政策环境支持下，通过适当储备有文化和懂技术的人才资源，中国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向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转变。我们在前面简要介绍了这五大杠杆，接下来将详细探讨中国在实现整体转型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并给出一些正面例子，作为真实反映人们思想及行为转变的佐证。

杠杆一：支持性的政策环境

中国政策平台的核心在于政府的五年计划，该计划包含一系列宏观层面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倡议，是一幅社会蓝图，为中国的中期乃至长期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其中，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可视为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国家工作的重心从以往的周期性任务转向追求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以及更高的资源效率。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延续了这一政策方向上的转变。不论是“十一五”还是“十二五”规划，都设定了一系列宏伟目标支持新资源经济的实现，涵盖新资源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果进一步关注具体的政策环境，就会发现很明显的一点：过去十年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目的旨在建立监管机制，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然后通过政策声明使中国跻身全球进步国家之列。显然，中国并不缺乏政策、法律或法规环境，但我们并未发现新资源经济崛起的切实证据。事实上，自1970年以来，中国在原材料使用强度、能源效率和碳排放强度方面始终居高不下，尽管过去十年来这些领域已取得巨大进步，但主要原材料和人均能源的消耗量却仍在继续增长。

那么，为何如此好的政策环境未能产生应有的成效呢？

很大程度上，在于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环节出现了问题：中央政府与省市、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脱节。许多计划和策略归高层统一制定和管理，往往没有考虑到可能阻碍或影响计划和政策实施的种种弊端，同时往往高估了下级政府的执行能力。

此外，到目前为止，可持续发展和能源政策的制定仍然是一个完全的线性过程，自上而下一刀切，没有将民营企业和民众的需求和意见纳入考量，也没有注意到各地方在工作重点和具体条件上的细微差别(因省市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地方层面，无论是执法者还是民众和企业自身，按章办事的信念和热情都尚未被充分调动起来。简而言之，就是政策棒子太多，而利益甜枣太少，必然无法创建一个支持性的政策环境。

最后一点，政策实施本身并非最终目的，落实效果才更为重要，但在多数情况下，由于技术手段不足，资金不够，以及缺乏适当的熟练人员，很多政策未能得到充分评估和监督。

中国已经出台了诸多政策，最终或有助提高资源效率，推动国家逐步走上更加可持续的绿色经济道路。但是，实现这一目标非一日之功，其成效往往只能在中长期得以显现，这是因为此番变革实践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而中国经济的规模又过于庞大所致。

因此，政府必须确保提供切实的支持和有利的环境，推动各项变革成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有可能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都有必要参与其中，通过协商和审查，确保政策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并从一开始就制定明确的目标。再者，也应允许民众查阅数据和数字化资料，使民众充分认识政策的影响和意义及其预期成果，并能对此作出反馈。此外，省级和地方一级政府应开展能力建设，确保对政策目标及成果的把控，并建立适当的测量、监测、报告和实施机制，详细规划转型路线，对破坏规则者施予惩罚。

当涉及到政策的执行和遵守时，在中国很多省市，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甚至地方政府官员中，都依然存在“山高皇帝远”的心理，往往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无视法律法规要求。因此，政府在制定政治和经济奖惩制度(碳税就是其中之一)时，必须牢记一项重要原则：引导官员和企业(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按规则行事。

杠杆二：高效的市场结构

三十年来，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中国充分展示了其灵活性和变革能力。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复杂性，这一成就更是令世人瞩目。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一环，中国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是当时经济模式的必然产物，而这种模式已被证明不可持续，无法充分满足国民的需求。如今，中国再次站在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抉择路口，不得不停下来反思两个问题：哪种经济模式能够推动其增长？哪种市场结构能够支持这种增长？

对企业来说，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要想改变采购、消费和管理资源的方式，增强资源的可持续性，市场必须提供以下条件：一是有利于企业运作的透明环境(包括合理的税收、明确的规则和公平的待遇，等等)；二是健康且公正的财政制度，为企业提供奖励和支持；三是强大的法律体系，为正确行为提供依据。

