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货币信贷数据方面，有一个现象早就引起了我的关注，这就是M2和M1的差距不断扩大。今年6月末，M2同比增长11.8%，很巧，5月末M2也是同比增长11.8%，去年6月也是11.8%。我当调统司司长好几年以来，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这说明目前M2总体上是比较平稳的。但是M1从去年10月份开始高速增长，一直增长到现在的24.6%，引起了我的很多思考。”7月16日上午，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如此表示。

盛松成指出，我国货币供应量分为三部分：M0，M1，M2。M0指流通中的货币，M1是M0+单位活期存款，其中主要是企业的活期存款。目前，M1已超过44万亿，其中只有6万多亿元为M0。

历史上M1的高速增长往往都是伴随着经济上行，而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这是我国20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引起了他的重视。盛松成称，我国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M1和M2的增速差距不断扩大。

盛松成认为，这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企业持币待投资。大量货币流向企业，但是企业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向，于是把大量的钱留在活期存款账户上。今年1-6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是十几年来的最低点；1-6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2.8%，比上年同期低8.6个百分点，较上月下降1个百分点，为2012年1季度首次发布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第二，企业持有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降低。随着定期与活期存款利差不断收窄，企业更倾向于持有活期存款，因为持有定期存款面临的约束较多，而持有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降低。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可能对M1形成扰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以后，从理论上讲，应该同时归还银行贷款，但是实际上有时间差，所以会有一个过程，会放在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的账户上，因此，单位活期存款也较高，导致M1增速不断上升。恰恰和历史情况相反，近期M1快速增长，反映了经济下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盛松成认为，现在货币政策有一点陷入流动性陷阱的现象，也就是说，货币供给再增加，也会被货币需求所吸收，投资也很难再增加，这可以叫做“企业的流动性陷阱”，我国现在就陷入了这种流动性陷阱。

盛松成指出，货币政策有效而有限，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

7月16日，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敬惠在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做主题演讲时表示：

目前，保险业正在从依靠单一负债驱动向资产负债管理协调发展转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和竞争格局下，保险业的应对手段也将从过去单一依赖保险业务转向资产负债双轮驱动的格局。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是资产负债双轮驱动的关键因素和核心抓手。

历史数据表明，投资收益的80%以上来源于资产配置。不过，由于保险资金特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可变性等特性，保险资产配置不仅仅以投资收益为单一目标。保险公司通过建立包括战略资产配置、战术资产配置再到动态调整在内的资产配置体系，来解决资产负债匹配、风险管理、流动性管理、价值创造等保险企业的一系列经营问题。

具体而言，徐敬惠表示，寿险业资产负债管理的实质是资产和负债的联动。从负债属性出发，也就是保险业务是以风险保障为主、投资理财为辅；从公司财务稳健来衡量，资产配置以固定收益类为主、权益类为辅；从立足保险主业出发，股权投资性质一般以财务投资为主、战略投资为辅。

其中，传统的大型寿险公司，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积累，准备金都在千亿到万亿级，从这些负债资金属性出发，资产管理以大类资产配置为主、投资品种选择为辅；以选择委托管理人为主、直接投资为辅；以长期基础类有稳定回报资产为主、与业务协同产业链衍生资产为辅。

保险公司的资产长期收益水平决定了保险公司的价值、利润和产品竞争力，保险公司投资收益中80%的贡献取决于大类资产的配置（也来自于存量资产配置）；资产配置又与负债特性紧密相关，负债特性又取决于公司存量有效保单的负债结构，以及现金流的波动。

不过，徐敬惠坦言，寿险公司的资产与负债（或者投资业务与保险业务）都会受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同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意向。一方面，当资金利率和资产价格上行时配置压力不大，但需要找到适合的基准来获得相对收益；下行时要求多元化配置、风险与收益平衡，通过资产交易、主动管理来确保绝对收益。另一方面，资产负债管理要从保险产品原点出发，按保险产品全生命周期（定价、期限、销量、退保、停销等）进行闭环管理。

需要强调的是，资产负债匹配并不是要求静态的、准确的匹配，而是动态的、适合的管理。各家公司负债特性不一样，对资产配置和收益的目标设定也不一样。在同样的收益预期下，长期资金短期配置的风险和短期资金长期配置究竟哪一个风险更大，这取决于资金利率与资产收益是处在下行通道还是震荡区间。

