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规模的“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是空前的。收入成倍增长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古希腊、古罗马，或是北宋时期的中国、莫卧尔王朝时期的印度都曾出现过。但是那时的人们也会很快跌落到今天阿富汗的生活水平──每人平均每天的收入不足3美元。而且，收入的提高以及所能享受的商品和服务之丰富，使得生活舒适程度天方夜谭般地提高了10000%，这在两个世纪前的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对斯密的学说进行了一种延伸。他认为制度才是真正的灵丹妙药：法律兴盛，腐败消除，国家就会因为资本积累而走向极高程度的富裕。

美国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去年对《理性》杂志的这句话说得好：“有人问我，‘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过得更好吗？’我会回答，‘是的，但不是靠政治家，而是靠工程师们。’”

我想对这句话做个补充。更好的生活，还要靠那些逢低买入、逢高抛出的生意人，那些嗅到再开一家新店商机的理发店老板，那些快意往来于北达科州的钻井工人，以及所有认同以下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理念的普通人：让我抓住一个能改善自己经济水平的机遇，使其在买卖中接受考验，然后，我就能让给所有人都带来财富。

作者：钟伟，来源：《南方周末》

我从来不是无神论者，看到太多的贫困和富裕，常常怀疑这个地球是否变得更糟糕了。但更令人失望的却是我们已无处可去。我想勾勒一下地球的全貌，也许不够精确但已足以让人哀伤：每3秒，在地球上将有一人死于极端贫困和饥饿。直到目前，发展中国家约有一半人口生活在每人每天生活费2美元以下，差不多是26亿人，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则有约10亿人。如果你曾为地球的不幸而流泪，那么你的泪水将难以停止。

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麦克法登在“谁会这样告诉孩子们：为什么有贫穷和富裕”的演讲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贫穷和富裕？

“为什么有贫穷和富裕。也许你们已经见过一个无家可归者，你们曾想：这个人为什么不得不流浪街头？他睡在哪儿？他在哪儿得到一些吃的？或者电视里有一篇来自非洲的报道：那里的许多人简直一贫如洗。为什么他们的日子过得这么坏？这是怎么回事？”

的确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年，全球1/6的人口提供了全球总产出的78%，并获得了全球总收入的78%，差不多每人每天70美元。而 全球3/5的人口却生活在61个最贫困的国家，他们只获得全球总收入的6%，每人每天约2美元。更糟糕的是，全球至今仍有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平均贫困线还低28%，这些人占全球人口的18.4%，却仅占不到0.3%的全球总收入。

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估计，目前全球26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20亿人不能享受到电力带来的光明，11亿人无法得到安全饮用水，8.3亿人处于 饥饿状态。全球至今有8.7亿的成人是文盲，6亿人生活在危害健康和生命的环境中，2.5亿在恶劣环境中劳作的5到14岁的童工，比如从军、沦为妓女、家奴，或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年约800万人因极端贫困和饥饿而死去，其中约有500多万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夭折。请你记住，这个地球1/6的人口生活在没有明天的挣扎状态，5秒钟将有一个儿童因饥饿疾病而死，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成长和经历是什么。每人不到200美元的疫苗就足以避免一条生命的夭折，每年数百美元的食物和水就足以维持一条生命的存在。

谁应该对极端贫困现象负责？

我们肯定会进而追问这样的问题，有的人把贫困归结为幸运的或者不幸的国家制度选择。有的国家资源禀赋相当接近，但国民生活却迥异，比如韩国与尼日利亚。有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制度，也给其国民的命运带来了深刻变迁，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的变化。我们为什么会有朱门酒肉，路有饿殍？

有的把贫困归结为贫困国家对全球规则的扭曲运用。在现有的全球规则下，一个国家有权势的政治精英，在国际社会上被视作有权以该国人民的名义，出售该国的自然资源、国有资产、劳动力以及其他国家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精英则常常接受外国政府、企业和团体的政治和商业贿赂，作为或明或暗的买办损失本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这样统治者就能获得财力支付武器和军饷，并强化自身的统治。这令人常常陷入国家也许被三五千世袭家庭基本操纵的虚妄忧虑之中。

有的把贫困归结为全球制度的严重缺陷。因为目前的全球经济规则服务于富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也服务于穷国当中统治精英的利益。这导致穷国无法利用或者公然漠视全球经济规则中有利于其利益的规则，或者对有损于其利益的规则无动于衷。例如穷国接受到了世界银行分配的股权，但却无力缴费认购这些股权。例如本可以从WTO规则中受益，但是在WTO的134个成员国中，29个甚至没有在日内瓦总部设立代表团，大部分穷国甚至无力向WTO提交个案申请，更多的国家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到底签订了什么，不知道签署的这些规则会使其付出何等的代价。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作为中国人是幸运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78年，按每天收入1美元的世界标准，当时中国贫困人口达6.24亿，占全国人口的67%（另一说法为当时中国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到2007年末，全国绝对贫困人口为1479万人，30年间，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2.35亿。换一个角度讲，过去30年，如果撇除了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地球上大部分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就化为乌有；如果撇除了东亚对全球减 贫的贡献，这个地球变得更糟了而不是更好了。过去20年，撒哈拉以南的3亿极端贫困人口的生活几乎未有任何改善。

中国贫困吗？基本如此，请忘记东南沿海的灯红酒绿，看一下赤贫的人口。1986年制定的绝对贫困标准为人均年收入206元（到2007年调整为785元，但仍有1479万处于赤贫以下）。2000年还制定了低收入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865元以下，2007年该标准调整为1067元，当年低收入人口为2841万人。2008年，中国把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并为：年收入1196元以下的皆为扶贫人口，这样中国的扶贫 人口约为400万人。但如果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在次贷危机前人均每天1美元生活费，次贷危机后调整为1.25美元，我估计中国的贫困人口大约在2亿人，按户均3口人计算，几乎一半中国家庭仍有贫困人口存在，富裕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无需讳言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经济上大大改观了，中国变好了，但未必真的有那么好。

解决贫困的答案在哪里？

让我们回到麦克法登的演讲。麦克法登简约地讨论了对市场和计划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迄今人类并没有发明出可以平均分配财富，不让产生穷人的经济制度。

关于备受知识分子指责的市场机制，“人们称德国、美国，以及在许多别的国家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经济不受政府，而是受市场自己调节。这个制度运转良好，因为人们力求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

关于对计划经济的乌托邦式幻想，“所有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就不能坐在一起，发明一个真正公正的制度？一个没有穷人的制度？计划经济的制度看起来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其后面的想法是：大家共同决定财富如何分配，每一个人都是为公众谋利益的。这听起来很好，对不对？在俄罗斯，人们已经实践了70年之久，然而在1990年，它崩溃了。……说是大家共同决定这些事务，这听起来很好听；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却需要一种官僚机构来作出这些决定。历史已经表明，公众对受到这个官僚机构冷遇感到厌烦而奋起反抗。”

尽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尽管政府、企业和国民已经大大受惠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但对市场机制本身却仍然存在广泛的质疑甚至抗拒。尽管20世纪的历史记录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失败的和不人性的尝试，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对此寄托着太过美好的幻想。

作为经济学教师，承认对贫困问题难以有所作为是件令人耻辱的事情。中国，经过60年她仍然是个发展中的贫困国度，尽管有极富裕群体点缀其中。地球是个烂地方，但我们已无处可去。我们的行为或者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至少不能让世界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功利和糟糕。作为具有神性和人性的人，作为这个物种本身，应该致力于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致力于减少地球的极端贫困现象，这是中国在21世纪的根本挑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