首先来看，中国目前的监管环境并不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展开充分和公平的竞争，无助于企业扩大规模和提高创新水平。中国要想在新资源经济条件下保持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接受前所未有的创新大潮洗礼，释放工业格局和工业基础设施各个层面的潜能，将中国工业革命带入“第二阶段”。鉴于中国所面临挑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成就这一伟业，需要所有参与者(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共同投身创新，建立一个良性竞争市场，以培育创新和创业精神。

然而中国现有的市场支撑结构尚不够成熟，不足以鼓励企业展开充分而公平的竞争。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外的中小企业和市场新进入者而言，这一不利条件都有碍其开展业务。为了打造有利环境，蕴育技术、运营和业务模式必要的颠覆性创新，中国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其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各类综合性财政激励措施和资本配置机制。

中国的银行业历来对国有企业和传统行业青睐有加，热衷于向其发放贷款，采取保守方法评估风险。一般来讲，中国的银行机构推向市场的系列产品覆盖范围相当狭窄，且以传统产品居多。然而，中国真正需要的，乃是更有效、更高效的融资模式，用以支持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更可持续、更符合成本效益的产品和更高效的流程，这是因为如果市场上资本配置不当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必将拖累中国向新资源经济转型。为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银行需要放宽贷款评估标准，为绿色增长企业“开绿灯”。更宏观地讲，政府和金融服务部门应考虑提供更多创新型融资方案，譬如缔结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建立绿色基金，或采用新的项目融资结构，通过评估风险、收益和所有权等手段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

中国非常擅长建立各种激励机制，这一点已得到了充分验证。政府往往通过补贴或税收优惠等形式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清洁技术行业便是近期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虽然有人会说，国内太阳能行业的现状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敲响了一记警钟，但是谁都无法否认，“金太阳工程”等中国出台的各类计划和激励措施对该行业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需要一如既往地大胆尝试，拓宽思路，进一步探究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但要支持新兴的、更可持续的企业和行业发展，还应当鼓励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使用替代能源。例如在激励机制中，设定一个将业务运营与基线标准相对照的可变定价体系，企业必须遵守一定的配额比例来使用资源，使用过量则要受到惩处，未过量则享受退税优惠，从而激励可持续的商业实践和创新。这些机制能否成功，取决于市场力量是否能在关键资源市场上(包括水、化石燃料和电力等等)发挥积极的定价作用。由于成本问题进一步突显，此举有助激励企业更加仔细地考虑如何利用资源，鼓励企业使用替代资源。

杠杆三：技术型解决方案

事实上，中国经济爆炸式的持续增长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这一时期技术现代化所带来的红利。目前，技术在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必将成为重新平衡中国经济、进一步追求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

技术型解决方案能够有力支持经济发展，通过两条基本路径向新资源经济转型。一是，技术可继续扮演其传统角色，提高现有产业、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和生产力，使中国有能力向价值链上游拓展，逐步摆脱高污染和低效率的资源密集型创收形式。第二，采用先进的智能技术，利用实时数据和信息，可为城市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技术支持，推动运营效率大幅提高，有效利用海量数据，充分发挥数据技术的威力。

其中，实现低增值活动自动化将成为一项关键因素，促进中国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向价值更高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转型。中国需要秉承一种更为成熟的态度看待技术，从单纯的“拿来主义”中走出来，同时关注软件和硬件的发展。技术解决方案如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在开发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中起到革命性的作用。然而，尽管政府和企业持续大量投资于绿色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但往往由于运营和管理能力拖后腿，导致这些解决方案无法全面推行和整合，其潜力也就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埃森哲在其《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报告》中指出，数据本身很有可能成为新资源经济的头号推进器。先进的数据分析将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一臂之力，帮助处理以往过于宽泛或复杂难以解决的信息来源，从中提炼出新的见解。同时，这也将为设定和监测一系列均衡发展指标创造良好机会。