现在寿险公司在开展保险业务的同时，要独立承担资产配置、委托管理、投资绩效、合规风控等全部管理责任。因为公司是经营结果最终承担的主体，必须对资产和负债两端负责才能够最终实现长期价值和预期利润。负债端的需求可以直接反馈到资产端，资产端的压力也能直接传导到负债端。避免过高的产品定价给投资造成压力和风险。

在委托管理中，大型保险集团内都有专门的资产管理机构（即所谓的内部管理人）。内部管理人和外部管理人除能力特质差异外，还有业绩对标、激励机制、专业文化等深层次区别。内部管理人承担的主要是非交易类固定收益型资产的配置以及基于公司税务筹划结果后的战略配置选择，其对标的是公司长期投资收益中固定收益的要求，而外部管理人是基于公司风险容忍之后的交易型投资产品选择，对标的是外部可比的同类投资产品收益。

此外，徐敬惠表示，“好资产难找”是当下热议的话题，“低负债（预定利率和保障倍数低）难卖”也是不争的事实。他建议，在当前利率下行的环境下，保险产品策略上，宜采取利率敏感型+收益分享型，如分红、万能等产品形态，其关键是提供给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取向；但这也并不降低对投资管理能力和收益水平的要求。资产配置策略上应该适当多元化和分散化，提高海外资产配置力度、扩大另类投资领域、积极参与新兴资产类别（农场、森林、实物资产）、探索保险资金与养老、健康、医疗等产业的融合等，更好的发挥寿险业的综合优势。

“三个投资方向：第一，稳定收益的实体经济；第二，公开市场产品；第三，关注的领域是高股息的价值产品。”7月16日，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江养老”）党委书记、总经理苏罡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资管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题圆桌会议上说。

苏罡表示，资产配置是一条很长的价值链，即从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市场到一个年度，每一个年度内包括对临时市场的平衡和调整。对于养老金和保险资金来说，存在差别，但总体一致，所有的资产配置都要回到出发点。

具体而言，第一，资产配置方面，养老金和保险资金具有共同特征，即在绝对收益基础上，获得相对较好的相对收入。具体而言，对于养老金来说，是从委托人的生命周期管理出发做保险资产配置；对于再保险资金来说，是配合委托人的投资并做好年度内的资产配置。

第二，无论是长期资金还是短期资金都具有流动性需求，在高信誉风险等级和溢价研究能力提升的基础上，追求较高信誉等级的固收产品。

第三，权益市场方面，虽然有波动，但高价值股仍然是好的投资方向。

其中，对于股权投资在内的权益投资与债券、固定收益的差别。苏罡解释，保险的权益投资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公开市场投资，也包括非公开市场。首先，融资文化跟投资文化的差别。资产管理的价值链中，相比权益投资，以融资属性为主的融资只是资产管理价值链的一个相对简单的初级阶段。

其次，以固定收入为主的投资重视契约，无论是公开市场还是非公开市场，细化契约需要与团队紧密的绑定。

最后，与传统投资相比，新兴权益投资对于资金属性要求高。对于管理者来说，要求权益资金为长期的，对风险的容忍度，以及对于资金的收益权和资金的长期管理权合理的分离和让度。

在目前“资产荒”的情况下，苏罡称，长江养老将更加注重通过专业能力的多元化获取长期的稳定收益，对收益的需求和要求将有利于其长期的资产配置。

固定收益方面，一方面要强化内部评级体系，将信用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另一方面，合理寻找和发现固定收益投资。

7月16日，浦发银行行长刘信义在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论坛做主题演讲表示，过去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对中国经济、中国银行业有些担忧情绪。对银行业的担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资产，二是发展模式，因此影响到整个市场对银行业的估值。

“但相比1999年，我们应该对中国银行业自我的修复能力充满了信心。”刘信义表示，1999年中国银行业贷款余额9.37万亿，全国银行业亏损是1000多亿，资本充足率为负，不良率17%左右，2000年后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实际剥离2.6万亿，再借助经济上行和股份制改造逐步消化。

到了今年6月底，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银行业总资产是210万亿左右，贷款是106万亿，整个贷款规模是1999年的11倍，资本充足率是13%以上。现在贷款损失准备金是3.47万亿，拨备覆盖率是161%左右，2015年整个银行业的盈利是1.59万亿，银行资产质量较1999年已经有了不小的提升。

