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 欧阳晓红 胡群 北京报道 

也许用东方“摩根”形容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并不为过。他即将告别执掌16年的工行。

这位很多时候都在跟自己交流，穿着“燕尾服”的银行家——表面儒雅，内心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而且总是那么斗志昂扬。职业银行家都有类似性格共性。

而今，他终于转身。其下一站是领导筹建中国中东欧金融公司。“姜建清又开始了奔波、到处飞的日子……”市场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一幅幅似曾相识的画面再次浮现。“以他的能力和状态，再干十年也没问题。”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说。“16+1”中东欧金融公司雏形始于2015年11月在苏州召开的“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和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提出，由工行牵头，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参与设立16+1金融公司，探讨通过商业化运作支持成员国之间产能合作。

或许，姜建清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外滩十里洋场银行家之精神气质。那个时代聚集在上海滩的银行家们，大多系中国传统书香门第精英。

如果说上海人陈光甫系中国近代第一银行家，彼时人称“东方的摩根”；那么，此时承载得起此称谓的人可能非姜建清莫属。他们的共性不只是沪派，更有职业银行家的担当。

姜建清，这个在中国金融界、甚至国际金融舞台上响当当的名字。在工行基层体系可能不及外界描述得那么光鲜。有时，某篇工行报道之评论区中会掺杂基层员工之诘问。或是资本使然，银行家的潜台词亦蕴涵资本家之意；但这不妨碍组织和业界对其的评价。

其实，“近日工行党委书记会上已经给予了姜建清高度评价。”5月19日，一位工行高层接近人士说。他认为，姜建清时代有三大创举：开启具国际视野的职业银行家之旅；建立了大型银行董事长与行长的高效履职机制；构建了面向全球的大型银行创新机制。”

这位人士透露，履行完相应程序后，不超过两周时间或会召集董事会，聘易会满为新任董事长。

即将进入易时代的工行，挑战几许？姜易之间逻辑关系如何？何为真正的中国职业银行家？

倘若细观工行2015年报，会发现姜建清的任期至2018年1月，似乎尚未到期。其不只是现任工行管理层中，任职时间最久的高管，更是工行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掌舵者。

了解央企人事任免流程的人士解释，到期是指董事会聘任，毕竟目前尚未解聘。但这不是问题，届时可召集董事会商议。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推动着。尽管，此时此刻，工行尚未公告易人。但逻辑上，党委书记变更之后，接踵而至的将是董事长一职变更。“整体安排几年前就开始了。”上述接近人士称。他指的是，工行管理层谋篇布局，寻找最为合适的高管人选。几年下来，同样精明、同是江浙人的易会满在统筹管理方面业已成熟。

他相信，站在巨人肩上的易会满可以传承姜时代的三大创举，虽然不乏挑战。

姜易之间，易将之时，如果翻开工行现任、历任高层履历，不难发现：无论姜建清，还是杨凯生，或易会满，包括钱文挥均出身江浙。

而且，姜建清与易会满的经历颇为相似。一个是1984年加入工行，一个是1985年加入；均历任分行副行长、行长，总行副行长、行长。惟一的不同是，姜在2005年，即工行改制上市之后，任工行董事长，未经历副董事长一职。而易的仕途时间线是：副行长—行长—副董事长—拟任新董事长。

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早在三年前，2013年5月工行公告，因行长杨凯生即将离任，为确保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董事会决定聘任易会满为行长，其任职自国家有关部门核准其行长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其时，工行还公告，因年龄原因，王丽丽不再担任副行长，相应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因工作调整，李晓鹏不再担任副行长，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管理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职务。

也许是巧合，又一位江浙人出任了工行的一把手。

这样的安排也许有其特别之意。按照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的话说，出身江苏海门人的姜建清对江浙人天然有种亲近感，而且“踏实、精明”可谓江浙一带人的显性标签。

但好的一面是，工行整体掌控能力无可厚非，管理绩效明显。加之，总行“集权”策略，工行姜时代的业绩有目共睹。

令人诧异的是，姜建清时代历经两任行长，如杨凯生、易会满，从未有过董事长与行长之间的杂音。“相对其他几家大型银行，这非常难得。”一位工行高管接近人士说，“这足以证明姜建清作为职业银行家的专业化程度。”