然而，在中国背景下，如果要实现大数据的效益，个人、政府和私营部门这三大主要利益相关方必须共同推动方可完成。政府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负责提供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访问通道。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助所有利益相关方充分利用现有信息，优化资源利用、管理和企业业绩，提供更好更新的服务和产品，更好地实现企业治理——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中国不断提高能效水平，采用替代和再生能源。此外，基础设施建设也将赋予公民互动和交流的权力，不仅能够彼此互通有无，还能与生态系统内的其他要素进行互动(包括基础设施本身)，创造机遇，从而大幅实现节能增效并形成全面反馈回路，优化决策过程。

无论是省市还是中央一级政府，都需要积极培养更先进的预测能力，以便准确预估未来的资源消耗需求。此项能力建设有助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进一步节约成本。事实上，凭借全面的数据分析模型，政府和企业可以收集和分析信息，对公民和消费者的消费模式进行模拟，预测未来需求，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资源定价和配置，预测和评估资源利用密集的领域，考虑采用可行的替代资源和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尽管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主动利用先进技术寻求发展，力争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但国企仍旧是创新的领军者。其中，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的实践或许就是一个引起高度关注的例子。该公司通过部署先进技术和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大规模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为了满足公司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国家电网正在建设智能电网，将利用尖端技术来管理电力供应。此外，中国政府也将要求所有住户安装智能电表，这是该项目的一项重要内容。届时，5.11亿只新电表将安装到户，并更换5,900万只传统电表。智能电表有利于供电商和消费者收集能源使用数据，覆盖范围大大超过以往，其中也包括功耗和服务中断等实时信息等。同时，还可以将海量数据存储起来，方便检索，进而生成行之有效的洞见。

杠杆四：具备所需才能的人力资本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发展一直侧重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国家的资源储备规模庞大，成本低廉，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如果中国要想继续保持这一高速的发展态势，就必须将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放在资源生产率上，也就是减少人力资源代谢率(即人均资源利用率)。就劳动力水平而言，目前中国必须考虑的是质量，而非简单的数量问题。

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劳动力市场陷入了僵局：不但目前已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困境，而且未来数年间，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和人口出生率下降，预期这种供不应求的状态还会进一步加剧。反过来，劳动力短缺会引发工资上涨，但劳动力的技能却未能获得相应的提升，因此企业的利润在不断缩水，这是因为尽管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但生产率却没有明显的变化。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企业需要创新和提升价值链水平。因此，如何才能招聘到拥有相应技能的熟练员工，就成为了困扰企业的一大难题。对中国而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有望改变许多行业的现状和基础设施条件，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然而，如果找不到拥有适当技能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行或有效利用投资效益，那么技术和设备方面的资本投入也必将沦为无效成本，回报率更是无从谈起。

因此，为了保障新资源经济转型所需的人力资本，中国就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填补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综合技能这一空白，因为不仅新兴的绿色产业需要创新，传统产业内部也亟待颠覆性发展。中国的人才库不应仅只提供技术技能。当前，中国大学授予的所有学位中，四成以上都属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学位——预计未来该需求比例还将进一步增加。虽然不可否认这一类学位对于新资源经济的重要性，但我们同样需要具备多学科背景、同时拥有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储备人才，以充分了解并应对经济增长背景下复杂的环境和资源问题。

据预计，由于毕业生源不足，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劳动力压力。麦肯锡估测，到2020年中国毕业的大学生与国家需求之间将出现约800万的缺口，而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工人缺口将更大—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培训和教学机构的能力水平，而是这些机构教授学生的内容与方式。中国教育制定的特点是：死记硬背、压力学习和一切以“考试”为中心的学习环境，而这不利于实现目前按市场需求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随着中国失去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目光转移到价值链提升上，领导力、管理水平和协作技巧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培养具有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储备人才，是促进中国向新资源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如果缺乏此类技能、思维方式和执行力，企业就无法充分发挥生产力提高的优势作用，也无法满足新资源经济的要求。