换个角度而言，当前中资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基本在30%以下，相比欧美50%甚至60%的成本收入比，优势明显，这代表着，相对于资产质量问题，银行业自身的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

但他也提醒说，相比资产质量问题，市场更应该关注商业银行有没有重要的发展模式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毕竟，传统的规模扩张、服务模式不可持续，必须通过创新、转型、适应新常态，建立商业银行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发展模式，服务于“三去一降一补”，帮助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去杠杆、降成本，精准扶贫，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升级。

“对照国际上先进的商业银行，我们还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中资银行已经有了以下几方面的转变趋势，这个趋势应该说既是目前的短板，也是未来的方向。”刘信义表示。

一是国际化。现在银行业是200多万亿的资产规模，但是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海外资产规模是1.5万亿美元左右，整个行业只有5%左右。这就非常的不平均，首先，主要集中在几个大银行里面。其次，在海外的分布也不均衡，主要在港澳、欧美地区。西方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最近几年中资商业银行加快了国际化步伐，这应该说也是跟中国的经济走出去，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到海外获取竞争力是相匹配和适应的。

二是综合化，由于分业监管的原因，我们的综合化还刚刚起步，还不是很远。综合化的资产规模占银行业规模可能还不到5%。

第三，轻型化。我们要做到低资本消耗，这几年有很大的提升，我们中间业务收入行业占比大概是25%左右，远低于西方的50%，空间很大。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银行业的大哥大——工商银行是2.5万亿左右，但是摩根大通是2.5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所以我们的空间非常大。当然还有很多趋势，比如说数字化趋势、集约化趋势等等。

在他看来，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获取客和维护客户非常重要的手段。资产管理业务可能是最近几年整个银行业里面收入增长最快的，大多数银行里面应该排在第一、第二位的业务版块，不少银行形成了个性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综合化、数字化发展，也为资产管理业务快速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空间，因为资产管理可以在集团内得到很好的协同，国际化也使我们增强了在海外全球领域的业务能力。而数字化使银行服务客户的方式和体验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商业银行在前面这几年的转型发展中，资产管理本身作为方向，同时为资产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和条件。

刘信义指出，既然银行业的资产管理有这么好的发展势头，未来推动资产管理业务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领域和增长点，还需要做好四点工作。

第一，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有人说过失败的金融从业者有几点，一是过于追求快速发展，二是无视客户的需求，三是忽视监管。面对当前金融业出现的这几种现象，银行要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必须要坚持服务客户的初心，坚守正确的价值观，这才能使得银行业资产管理取得更好的发展。

第二，努力打造符合银行业资产管理特点的行业标准。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要有行业的规范和标准。这也是银行未来实现公司化运作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目前也做了类似的运作，像保险、证券资产管理一样，在行业的标准方面也需要我们来协同。”他表示。

第三，利用商业银行传统的模式，管理信贷的经营模式、文化来开展资管业务是有难度的，因为做法、流程其实都不太相同。所以银行资管业务要有好的发展，那么资管业务的经营模式必须要有创新。

第四，建立良好的沟通平台，培养资管队伍，营造良好的文化，合理的引导客户预期。这是当前很重要的。希望我们这个论坛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对于股权投资来说，现在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光大控股首席投资官杨平在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大类资产配置主题论坛上说。

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杨平认为，目前讲的最多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证券市场中同样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主要是注册制，受债市环境的制约注册制已经在推迟。同时，证券市场退市机制也不成熟，壳资源价值依旧偏高，忽悠式重组和概念炒作仍然存在。

同时可以看到在二级市场估值是倒挂的，数据显示PE市场平均估值约33倍，沪深300最近市盈率的中位数约21.7倍，去年的平均换手率约4.8%，是美国的3倍，是香港的7倍。从根本上讲以散户为主的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投资理念并非价值投资。

从全球市场的角度，杨平认为，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政府的高负债、高赤字在持续，每一届新的政府上台后，为了兑现选民承诺，社会福利支出高起。由此使得财政政策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而新兴市场中，劳动密集型的新兴市场受发达经济体的影响严重，资源新兴经济体如巴西等，过多依赖资源出口，同样受到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商品价格长期处于低位。

“回看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从技术创新到商业创新，民营经济产业链垂直整合的成功案例很多，这都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亮点，这些亮点决定中国还是经济增长动力最足的地方。在产业整合的过程中能看到诸多股权价值投资的机会。”杨平表示。

