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解放日报

站在汤臣一品1200平方米的顶层复式寓所里，徐勤能看到自己公司“直属三部”所在的未来大厦近在咫尺，也能看到不远处“直属一部”所在的金茂大厦，以及更远处董事会所在的环球金融中心70楼。隔着黄浦江，还能遥望外滩分公司所在的中山东二路8号。

更远一些，还有位于会德丰广场大厦、嘉里中心二期的静安分公司，银泰中心大厦的北京分公司……这些分布在城市最繁华地段顶级商务楼里的340余家公司，构成徐勤金光闪闪的“中晋系”版图。

然而，几乎一夜间，“中晋系”忽喇喇似大厦倾。

4月4日，徐勤在虹桥机场准备出境时被警方截获。

4月5日，“中晋系”高层陆续被全部控制。

5月13日，包括徐勤在内的“中晋系”35名高管和业务经理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由公安机关依法执行。

据调查，“中晋系”多家公司累计向2.5万名投资者非法吸收存款近399亿元。截至案发时，未兑付金额达52亿元，涉及投资者1.28万余名。

徐勤亲口向记者证实：公司运作模式就是吸收新投资人的资金归还旧投资人的本息，维持公司的运作及自己的奢侈生活。看似运营繁盛的庞大“中晋系”，不过是他一手包装的“画皮”，实则早已千疮百孔。

自制高大上形象“包装”公司

徐勤坦言，很清楚这种募集资金的方式其实是非法集资。

“中晋系”企业向投资者营造的形象，不仅全在最繁华地段最好的商务楼里，工作人员全都光鲜亮丽、收入不菲，而且拿得出私募基金牌照。

“中晋系”对外募集资金的方式主要是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名义。但按照证监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个人投资私募基金限制颇多：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个人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

然而“中晋系”的理财产品5万元即可购入。在“中晋系”未兑付的52亿元中，投资金额小于100万元的投资人约1.26万人，投资总金额约为40亿元。

法律还规定，合伙型、有限公司型基金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50人。“中晋系”正是为突破这一限制向更多人募集资金，陆续成立多达220余家“合伙企业”。一般每个“合伙企业”吸纳48名投资者，另两个名额属于“中晋系”自身，每个基金募集总额达1亿元。数额庞大的流动资金并未通过银行托管，几乎全部流进“中晋系”自己的资金池。然而，公安部门查证，整个“中晋系”220余家销售理财产品的“有限合伙企业”中，仅有一家到证监部门备案。

“包装”是徐勤常常提到的词。他坦言，公司租赁高档场所办公是为了撑场面，让别人觉得公司实力雄厚，以便更好地开展资金募集。而不少投资者直接从业务人员晒出的豪车名表中见识了这家公司的“身价”。

据徐勤回忆，公司按照不同产品类型，向每个客户经理支付4％—400％比例的佣金，平均佣金比例约12％—13％，逐步演变成将一个产品利率打包给客户经理，由客户经理自行决定给客户固定回报，余下就是客户经理的提成佣金。为了奖励客户经理，徐勤也是“大手笔”，负责“中晋系”采购的陈亮回忆：“头一年奖过10辆MINI，第二年就是10辆法拉利。”

“我研究过法律。很清楚这种募集资金的方式其实是非法集资。”徐勤坦言这些做法不仅是为“包装”公司形象，也是为了打法律“擦边球”。“中晋系”试图用私募基金的合法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以规避被认定非法集资；通过支付销售人员佣金，规避直接向客户承诺固定回报。甚至客户需要跟“中晋系”签订4份合同，合同中不注明投资回报，也是为了规避非法集资行为：“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回避违法，但违法怎么能回避掉？”

造“内循环”式无源发展之路

“中晋系”旗下部分产业公司虽　有一定收入，但均为亏本经营。

一些投资者执着地相信“中晋系”与那些出问题的金融平台不同，因为“中晋系”货真价实地投资了120余家“产业公司”，2015年10月起还细分为信息技术、金融、房地产、贸易和服务五大“产业条线”，控股两家“上市公司”，是真正有“实业”的金融投资平台。

然而警方在查证这120余家公司时发现，绝大多数几乎空壳，仅十余家公司有“漂亮的业务记录”，但营业额却明显不符。

陈亮讲述了这些“产业公司”的运作过程。以“中晋系”从事信息技术的羽泰信息公司为例，该公司本身不具备任何研发能力，陈亮在外找到一家同样从事信息技术的第三方公司，与羽泰公司签下100万元的合约，号称购买羽泰公司的产品；同时“中晋系”的母公司国太控股将与这家公司再签一份110万元的“采购合同”：“实际上两个合同的买卖都不需履行，国太控股出合同金额10%—20%的钱给第三方公司，做个流程出来，贴钱给羽泰公司增加业绩，‘讲故事’给投资人听。”

采用这样的方法，“中晋系”虚增了“产业公司”经营收入8.45亿元，实际为此向外支付1.48亿元：“整个过程就是‘中晋系’的‘内循环’。”

“中晋系”旗下部分产业公司虽有一定收入，但均为亏本经营。以开设在外滩5号的中晋博物馆为例，销售纪念品总收入330万余元，但国太公司仅房租、物业费用就高达2200万元：“这也是做给投资者看的，毕竟除了报表，还要有点看得见的东西。”

而所谓“控股”的两家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创新、中国趋势两只股票皆被业内人士称为“仙股”——价格极低、成交量极低，几乎没人交易。这样的股票往往只需3—5亿资金即可拉动。以“中国创新”为例，中晋系以每股5.6分港币买进，通过自己对冲将股价炒高，实际并无盈利，主要是让投资人感到“中晋系”的“投资眼光独到”。

