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工程与劳务杂志

作者：单琦燕，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国际工程公司

2016年1月17日，欧盟和美国宣布鉴于伊朗“完全履行了被要求的承诺”，根据2015年7月签署的伊核协议，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总统鲁哈尼称，伊朗与世界的关系已开启新篇章。应该说，饱受多年的制裁和封闭之苦后，在“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政治和经济都将第一次获得通向国际社会的钥匙。其意义重大，影响也十分广泛。本文从中资企业的角度简要分析制裁解除后伊朗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自2003年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焦点以来，加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与美国30多年的关系交恶，美国持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度。截至伊核制裁解除前，美国已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四个制裁伊朗决议，还联手欧盟出台单边制裁法案，同时敦促日本、韩国、中国、印度跟进对伊朗的制裁。集中在能源、金融两大关键领域具有“全球封杀”特点的一系列制裁手段给伊朗的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一是为了免受美国制裁法案的牵连，近年来已有20多个国家大幅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二是制裁附带的对伊朗技术设备出口限制，造成伊朗石油生产设备老化，能源业发展远远落后于既定目标，石油生产和出口领域都受到损害。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13年3月伊朗石油日出口量已从2011年底的250万桶下降到125万桶，加上石油价格大幅下滑，伊朗石油收入锐减。而石油是伊朗的经济命脉与外汇收入主要来源，石油收入占其全部外汇收入的85%，占政府收入的70%，石油收入锐减使伊朗经济处于雪上加霜的境地。

伊朗经济的不景气，外汇收入锐减，其货币里亚尔持续贬值，仅在2012年10月份就急剧贬值40%。由此造成了物价飞涨、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问题，社会既得利益者与广大民众贫富悬殊不断加大，使伊朗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德黑兰数次爆发民众抗议活动，指责政府坐视里亚尔贬值。有西方学者指出，制裁已使伊朗陷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2012年2月，美国施压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禁止伊朗受制裁银行与实体利用其网络进行交易，欧盟随即跟进。SWIFT是世界最大的电子银行系统，在国际金融服务市场占据垄断地位，各国主要银行都已加入该系统，SWIFT为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700多家银行、证券机构、企业与客户提供交易服务，世界各国几乎每个金融机构都通过它进行金融交易。伊朗也使用SWIFT出售石油，获取能源发展的资金、技术与设备，以及买卖其它商品。此外，制裁还使伊朗许多对外贸易由于缺少支付程序而无法进行，伊朗不得不寻求其它金融机制、金融工具和支付渠道。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等许多政要都坦承制裁造成的困境，指责西方企图打击伊朗经济，加剧了伊朗政治动荡。

中国在伊朗有重要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制裁期间，中国出于能源、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采用可变通方式维系和推进中伊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贸易方式可从现货贸易的初级阶段，逐步扩大到增加期货、长期供货合同等多元化贸易方式，保障双方石油等贸易的稳定性。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实施的一系列严厉制裁，将伊朗与全球支付体系的联系切断，中国在伊朗能源领域乃至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域也受到了波及与压力，一直在极大的困境下艰难推进。

制裁解除后，伊朗商业便利提升、市场容量增大，中资企业也会迎来更多商机。但随着伊朗市场大门打开，更多国际资金流入和西方企业的涌入，中资企业失去了特殊的政策优势，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一）伊朗将获得发展经济的机遇。伊核协议达成，伊朗与全球贸易得到激活，全球支付体系逐渐畅通，工商业者信心得到强力提振，更多外资和技术将进入伊朗，有助于缓解伊朗面临的经济压力，推动其经济发展。伊朗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钢铁和水泥产量也较为充足，为拉动经济所需的公路、铁路等配套基础设施也要加速建设，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将势必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

（二）中资企业在伊朗的市场机遇。伊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与伊朗的合作是“一带一路”在中东取得进展的重要一步。中国与伊朗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建设连接东亚至欧洲的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等都将使伊朗获益，这些建设项目都需要资金的投入，而亚投行的资金支持有利于中伊经济关系和双边投资的推进。受制裁期间，伊朗从西方获得技术支持的途径有限，中国是伊朗获得技术和科技支持的重要地区。中国向伊朗出口的产品中，大多数属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技术产品。因此，伊朗对于中国工业产品和技术的依赖，也是未来中伊双边关系继续良好发展的重要基础。寻求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通过加入亚投行获得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再通过加强与中国石油企业、铁路企业合作来扩大原油出口和铁路建设获取先进技术，也就成为伊朗当前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随着制裁的解除，中资企业之前在伊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也将减少，伊朗国内市场的扩张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中资企业继续在该国开展投资、工程承包及贸易活动。