当前收益下行、风险上升的的市场环境下，各家机构均面临着资产管理业务转型的重大课题。

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旭初7月16日下午在2016中国资产管理年会-大类资产配置主题论坛上发言称，资产荒无疑已经成为中国资产管理从业人员的最大烦恼，各类型资金都面临着好资产难求的尴尬。眼下，在传统的“点对点”融资类业务被迫压缩的同时，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正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和替代途径。

林旭初认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已逐步摸索出几条可行道路。

第一种方式是以股权投资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机构与需要混改的国有企业有着天然的契合度和互补性。在股权价值的确定方面，无论是已经上市还是未上市的国有企业，以市场化的公允定价进行股权改革，可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这是国企混改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国企混改能够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成立母基金，通过FOF，也即母子基金的方式进行分散化、多元化的股权投资。从投资收益与回报的角度来看，通过母基金的形式进行股权投资，不仅能提高资金的杠杆收益，还更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不同业务团队的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分散投资风险。

第三种方式是PPP模式。传统的城市基础类建设项目大多是通过财政投入以及项目抵押融资等方式获取资金来源，而PPP模式下的资金方是项目的股东，以市场化股权投资的方式进行投资决策、承担项目风险、分享投资收益。这种方式可以广泛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乃至无直接收益的市政类项目，有效支持地方建设；对于投资人来说，也极大地提高了资金方对项目的参与度和把控度，有利于控制项目投资风险。

“房地产的股权投资，有可能是下一个十年的机会。国内银行业一直在研究进军房地产。”7月16日，光大银行资产管理部副总潘东在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大类资产配置主题论坛上表示。她称，目前考虑到银行理财中发行REITs产品，不过，尚属于课题研究阶段。

潘东将房地产基金视为除资本市场的权益投资、PE投资、夹层投资和产业投资等之外的第四大类股权投资。

海外发行的REITs特点是体量极大。UBS有一只房地产基金两百多亿美金，底下的物业是500多个，遍布全美甚至全欧洲的物业，而且是一个开放式的基金。整个管理团队里从组合经理到投资经理，从房地产估价师到水电维修工，再到收租金的人都是一条龙做下来的。

“这可能是一个方向，但我们现在没有太多的经验。”潘东在会上表示。

近日，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三方联合发起的“东证资管——青浦吾悦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作为国内首个以大型商业综合体为目标资产的不动产资产证券化项目，在深交所成功发行，标志着中国不动产资产证券化市场拉开了序幕。

7月16日，平安银行资产管理事业部副总裁郭新忠在2016中国资产管理年会-大类资产配置主题论坛上认为，银行理财参与股权投资从资金来源来看，分为表内、表外、表表外三种形式。

“ 通过结构化的形式，有些投向一级市场，有些投向二级市场。银行资金通过一些契约式的资金，或者是客户的LP，或者PE等各种各样的形式直接平层进入到股权投资之中。”郭新忠表示。

他认为，未来不管是采取哪种形式，银行理财在做股权投资时应该做好深耕，第一做好产融结构，从服务的角度来提供股权融资，这是更安全、也更有效的方式；第二要在如何利用好银行优势方面深耕。

“银行占优势的是对企业有很好的黏性，资金的结算，我们掌握企业资金的额度；银行有很好的负债联动，可以做到很好的闭环操作。”

第三，作为资产管理机构，银行对于股权投资的形式也要扩展类似的全产业链的产品体系，从类上市公司的股权，到上市公司的股权，到上市、增发、服务，全产业链封闭的这样一个闭环的操作模式要形成。

随着中国海外购房热引发海外房产价格持续飙涨，未来海外地产是否还具备投资价值，正成为国内投资机构与高净值人群日益关心的话题。

7月16日，美国国际集团（AIG）首席经济学家莫恒勇在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海外投资主题论坛做主题演讲时表示，近年中国人赴美买房，的确是一波高过一波。2015年开始，中国人在美国买住宅首次超过了加拿大，成为最大的美国买家。2016年继续成为冠军，而且中国人买房子的平均单价中位数比全部外国人平均购买单价中位数高1倍，主要原因是买大房子、豪宅。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企业近年来在海外商业地产投资的热情同样高涨，总成交金额从2012年的50亿美元，爆增6倍到2015年的300亿美元。”他进一步表示，尽管今年上半年有所回落，也达到86亿美元。这表明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商业地产依然有很高的热情。尤其在英国脱欧后，在国际形势不太确定性的情况下，美国地产将会继续受到追捧。

