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走出去

到海外种地并不新鲜，虽然中国在努力“走出去”，但走得很艰难。无论是不可控因素，还是配额不定，都是中国企业的软肋。

2009年8月27日下午，辽宁农民曹立发打开电视听到缅甸果敢地区武装冲突的消息，心凉了半截，因为他在当地种的香蕉虽已成熟，却只能烂在热带森林里了。

海外种地风险颇高,就在2014年7月29日，媒体还报道了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种的粮食运不回来的消息。

从援助到返销

到海外种地并不新鲜，19世纪70年代，美国在中美洲国家占用土地生产粮食水果，还控制了一些国家的运输路线。1940年，英国在坦桑尼亚南部坦噶尼喀省的大片土地上种植花生，打造了“花生草原”。

过去外国农业投资主要是私人行为，1991年苏联解体，大批欧美投资者趁机抢购了大批土地和集体农场。

20世纪50年代，中国最先以农业合作的形式签订援助项目，购买或租用土地设立示范农场，为其提供技术援助，农产品直接销往本地或第三方国家。

1959年—1979年,中国先后帮助几内亚、马里、坦桑尼亚等12个国家建设87个农业项目。20世纪60年代，中国帮助马里试种甘蔗取得成功，开创了马里自产食糖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到海外种地开始演变为公司行为，开始注重国内需求。到21世纪，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国务院在2010年1号文件中曾提出：“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和农业资源开发合作，制定鼓励政策，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海外种地仍处初级阶段

虽然中国在努力“走出去”，但走得很艰难。无论是不可控因素，还是配额不定，都是中国企业的软肋。

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到海外种地的中国企业几乎都亏本。农业是个微利行业，效益回收周期长，至少要5至6年才能收回成本，而这期间一旦受经济、政治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投资就会遭遇风险。到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成功的案例”。

土地资源稀缺让很多国家提高了准入门槛，或进行反垄断限制。2010年8月,巴西出台法令规定外资企业或外国人控股的巴西企业,不得购买或租赁250至5000公顷的土地。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12年8月发布的报告《农田水利：中国海外投资》显示，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有86个项目，其中32个悬而未决，包括因阿根廷法院禁令而停止的占地30万公顷的项目。中国企业在海外种地10多年，主要有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研究开发和战略联盟四个类型。

海外投资农业多是“开垦的荒地，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巨大”。李国祥表示，是否在替人开荒还不好说。

此外，由于粮食进口配额不定，企业很难进行规划种植。产品回不来，当地市场又无需求，企业就只能赔钱了。由于粮价不稳，一旦上涨，很多国家就会限制出口，比如阿根廷对出口大豆征收44%的关税，另一些国家甚至干脆就禁止出口。

最致命的是，中国在海外农业投资保险方面的保险政策覆盖范围过窄，企业在种植、生产、加工环节所受损失不在赔偿范围。“赚了赔了都是自己的”，李国祥说。

然而，美国1971年就为本国农业企业赴海外投资提供了政治风险类的投资保险服务，可对国有化、战争和投资收益汇出三类政治风险进行保险。

是地少人多而非“新殖民”

中国在海外大量种植农产品，虽然一度被一些国家指责实行“新殖民主义”，但中国人口多，人均可耕种面积少，这才是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根本原因。

李国祥表示，“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目前还处于试探性阶段。企业到海外种地，开辟了企业新的能源生产基地，拓宽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境外项目的建设也带动了一批农业技术、设备和劳务的输出。据统计，黑龙江省每年向境外输出劳动力2万余人”。

从全球可耕种面积上看，巴西可耕土地面积为5.27亿公顷，相当于全球现有水稻、玉米、小麦和大豆种植面积的总和，也就是说仅巴西就能再养活一个地球。

非洲可开发的耕地面积达8亿多公顷，实际利用率只有1/4，仅苏丹一国，耕地面积就有16亿亩，但人口只有6000万。

而有13亿人口的中国可耕种面积仅约1.2亿公顷，且在不断减少。在1996年至2006年间，中国稻田共消失了300万公顷。

但需求却在上升，尤其是小麦、大豆、香蕉等基础产品。中国是橡胶最大的消费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将消耗世界1/3的橡胶。老挝—瑞典高地农林研究项目组2006年报告显示，中国在老挝的玉米种植地有1.3万公顷，种植的玉米90%都销往中国。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虽高，但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短缺，大豆和油料作物就是其中的软肋，7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2008年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大豆可贸易量为7500万吨，而2007年中国进口大豆(含进口植物油折算大豆)就高达4600万吨。如果要实现大豆自给，就要增加2亿亩耕地，相当于增加5个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土地来种植大豆。“这是中国农业的战略性规划。”李国祥说。

国家战略应有国家保障

农业开始进入海外农耕时代，证券分析师理查德·弗格森也表示，“21世纪，农业正步入一个新的浪潮”。由于国内需求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开始了农业2.0时代，将海外耕种上升到了战略规划层面。

面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种种困境，中国应将海外种地纳入整体的统筹规划，从国家层面上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进行政策扶持。整体统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和即将“走出去”的企业，有规划地与东道国进行沟通与合作。在国家的指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并利用政策导向和业务推介进行农业生产。

此外，海外种植量的规划也应提前做好生产配额，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如借鉴日本模式，先有销路，再进行针对性生产，在销路和销量问题上，借助国家政策和外交把关，保证生产和销路，降低配额不明确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战争、政策变动等不可控因素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种地的致命威胁。因此，中国应该加大对类似不可控因素的保险，借鉴美国1971年制定的政治风险保险服务，或日本针对专门项目设立的保险基金，制定适合中国的保险模式，让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更好地发展海外种植，也让即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更有信心。

日本海外种地已有60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开始在东南亚置地种粮，但由于当时东南亚社会不稳，政权更迭频繁，日本企业的投资几乎损失殆尽。70年代，日本改变策略，在世界上适宜农业开发的地方先确认国际社会、日本和土地供应国的利益交汇点，后向当地提供农业发展援助，接着再引入商贸企业参与。

在60年左右的海外种地探索中，日本成功找到了分散政治和经济风险的方法。

如今的日本是海外种地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作物的种植协议，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

日本不再大规模直接买地种粮，而是采取与多方合作的方式。日本几乎没有完全独资的农场，大部分以共同出资的方式与当地人合作经营。在投资比例上，外国政府以提供土地等方式出资51%，日本以提供农业机械、基础设施的方式出资49%。

日本也不直接在海外农场种植玉米、大豆等大宗作物，而是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购买合同的方式来确保供应，2006年在山东成立的朝日绿源有限公司的生产销售模式就是如此。

此外，日本还与竞争对手合作，2006年，日本三井物产与美国的CHS、巴西的PMG贸易公司，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由于美国、法国控制了巴西大豆的生产流通，日本也通过合作逐步渗透直至控制巴西大豆生产的各个环节，最终确保本国的大豆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