为满足人力资本发展的前提条件，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中国必须制定国家技能发展战略。事实上，为了推动劳动力资源发展，实现绿色增长，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已制定了明确的技能要求，而中国尚未出台任何此类政策。虽然部分行业和企业率先进行了人才技能培养投入，然而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必须切实推进教育部门的改革，才能避免日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严重脱节问题。

杠杆五：具有资源意识的行为

迄今为止，导致中国资源压力上升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乃是日渐富裕的国民。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排放之间存在明确的相关性。在本报告中，我们始终秉持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目前的现状意味着，它迫切需要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脱钩”。然而，要实现大规模全面脱钩，无论是在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层面上，中国都亟需思想意识和行为的根本性转变，从而酝酿长期的社会转型，为实现新资源经济创造条件。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而言，由于成本和合规这两大因素的驱动，因此需要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采取对环境负责的行为。除了这两个因素，其他因素并未发挥多大作用，包括稀缺原材料的未来价格和可获得性，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考量(例如其经营活动对环境、消费者或人口的影响)等都不是主要的驱动因素。近年来，虽然制定并公开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中国企业数目大幅增加，但其中许多报告不外乎都是一些宣传性文件，虚有其表，偏于粉饰，甚至引用了一些不透明、混淆视听的数据资料，意图掩盖背后的实际表现。最终导致中国企业不仅没有转变心态和思想，甚至没有深刻思考资源利用、环境恶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在个人层面上，中国公民和社会树立真正“生态意识”的主要障碍不是缺乏动力，而是缺乏信息和透明度。此外，中国公民尚未被赋予相应的权力，以了解环境信息并参与制定环保政策。试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13年初，国家环保局宣布决定暂不公布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的结果(此前该调查开展得轰轰烈烈)，理由是属于“国家机密”。此举立即遭到大力抨击，饱受诟病。一年后，环保局终于在2014年4月公布了本次调查的部分结果，但造成的公信力损失此时已无法挽回。由于与环境决策相关的社会对话和公众参与都十分有限，公众表达诉求的机会少之又少，导致公民无法有效采取行动。

事实上，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对此表达了明确的期待：顶层部门应当定下基调，推动意识形态的转变，通过透明的、可测评的公开承诺带动更多具有资源意识和对环境负责的行为。而且有非常积极的迹象表明，这样的转变已经悄然开始。正如我们之前所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高层领导都明确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必须走更加均衡的发展道路。高级官员也多次发表公开声明，积极响应这一发展方向的转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指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生态进步，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充分认识到了人民所关心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新资源经济“三个情境”展望

为了量化中国向新资源经济转型的潜力，埃森哲与国际宏观经济预测及分析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携手，对中国经济的增量效益进行了建模分析。

为了对新资源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效益进行量化，我们依据牛津经济研究院对中国经济的基线预测，对”基线情景“、“中等成效”和“全部潜力”这三个情境进行了对标。

图表12：中美两国的GDP增张预测基线

图表13 基线预测与各种情境下的假设和关键结果概览

基线情境

基线情境假定：政府“十二五”规划中的现行政策得以实施，此外，自然经济与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源效率显著提升。设定这样的情形，主要考虑到两个驱动因素：一是政府鼓励建立更加环保的发电模式；二是部分企业采用更加节能的技术。基于这些假设：改善商业环境及资源配置的数次改革得以施行；经济调整取得巨大进步，使其逐步脱离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而关注国内需求。

在基线情境下，将取得以下关键成果：

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仍将维持令人瞩目的增长水平，2012年到20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9%。

随着经济活动逐步放缓，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投入不断增加，加之越来越多企业或将采用更加节能的技术，中国的能源强度将在目前水平基础上下降六成。因此，同一时期内国内能源消费增幅略超三分之一(34%)。

随着能源结构的逐步改变，煤炭在能源来源中的重要程度正持续降低，到2030年，与目前水平相比，中国碳排放量的增幅将不到三成(27%)。

中等成效情境

在中等成效情境下，五大杠杆中，中国将在推动政策和市场结构杠杆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而其余三项杠杆的进展将受到一定限制。