但他提醒说，越是海外商业地产热情高涨，中国企业越是要留心80年代末日本投资者投资美国商业地产的教训。

1985-1993年日本投资者共买了730亿美元的美国商业地产股权，这还不包括日资银行在美国的商业地产贷款。地域上主要集中在加州，先买的是甲级写字楼、地标建筑，1988年开始可购买的优质资产不断减少，所以开始买一些风险更大的投资，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酒店。90年代开始，由于日本和美国经济、房地产市场出现恶化，日本投资者开始减少美国的投资，美国商业地产价格大幅度下降，造成贷款额资不抵债，同时下降收益租金不足以支付贷款的本息利息，所以日本投资者就低价贱买了40%的所有权，投资损失达到四、五成。

当时日本资本投资美国商业地产的标志性收购，就是三菱不动产投资纽约的洛克菲勒广场，分多次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累计80%的股权，投资额达到40亿美元。1990-1996年由于租金收益不足以覆盖贷款本金和利息，三菱用5亿美元的自有资金填补窟窿。到1996年还要救国内的母公司，被迫宣布投资项目破产，并将资产转给贷款人。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利率、汇率、房地产周期都对日本资本投资美国地产造成冲击。”莫恒勇分析说，短期汇率而言、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后，日元升值了80%，从250左右升到一百零几，使得日元购买力增强，大量的日本投资者投到海外。同时，为了日元升值促进经济，日本央行把利率由1985年的5%下降到1989年的2.5%。东京商业地产指数从1985年的135，爆涨3倍到1990年401，所以资产价格上涨，使得海外资产看起来非常便宜，这与当前中国的情况有点类似。

至于日本资金投资美国房产的泡沫破裂历程，莫恒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减缓通货膨胀压力，日本央行把利率从1989年的2.5%快速上升到1991年的6%，与此同时股票和地产市场开始暴跌，日京指数从1989年的接近4万点跌到1992年的8月1.4万点，东京商业地产指数也下跌了60%。股票、房地产市场同时暴跌，使得日本房地产商和贷款机构因为本国资产泡沫破裂，造成了流动性风险，迫使他们要低价甩卖海外的优质资产，哪怕要承受巨额的投资损失，并不是说洛克菲勒中心不好，而是国内出问题了，必须卖。三菱这个项目前后就损失了20亿美元。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企业错误判断了美国宏观经济的周期、商业地产的周期。1982到1990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第二长的经济发展周期，使得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产生过度乐观情绪，1990到1991年美国出现经济衰退。三菱1985年开始买入洛克菲勒中心，当时曼哈顿的写字楼市场处于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扩张周期中，租金和价格都连续上涨了7年，与日本地产市场相比美国资产更便宜。

“日本企业刚买美国商业地产时做的预算也是有问题的。”他进一步指出，因为比较盲目乐观，当时三菱对洛克菲勒中心投资预算预计租金到1994年会涨到75美元每平方英尺，然而该地区的租金到1994年已经降到了30美元。今天中层的租金也就80美元。

他直言，鉴于日本企业投资美国地产的经验教训，中国企业近年投资美国商业地产，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风险：

一是汇率风险，本国汇率大幅度升值时，尽管海外购买力增加了，但本国汇率计算的投资收益率会大打折扣。

第二是利率风险。日本央行将官方利率由5%降到2.5%直接造成日本国内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化。后来又迅速增长到6%，日本投资者投资美国地产用的贷款大部分来自日本国内银行的低息日元贷款，当日本国内利率从低位上升到6%时，在美国地产所产生的租金现金流就没有办法支付更高的利率水平，而且利率需要用已经升值的日元去算，是双重打击。租金也在下降，所以高的债务成本使得投资者没有办法长期持有，尽管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对的策略，但是却被迫在一个价格低点变现，偿还贷款。

第三，地产的市场风险。由于美国、日本房地产在80年代中后期都出现了长期繁荣和资产泡沫，使得日本投资者忽略了商业地产的周期性，也缺乏对美国日本经济趋势的理性判断，所以直接导致在估值时，对资产价格和租金收入预期的盲目乐观。