舆论曾有过“杨凯生姜建清搭档被视为银行业高管团队梦幻组合”的报道。两人经历了工行股改、上市和跃为全球最赚钱银行的全过程。

易会满姜建清又何尝不是最佳搭档？前者的业务能力备受业界认可；其一直主张加快业务转型，否则缺乏持续盈利的动能。

至于姜时代的三大创举，如“开启具国际视野的职业银行家之旅；建立了大型银行董事长与行长的高效履职机制；构建了面向全球的大型银行创新机制”等，“易会满应该有能力传承下去。”上诉工行高管接近人士说。

与易会满搭档的或是现任监事长钱文挥，有消息称，其将担任工行行长一职。阅其简历，许又是巧合——系地道“江浙派”。诸如，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历任建行上海分行行长、交行副行长兼上海分行行长等。

“如果没有数年前的整体战略布局与战术安排，很难想象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上述金融界资深人士称，“恰是这样一种谋略与国际视野非常人所具备。”

在这位人士看来，职业银行家都是棋盘布局高人。姜建清可谓真正能站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银行家，其不仅颠覆了中国银行业高管从业的规则，更构建了具世界战略眼光的全球布局。当然，其可能也是极为“孤独”的小众，很少有人走进他们内心。

当定义某人为类似摩根那样的职业银行家时，其内心承载的资本诉求与机构责任非常人可以理解。但你通常只看到其儒雅、睿智的表面；看不到其内在伺机趋利的强烈动机。

某种程度上看，中国缺的不是大银行，而是职业银行家。所谓银行家职业化，即银行家职业的市场化。

也许姜建清的职业银行家传奇不可复制。勤勉，刻苦专研，以及过人经商才能之外，有几人真正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逆境下，“与地斗”、“与人斗”？

所谓“与地斗”是指当年工行以利润价值导向设置分支机构，取消企业类似行政区域划分那样下设机构；且在全国撤并无效益的分支机构。“与人斗”是指囿于当时人浮于事，大量冗员压之现状，工行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施“末位淘汰”机制，包括买断工龄等多管齐下，减员增效。

姜建清曾坦言，工行过去滥招人员、广设网点，网点最多曾达47000个，目剩下28000个分支机构，减少的近2万个网点业务由电子、网上银行代替，降低了运营成本。

从“下乡插队、煤矿工人，到基层柜员，再至行长、董事长、退休筹建金融公司”，姜建清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画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圆，很励志，也不乏困惑。

一位工行中层管理人士称，姜建清无愧为中国商业银行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银行家。诸如，其具国际视野与独立思考之定力，不盲从，遵循商业规律，顶住内外压力，在经济上行期使工行保持自己的发展节奏与战略，坚持自我。此外，有前瞻判断与强大的趋势把握能力，股改后一直大力推进工行转型，引领行业之先，在整个银行业今天走到新的节点，果断革新求变，大象冲浪，重塑自我。

就其成绩而言，业内外高度肯定，金融同业高度评价，但内部稍有异议，有位基层员工称五味杂陈，宇宙行的员工似乎没有收获与宇宙行相匹配的奖励与荣耀。

回眸过往，1984年1月1日，工行成立，同年姜建清加入工行，仅在1995年，短暂离开工行，参与上海城市合作银行组建，1997年再次加入工行至今。先后作为工行的行长及董事长，姜建清经历了发轫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银行改革全过程。2000年姜建清接任行长职务时，工行在外界眼中是一个坏账累累的臃肿官僚机构。当时中国银行业曾被业界认为已经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直到2000末，工行不良资产余额10174亿元，不良资产率25.6%。

相对于2006年至今，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十年，2000年至2006年，才是中国银行业逐步建立起现代管理制度、完善公司治理，并让全球金融市场认知的6年。

2004年10月18日，工行成立以姜建清为组长的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中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作部署和进程监控。2005年4月18日，国务院批准工行股改方案。4月，中央汇金150亿美元注资工行，5月，由财政部委托，工行的1700多亿损失类贷款和700多亿非信贷不良资产合计2460亿元损失类资产被剥离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直至2005年6月27日，工行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签署可疑类贷款转让协议，仅用70天，工行即完成了财务重组。

2004年10月初，时任行长姜建清启动工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进程。2005年8月30日，工行与高盛投资团签署投资备忘录，该投资团拟出资36亿美元购入工行10%左右的增发股份。然而，由于“贱卖论”甚嚣尘上，10月28日工行股份公司成立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都未能得到相关部门批复。直到2006年1月27日，工行和高盛投资团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高盛投资团以37.8亿美元购入工行8.45%的股份，这一价格比2005年8月30日签署谅解备忘录时确定的价格高了5%，在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溢价22%。