警方调查发现，“中晋系”的资金几乎全部在内循环。由“合伙企业”吸纳公众资金至国太控股，国太控股再用资金包装“子公司”、股市对冲，几乎没有任何投资盈利渠道。投资者的本息来自新投资者的资金。徐勤亲口承认：“我们从资金运作模式来说就是‘庞氏骗局’。”

“中晋系”不具备“造血”能力

徐勤曾粗略统计，一天支出约500万元，这些钱全部来自投资者。

今年4月5日，就在徐勤出境被警方拦截后一天，中晋合伙人微信号还发布消息称：中晋一期基金50亿完成募集，共募集资金52.6亿元。不少投资人感到不解：“中晋系”看上去发展态势良好，警方为何此时出手？

据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介绍，有人举报“中晋系”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他们就着手调查，发现大量投资、实体经营系虚构，“中晋系”并不具备“造血”能力。

此外，警方在调查中也发现，近期“中晋系”已在香港建立相关渠道，“中晋系”高层人士出现异动。4月4日徐勤试图出境，警方果断采取措施，终止徐勤的“吸金计划”，也防止了更多的投资者陷入。

“有人以为募集资金52.6亿元是我们账面上有这么多钱，其实是我们负债52.6亿元。”徐勤坦言，以当时资产状况肯定不可能兑付这么多钱，“中晋系”旗下经过包装的“产业公司”几乎没有可能在境内通过IPO上市融资，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到香港试图“借壳上市”：“我们在香港找了三家公司，想看能不能侥幸通过审核，变现后还给客户。但香港联交所审核很严格，上市后是否真能套现也不好说。”

案发前，徐勤曾粗略统计：包括办公场所租金、员工奖金及佣金、经营日常开销每天支出约300万元，投资人本息每天支出约200万元，“一天支出约500万元，每月就是1.5亿元，这些钱全部来自投资者。”

案发后，公安部门迅速对涉案公司及高管的银行资金、房产、车辆等资产扣押、查封、冻结，全力展开追赃挽损工作，以最大限度减少投资人损失。

目前已经查扣的涉案车辆、游艇，公安部门使用办案经费专门租赁室内场地，定期保养维护，使其始终保持良好状况，以利于这些资产后续拍卖处置时尽可能减少折损。

隔着铁窗，徐勤说——

金融风险必须畏惧

“‘中晋系’实际控制人徐勤非常神秘，对外从未公布其年龄、教育、从业背景……”这是网上对于徐勤的描述。短短5年时间，“中晋系”快速崛起，引起一些投资人浮想联翩。

警方调查，徐勤1981年出生，上海人。父亲是上海一家运输公司的普通工人，母亲是一家托儿所的保育员，均已退休。前妻徐某和现任妻子殷某，都来自普通工薪阶层。徐勤向记者证实这些情况：“我们家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1999年高中毕业后，徐勤入伍服役，2008年回到上海，在沪上某三甲医院基建规划科任科员。当时，徐勤自学金融知识，但没有参加任何资格考试：“我想我是一个金融爱好者。”

2011年9月1日，他带着向家人、亲友和4个合伙人凑来的500万元资金，租下金茂大厦31楼一间办公室，注册上海中晋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以承诺月利率2%的方式，“小打小闹”拉住第一批投资人。直到2012年6月，他才正式从医院辞职：“我认为我可以离开体制创出一番事业。”

短短5年，徐勤站在财富之巅。上海地标性住宅汤臣一品，徐勤买了3套，却租住在同一小区另一套面积1200平方米的顶楼复式楼，每月租金至少20万元，加上司机、佣人和厨师等服务人员，他和妻子一个月生活开销就是50万元。

直至案发时，这套豪宅仍在装修中：进门大厅有一处喷水池，侧面一个7、8平方米的笼子装修成热带风格，曾是他养孔雀的地方。另一侧摆放着两辆爱马仕自行车，总价约20万元。警方在徐勤家搜查时曾发现，成捆的欧元、美金和人民币塞在纸袋子里，被随手摆在窗边。

客厅有一幅占据一面墙的落地壁画，徐勤和妻子及“中晋系”高管站在葡萄园中。徐勤回忆，这是案发前不久，他们去考察这个葡萄酒庄，打算以1000万美元收购。当问及收购原因时他回答：“就是便宜啊！”

“去欧洲，去南极，哪怕去香港，都是包机，都是住当地最好的宾馆的总统套房。”陈亮咂咂嘴，他曾经帮徐勤购入一辆全球限量8台的布加迪威龙，全部开销逾4700万元，而徐勤购买的豪车总价达1.48亿元：“在我们看来，真是神仙一样的日子。他本人也说，就算明天死了，也值。”

不过同样的话，徐勤却说，自己的意思是“我对不起投资者，就算明天我死了，我也没话可说。”

徐勤为公司取名“中晋”，特别是注册“中晋1824”的商标，曾让许多人以为他与山西有关。徐勤告诉记者，这只是因为自己自学金融时得知晋商票号“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想把晋商票号的传统继承下来。”

按照徐勤的设想，自己想搭一个资金中介平台，通过从社会募集的资金放贷给优良的、有较好盈利能力的项目，自己赚利息差价。然而募集到资金后，他很快发现始终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来覆盖资金利息。他还曾试图自己培养“种子企业”，但挑选的一批项目一年后没有一个能达到考核指标。

被日升昌视若生命的品质——“诚信”，并没有如徐勤所说传承在“中晋系”身上。

随着投入越来越多，徐勤说自己已经有了变现退出的念头：“有一万多投资者，几千名员工，我感受到压力，对于钱我已经没有享受的感觉了。”

“希望通过你们告诉像我一样的人，请他们尽快停止。金融的风险必须畏惧。”隔着铁窗，徐勤说，如果有一天还能够回归社会，他希望做一个普通人，一个好父亲：“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