第四是公司流动性风险。日本公司大举海外投资时，缺乏对本国和公司流动性风险的有效评估，使得很多投资者在日本本国经济泡沫破裂时，被迫出于救助母国资产的流动性考虑，将海外资产低价变卖。三菱1985年买的时候价格指数30左右，现在的价格指数160，如果三菱能一直持有到今天，回报是5倍以上。

第五就是在美国市场投资，万一很不幸买在高点，像曼哈顿这种国际大型的门户城市，而且英国脱欧公投以后，他的地位会得到进一步增强。如果公司财务状况允许你能长期持有，实际上跨周期投资也是可以的。但是到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必须非常注重自己的资金结构、成本。万一中国经济出了什么状况，中国公司这边的财务吃紧，到时候搞不好你就要把在美国收购的资产低价抛售。

“目前，我们预测美国房产价格（包括出租公寓、工业地产等）往后几年会有一个放缓的过程，零售物业、酒店、写字楼的价格今年会有一个急速的下滑，往后两年会有小的反弹，但是总体的价格增长趋势已经在放缓。”他指出，这是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商业地产必须特别注意的风险。

7月16日，瑞银中国区总裁钱于军在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海外投资主题论坛上，谈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什么风险时表示：

首先企业要做好“家庭作业”。

很多企业都是第一次做海外并购，之所以做海外并购，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有资金或者别的公司都在做，A股市盈率高，国内市场也找不到太好的标的等。

钱于军认为，这些不足以成为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由。但股东意愿需要得到尊重，如果企业选择了走出去，就一定要做好“家庭作业”。

一个就是政策风险。希望政策即使变化也尽快变化，并且明确，企业好据此作出对策。

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找一个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标的所在国。如果这个国家正好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就要额外做好“家庭作业”，熟悉这个国家的政局整体稳定，如果实在不能保证（政局稳定），至少得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当地客户和合作伙伴多少有些我国企业想不到的办法，“也许他能提醒你一些风险、帮你化解一些风险。”

当然要有几个原则，不熟不做、不懂不做、没有把握不做、没有退路不做。

“中国企业走出去，前景我个人觉得非常看好。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融资不应该是最大的问题。”钱于军说。

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国际化人才的缺失。“以至于很多项目我们建议客户，全盘照收标的公司的外国高管。当然你要发公告，不能说接收6个月再淘汰，你一般至少要给别人一两年的稳定期，然后再慢慢看。”

另外就是系统工程项目。因为海外的并购成败跟大小没有关系，但项目越大，胜算越高。“当大到政府会支持你，觉得你是很大的，能改变行业态势的时候，当大到对你的股东在海外凭空增加30%的额外营收和利润，你可以想象大家的关注度、能得到的内外部的支持。包括银行也喜欢大的。与其干十个小的项目，不如做一个大的，或者如果你这个小的是一系列之一，我相信所有机构都愿意支持。”钱于军说。

钱于军表示，一定要全球范围内资产配置，但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配置比率还太低。

他给出一个建议：能投债别投股；能做优先股别做普通股；能和优秀企业一起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干；或者主动跟人谈，搞一个产业基金往外走，也比投单一的标的风险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出现黑天鹅，美国出现过金融风暴，雷曼垮台；英国也出了。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一定不会出现？

“我们判断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开始的十年、二十年阶段，要达到今天英国、日本的程度，可能还有几十年到上百年的长远的路程。”

英国脱欧黑天鹅事件爆发，究竟会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带来多大的影响？

7月16日，复星集团副总裁钱建农在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海外投资主题论坛做主题演讲时表示，过去一周他在欧洲，见证了一周以来全球市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尼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恐怖袭击，以及16日土耳其政治风波等。

“这些重大事件，在一个星期里发生，加上6月23号英国脱欧。我相信这些事件，都足以引起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秩序的动荡。”钱建农表示。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化的时期，中国企业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更安全地在海外配置资产。

他坦言，在英国脱欧前，复星集团内部对此有一个预判，所以他们暂停了一些英国项目的股权投资谈判，现在发现在英国脱欧后，有些项目价格的确下跌了。

“不过，英国脱欧到底会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多大的影响，现在市场存在不少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世界地缘政治、经济、金融形势进入了一个风云多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投资应该需要更谨慎，要以全球化视野为资产避险。”钱建农表示，他个人认为，在金融市场短期波动加剧的情况下，对中国企业来说，要投资海外，更多的应该考虑一些战略性的资产配置。战略性资产配置是在较长时间内，以追求长期回报为目的的资产配置。