特别要提到的是，按照这种中等成效情境假定，政府应专注于通过改革来改进资源配置。所有部门都将立足市场实施变革，从而优化资本配置，迫使企业仔细思考自身所造成污染的成本问题。制定合理的政策和监管框架，建立强大的市场结构，这是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发展绿色产业的根基所在。这些杠杆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政府部门将积极行动，负责将其落实到位。但对于其他杠杆而言，虽然它们也有助于促使私营部门的积极参与，鼓励公民行为转变并激发创业精神，但由于这些杠杆不在政府直接控制范围之内，故而受到的影响程度完全不同。

图表14：中等成效情景下所推动杠杆实施情况概览

中等成效情境对于中国资源三角困境各个维度的影响虽然不可忽视，但这些影响尚不足以引发根本性的变革。

经济发展：经济成果得到改善，国内生产总值较2030年基线水平高出约6100亿美元，新创造出440万个就业机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约610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南非的经济规模，也相当于江苏省全省当前经济规模的1.2倍。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上升，显著高于基线水平，2025年至2030年间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6.9%。

资源安全：在资源安全方面，中国也取得一定进展，可通过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得到印证。中等成效情境显示，能源效率提高是必然结果，而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水平较基线水平下降14%。

环境保护：在实现环保目标方面，中国亦有所进步。随着中国向新能源结构转型，煤炭用量将会下降，在中等成效情境中，相较于基线预测，中国的化石燃料消耗量将降低11%。从2020年起，碳排放水平将保持稳定，到2030年将比基线情境下的排放水平降低13%，仅在2012年的现有水平(8.4亿吨)基础上增加一成(11%)，达到9.3亿吨，减少中国对全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图表15：中等成效情境下的各项成果对中国资源三角困境的影响

全部潜力情境

全部潜力情境模拟了一场根本性转变，规划了一条与新资源经济最接近的路径。具体来说，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假定所有的杠杆都得到了充分启用，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大规模转型。

政府进行了必要的投资，并率先实施改革，建立起市场机制，提高了市场运作效率。此外，私营部门也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市场环境改善这一有利条件，并且实现了绿色增长领域投资最大化。为进一步完善绿色经济的基础条件，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包括推动综合技术变革，鼓励创新和创业，赋予劳动力实现绿色经济所需的技能，同时鼓励个人改变消费模式，为其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引导其作出明智的消费决策。

图表16：全部潜力情境下推动杠杆实施情况的概览

全部潜力情境对中国资源三角困境的各个维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国家向“脱钩”目标迈进。

在这一情境下，中国经济将得到强有力的拉动，但不会对资源安全和环境保护造成负面影响。由于所有杠杆都发挥了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可以快速实现脱钩，经济增长不再意味着资源强度增加，相应的碳排放和环境退化也将减缓。这在以下三角困境各维度的关键成果中均有所体现：

经济发展：长远来看(2026年至203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复合平均增长率将达到7.3%。到203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6.5万亿美元(按2005年价格水平计算)，比基线情境高出8.9%，达到1.4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西班牙2030年的经济规模，也相当于广东省全省当前产值的2.4倍。此外，全部潜力情境还有助中国进一步将重心转移到国内经济转型上来。

资源安全：技术的显著进步，再加上消费模式的转变，能源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缩减，这将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能源来源安全，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超过基线水平的预设值。在全部潜力情境下，2030年，中国将通过降低能源强度(相对于基线水平降低29%)实现能源安全。此举将产生巨大的收益，其幅度超过相对较发达的韩国、德国和美国等经济体。要想实现这一转变，中国必须将自身能源强度降到美国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水平。

环境保护：中国的碳排放量将比基线情境下的排放水平低33%，化石燃料消耗总量较基线情境下降22%。根据假设，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降低煤炭消费和相应的碳排放强度(譬如通过碳捕获等途径)，将此作为向更环保燃料来源(尤其是天然气)转型的途径，可进一步实现减排。请注意，只有在全部潜力情境下，中国才有可能在现有水平基础上实现大幅减排，从而在实现其环境目标的道路上取得重大进展。