（一）制裁全面解除需要一个过程。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要求伊朗在伊核问题谈判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来解除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制裁。但是从不久前达成的伊核问题框架协议来看，伊朗并没有获得希望已久的“全面解除经济制裁”的条款。在框架协议中，美国和西方国家仅仅承认将会“逐渐减轻”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这个条款还要视伊朗履行核协议的具体行动来进行，如果伊朗的核活动重启，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加重经济制裁”。

（二）伊朗与西方将逐步开展正常交往。来自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就会迅速流入伊朗，中伊在未来经贸发展中可能会受到来自西方企业的竞争。事实上，鲁哈尼上台以后，多次邀请法国、德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和科技代表团访问伊朗。伊朗遭受美欧贸易制裁30余年，客观上使得中国资本、技术、设备、消费品等在伊朗市场上难遇对手。倘若制裁大幅度松动，情况将发生变化，届时长期被动选择“中国制造”带来的“审美疲劳”，会潜移默化地加强伊朗客户优先选择西方产品的倾向，甚至可能导致伊朗客户在中方交易条件占优时仍做出非理性选择。

（三）伊朗“原油红利”日益缩水。2015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由于欧佩克等主要供应方坚持既定的供应计划，而欧元区、中国和日本的能源需求依然低迷，伊朗的经济很难快速提升，这种现实与伊朗以及国际社会对伊朗经济和市场快速恢复的预期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四）中伊双边经贸关系尚存一定风险。中国同伊朗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国不以政治划线，而更加侧重通过发展双边经济造福于民的现实考量。中国同伊朗的经贸关系也因此面临巨大考验，除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使中资企业在对伊业务中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之外，伊朗国内对于中国的印象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依旧存在。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与沙特之间的博弈会继续存在，可能还会加剧，这一局面会影响中东局势的稳定，从而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和工程承包带来负面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实施“一带一路”必须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在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能源市场安全稳定等应时刻注意，我国的海外企业在信贷、保险等业务领域缺乏支持，自身也存在人才短缺、产业组织缺乏、信息化水平低等问题，抗风险能力较弱。

面临各种风险及与西方企业竞争的局面，我们不得不加快实现中伊经贸的提质升级和企业自身实力建设。如果能及时提升对伊朗经贸的质量，那么伊朗突破禁运制裁对中伊经贸就是十足的动力和 机遇。面对当前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风险，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做出相应的预判，提升自己在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中资企业应重点从风险防控、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企业管理，做优做强企业，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强中资企业之间的协调与联络，尽快改善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恶性竞争的状况，形成“抱团取暖”的“走出去”新格局。

利用伊朗当地资源，在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对外投资等业务方面通过与当地合作发展的属地化经营方式，从而实现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规避风险的目标，是中资企业在伊朗谋求生存和发展值得探索的手段和途径。

客观地面对西方企业进入伊朗市场的趋势和形势，保持良好心态，在与其进行良性竞争的同时，尝试与西方的企业合作，也不失是一种开拓市场的方式。通过合作，学习西方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对标研究，尽快与国际接轨，提升自身实力，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伊朗在政治、财政和经济方面的高度不稳定性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特定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投资者在其投资过程中应运用各种可行方式来寻求可靠、中立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包括运用国内外交渠道、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在东道国为缔约国时运用国际投资协定。但国内法院通常不是处理此类案件的适用法院，在适当的时候，取得由有关仲裁裁决的国际和区域性公约认可的在国际上可执行的裁决。例如，选择的仲裁机构是中立的；通过适用声誉良好的仲裁规则和由仲裁机构进行监管可以保障程序上的正当性；投资者可以在合同谈判中约定产生投资争议时通过仲裁解决，或者东道国与投资者所在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也可用来认定同意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