过去几年，复星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寻求这样的战略性的资产配置。

在钱建农看来，2010年复星开始在全球化进行战略投资，主要在欧美、亚洲地区进行。大概分成三个维度：

一是“保险+投资”，双轮驱动的核心战略。复星保险板块在最初投资了永安财险、复星保德信人寿、鼎睿再保险的基础上，近几年又陆续收购了葡萄牙最大的保险公司，还收购了专注于特种险的全球保险公司，还有拥有丰富劳工保险经验的美国财险公司，2015年末复星的保险投资资产较2014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增长了50.02%，约合1600亿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的利润，保险也是有大幅度的增长，增长88.4%。保险占总资产的比例也是由2014年的32.9%上升到了2015年底的44.6%。

“这表明，复星集团的保险布局已经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复星集团还在不断提升自身的投资能力，两者希望有一个匹配，一个以保险为核心，对接全球的资本端，另外优化全球的资产配置，提升保险资金收益。目前已经配置的资产，包含战略性的投资项目投资，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基金和全球主要股票市场交易的高流动性的股票和优质地产项目等。”他表示。

二是“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 由于复星集团根植于中国，整合全球资源，希望投资跟中国发展和成长联系起来的企业。每投资一个企业之后，复星也是竭尽全力帮助这些企业在中国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每年6%-7%的速度在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2%，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在25%左右。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动力。我们会找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消费升级对供给端的需求，希望有一些新的产品、服务，我们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符合中国消费升级的这些产品和服务来投资，然后引入中国市场。当然，也包含在全球领域帮助其发展。”他进一步指出，近几年，复星集团投资了全球很多项目，在全球几大洲，基本都有投资。

三是投资的全球化布局，应聚焦在“富足、健康、快乐”。复星集团希望通过全球投资，能为中国家庭、全球家庭带来“富足、健康、快乐”的解决方案。每个复星已经投的企业都是在“富足、健康、快乐”三个领域最值得投资的一些企业，应该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的产品、服务。

他表示，在2010年投资法国地中海俱乐部之后，复星集团还做了一连串的收购兼并。首先复星集团投资了英国的Thomas Cook，这是全球最早的一个旅行社，是欧洲两大旅行社之一，拥有95架飞机，在欧洲非常多的旅游资源、旅游线路。未来复星集团可以一方面让这家旅游机构跟地中海俱乐部结合，两者协同，另一方面也可以跟中国市场相结合，给中国消费者需求开发更多欧洲旅游产品。

此外，复星集团还投资了亚特兰蒂斯，目前正在三亚建设全球第三座亚特兰蒂斯。近期复星又投资了加拿大国宝级的演艺公司太阳马戏团。

钱建农表示，复星在收购地中海俱乐部之后，完成了一系列投资，围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的投资，就是度假村、旅游目的地、演艺等跟旅游相关的品牌、内容的投资，另一块是渠道的投资，像Thomas  Cook和中国旅行社的投资。

“我们相信未来复星在旅游产业里，完全能成为一个全球旅游产业的整合者，即从简单的股权投资变成一个行业的整合者。”他指出。

“比较互联网金融生态和传统金融生态的时候，首先，技术成为重要主线，对于传统金融生态的各个环节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次，大量新的制度规则成为另一条主线，使得金融交易规则有可能更加公开透明。”7月16日下午，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在“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创新金融主题论坛”上表示。

杨涛还阐述了他对互联网金融生态的五大思考。

第一，在互联网金融生态中政府治理与监管问题。这个问题具有两面性。首先，如果确实带来系统性危机，对于金融体系具有巨大危害。不过，对于风险，也要一分为二看待，既要重视风险问题，又不能因为出了风险而一刀切。其次，要建设一个全新的金融部门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监管部门在处理关系中需要把宏观政策、金融业务等区分开来。跟互联网金融有关的，大家都在说从主体监管到功能监管，这才适应金融现代业基本特点。

第二，生态环境离不开经济基础问题。金融服务实体的概念已经讲了很多，不过经济也在发生变化，再怎么谈金融，离不开其所对应的新经济的变化。

第三，如何理解新金融呢？任凭新金融谈得天花乱坠，总是有硬性的衡量标准来看是不是真的给新金融变革带来好处。与此同时，离不开风险的有效控制。

第四，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和信用。

最后一点，离不开对个人的思考。需要健康、理性的、新型的金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