图表17：全部潜力情境下各项成果对中国资源三角困境的影响

全面审视各种情境

通过对上述情境进行模拟，我们发现，在向新资源经济转型过程中，如能够系统而全面地转变经济模式，充分运用所有杠杆，应对新资源经济矩阵各方面的问题，中国不仅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还能迎来更加清洁、更加可持续的长久发展前景。

不过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如此大规模的经济转型，也意味着艰巨的挑战和可观的成本，其中短期成本的高企尤为值得关注。在预测期内，资本投资将呈持续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将产生显著的正增长；不过短期内，与转型有关的成本将会抑制中期经济表现。然而长远看，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人力资本的增加，最终将充分实现经济效益，从而彻底扭转这一趋势。

如果考虑长远结果和相关工作的话，有一点必须牢牢铭记，那就是经济转型的成效绝不会止步于2030年，将继续泽被后世。以此类推，若再取一个十年期为限，则2040年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达到26.9万亿美元(以2040年国内生产总值基线估算；若以2005年价格水平计算，预计为24.7万亿美元)。如果选取中等成效情境，国内生产总值亦可达到25.7万亿美元。

此外，在进行情境模拟时，我们并未计入隐性收益。举例来说，无论是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还是健康成本的降低，对个人来说都意义非凡，但并未将此种价值纳入这些情境中。但这些利好本身却是无价的，它们对社会和经济的贡献也无法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模拟出来。

  结论

我们撰写本报告的宗旨在于阐述中国经济整体性转变的潜力、向新经济模式转变的助推因素，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和环境退化实现脱钩。实现新资源经济转型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情境模型推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量将达到1.4万亿美元)，同时也有利于创造环境效益，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股权投资，实现财务自由之路，关注report88）

结论一：长期而全面的方法

事实上，埃森哲从未对这一转型的工作难度和挑战掉以轻心。根据经济模拟的演示，我们预计该过程中将出现短期经济下滑，但长期收益将非常巨大，足以抵消初始成本。

但是，要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则必须统筹行动，系统而全面地执行各项杠杆要求，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中国如果不能进行长远规划，不能确保各个经济层面的投资和利益相关方充分参与其中，很可能导致国家在短期内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

结论二：中国的比较优势

埃森哲认为，中国具备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有能力把挑战转化为机遇。具体如下：

持续的增长和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不可比拟的巨大国内市场，创造了众多发展新机遇，使中国平添了很多优势，以利于绿色产业实现规模经济。

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财政实力：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积累了数额庞大的可支配国民储备，并且建立了合理的治理结构，便于其克服地方障碍，快速实施资源调配，支持发展建设。

适宜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不存在传统基础设施和系统的制约。就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国家完全有机会做到一步到位。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尝试新的绿色解决方案实现创新，打造真正的“测试和学习”环境，推广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比较优势可帮助中国逐步打开通路，将解决方案和专业技术出口到国际市场上，使中国跻身于全球领军者的行列，为准备向新资源经济转型的其他国家树立良好的典范。

结论三：各利益相关方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为了能从新资源经济中获益，社会各个阶层都需要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不仅包括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金融机构，也包括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

所有利益相关方应该团结一心，树立共同的愿景——即开展协作，保持发展势头，实现大规模变革——这既是一种开放的资源，也是一种探寻解决方案的开放式创新方法。总之，关键利益相关方必须妥善把握好各自的角色：

政府：制定政策和框架以规范市场，建立组织机构以促进绿色行业的发展。

国有企业：承接关键的大型项目和渠道资源，开拓公私伙伴关系。

民营企业：提供商业经验和专业技术能力；培养员工技能并鼓励培养企业家精神。

公民：改变需求模式，扭转消费行为，树立具有资源意识的价值观。

总之，这些问题的覆盖面很广，且困难重重，但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转型。目前，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表明维持现状并非明智之选。如果中国能顺利实现新资源经济，必将在国家发展历程中谱写出令人激动的新篇章，并为世界各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树立新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