按照姜建清当时的说法，此结果一方面与工行自身的特点和在中国银行业的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与中行、建行先于工行引入战投，工行的投资价值被外资金融机构逐步发现和发掘有关。

2006年10月27日，工行宣布，A股和H股分别在上海证交所和香港联交所主板开始挂牌交易；堪称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IPO交易

姜建清称，“工行成为首家香港和中国内地同步上市的企业，创造性地解决了诸多制度和技术上的难题，开创了A股H股同时同价发行和同步上市先河。”

2006年完成股改上市后的五六年间净利润年均增速始终保持在30%左右，总资产增速在15%左右。2007　年，工行的总市值已达全球金融业第一。

不过，曾在2013年8月，工行将蝉联6年全球市值第一大银行的“宝座”让位于零售业务主导的美国富国银行。当然，名次只是数字游戏，资本市场回暖，工行股价回升，工行市值重回全球第一并不难，但既便工行市值全世界排名第一，其业绩水平与投资回报率尚不能跻身第一。

曾有工行领导这样反思市值被超：战略上工行市值第一是负担而非资产。为争第一的目标，没少干杀鸡取卵的事情。激励考核导致银行经营者重规模轻效益，不注重内涵价值，浪费大量有效资源，做很多面子工程。

姜建清亦表示市值并不代表一切，原工行行长杨凯生亦说过“要从资产持有大行转变为资产管理大行”。工行虽曾丢了全球市值第一大银行，仍然是“全球最大资产规模银行”，可这并不值得骄傲。“轻资本”正成为商业银行业务结构转型的共识。

问题更在于，在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告别利润高速增长时代的商业银行如何真正践行结构转型、转变增长方式？如果激励考核机制不变，如果银行还抱着争规模、抢市场份额的心态去经营，所谓转型调结构可能是变着花样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终会令银行丧失核心竞争力。

2015年工行录得净利润2777.20亿元，营业收入6976.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0.5%、5.9%；2016年首季，资产规模达22.88万亿，仍是目前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一家银行；营业收入1938.89亿元，净利润749亿元，同比分别增7.02%、0.60%。如此，大幅低于几年前净利润动辄30%的增速。

但这样的业绩来之不易。在易会满看来，利润总量越大，增长难度也随之增加。现在工行净利润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5年前的1.7个百分点、10年前的7.3个百分点。2015年的净利润超过了2000年之后8年的利润总和。而且从其他指标看，拨备前利润比上年增长7.6%,　成本收入比下降1.24个百分点至26.69%；资本充足率上升0.69个百分点至15.22%，高于监管标准。“各家银行在去年这样的经营环境下，取得利润的正增长都是难能可贵的。”姜建清在今年3月的业绩发布会上说。他介绍，国际化、综合化已成为工行重要的盈利组成部分。工行已成立证券、保险、租赁、基金类、股权投资基金公司。

与此同时，“工行已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银行和网络融资银行。”姜建清在今年1月8日“互联网+”金融大会上称。

然而，在姜建清即将离开之际，工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正遭遇人才危机。工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侯本旗、产品创新部总经理薛鸿健、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毛宇星三位“e——ICBC”战略推进者已于近期离职。

对于工行而言，近期离职的远远不止以上三位，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业人士向经济观察报称，投资银行部等多部门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处长都已空缺。

“工行的企业文化是强调团队，而非个人。”一位工行中层人士向记者称，受益于良好的公司治理，无论什么级别的个人工作变动，都很难影响整个战略的实施。

不过，人才欠缺不仅只是工行，随着科技金融以及民营银行势力的逐渐壮大，越来越多传统金融行业的人才投身到互联网金融。“传统金融机构并没有一套系统化的方法吸引、培养这些人才，让其融合其中，因此，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人才流动环境。”波士顿咨询董事总经理何大勇向经济观察报指出，传统金融机构目前的管理模式已对互联网金融人才缺乏吸引力。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增长方式和经营模式的深刻变革，中国银行业增长将全面趋缓，将会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甚至是生存挑战。

在更加激烈的市场环境中，需要易会满这样的继任者具有更强市场快速反应能力，对金融专业更深刻的理解能力，以应对更加成熟的市场、消费者和监管。此时的中国银行业面对的已经不仅仅经济新常态、人才欠缺，国际金融机构的进展，还有蚂蚁金服、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跨界”的威胁。这也是一代中国职业银行家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