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

　　2016年5月15日，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柏悦酒店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就新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入研讨。在论坛上发表以下观点。

　　杨锐：以前列宁说过“凭着国际歌，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自己的同志”。今天我们讲凭着资本，在世界可以找到自己的同志。接下来把下面的嘉宾来提问。

　　张志国（音）：我来自首都医疗集团。听了各位嘉宾的观点，我的感受非常深。今天在这里讨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不是今天开始的。各位嘉宾比较一致的认同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步伐会越来越快。我们在这里讨论也是为了促进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步伐。这让我联想到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90年代的发展非常快，我们国家的举国体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倡议是不是可以研究跨国企业的产业布局。在产业清单中，哪些类型的企业和产业是共性的，有哪些差异化发展的新兴企业。通过官方和企业家的努力，倡议由CCG作为联盟，倡议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2020联盟，或者是提出宣言，更好的推动这件事情。依靠大家的力量，促进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

　　易珉：我想回应一下伍女士的观点。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一半是靠陆上实现的。陆上就是修铁路。目前全球化的战略研究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不惜代价的。还有一个战略是企业“走出去”，至少企业出去修铁路不能赔钱。这个方面的研究要有所加强。

　　香港在30年前是靠转口贸易和转口制造发展腾飞的。现在随着旅游、双边情况的变化，香港经济遇到了一些问题。“一带一路”可以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转口，香港也应该在机场管理、铁路管理、财务服务、法律管理、双语人员方面多做一些研究。“一带一路”怎么帮助香港的企业再次腾飞，以及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伍淑清：香港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为什么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我们还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来生存的。香港最宝贵的不是任何可以看到的东西，而是无形的人才。我们的知识最重要，这都是人带出来的。5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企业家代表香港的工业发展。到60年代以后，很多内地人都到香港做实业，当时他们是爬山过来的。70年代以后，香港开始到内地发展。到80年代、90年代以后海归派也来香港了。这些人不完全是香港本土人，而是全世界人都来。香港机场也提出了要做一个Airportcity，我们想将香港打造成全世界都可以做生意的地方。香港是欢迎全世界的，这是我们的优势。

　　彭俊（音）：2010年从美国回来，在长沙注册了一家环保企业。我今天谈的话题可能带有一点狭隘的观点。从海外回来这么多的华人，中国又有企业走到海外，根源就是百姓的生活水平很高。现在太多企业的发展都集中于北上广深了，我们长沙最优秀的企业三一也跑到北京。新希望这么大的集团也是落户在浙江舟山。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TPP从泛太平洋压向中国大陆，我们要往西方走，要走到中亚地区，靠的还是内部的企业和人才。在中国内地的人才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提高内地的竞争力。我要感谢辉耀主任。去年加入CCG的时候，只有2-3位内地的理事，而今年内地理事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我觉得提高内部人才的竞争力也是需要我们探讨的话题。

　　陈宁（音）：我来自深圳，美国海归千人计划。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做好四点。刚刚徐老师提到Hyperloop，这主要是因为马斯克的奇思妙想。所以中国要做好的第一点就是引进和培养全球化人才。

　　第二，精准定位弯道超车的机遇，比如人工智能。我认为2015-2018年是人工智能爆发前的黎明，人类社会将全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将颠覆非常多的行业，它将会创造更多新的行业，甚至是新的物种。

　　第三，我们应该推动协同创新创业的机制。过去30年互联网行业方兴未艾的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的wintel（音）联盟，围绕在它们周围，有成千上万家高科技企业的生态环境。

　　第四，颠覆性的创新实现超越。利用新兴科技发展掌握颠覆性的技术，推动社会和行业的进步。

　　李利凯：非常有幸在90年代在美国读书，非常幸运走遍了全世界的大学。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中国人才国际化的第一步。中国标准化的教育都是标准答案的，不具备创造力。中国企业与世界同步化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美国20年左右就可以发现一次颠覆性的技术，中国企业如何跟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同步。以色列的科技、硅谷的科技如何在中国同步化，我们不要当二等公民，而是要跟他们的科技肩并肩的同步化，希望CCG可以关注教育如何国际化、教育如何公司化。希望CCG可以成立全球国际化商学院，我可以义务的来讲课。日本人的语言讲得不好，但人家懂希望。为什么1840年在中国发生鸦片战争？而日本没有发生鸦片战争？就因为日本彻底融入了西方。我希望可以就这个议题好好考虑。

　　孙宇文（音）：我是来自一家美国企业，是全球最大的风险顾问公司，有140多年的历史。我想首先分享我们在中国国际化的路程，也算是一点经验。国际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其实就是本地化的过程。我们在1981年来到了中国，将近3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由美国人自己做CEO。2014年，全球头一次启用中国人作为CEO。最开始我们是伴随着全球500强来到中国，服务的是这些企业。从2014年开始，中国企业的业务收入超过了国际客户的业务收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全球的老板决定选择一位中国人担任CEO。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本地化的过程。

　　我有一个问题想提给龙部长和刘总。上周在上海参加一个海外投资并购的会议，有一个机构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企业“走出去”的海外风险评估顾问。看到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时间是在2008年前后，中国的老板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抄底机会。从“走出去”企业的类型来看，前期大量失败的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取得的成绩更好。从龙部长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哪个主体“走出去”更好，要注重哪些风险防控。

　　造成这些企业失败的是很多低级的错误，有的企业领导说有些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我们把它归结为对游戏规则的不熟悉。确实是这些海外国家对中国企业有歧视？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刻的理解规则？

　　龙永图：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规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开始主要是依靠国有大企业的数量扩张，交给几个大企业，GDP提升的很快。这也是符合规律的。“一带一路”开始都是做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用亚投行私募基金的项目，比如亚投行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巴经济走廊”，这是带有国家战略外交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作为“走出去”的先锋还是合乎逻辑的。开始“走出去”亏损和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就让国有企业先顶一顶，反正国有企业的后面也国家支撑。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想想。

　　大的格局形式了，主要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的构架已经建立起来了，民营企业再“走出去”就比较合乎逻辑。像新希望这样的民营企业自己可以单打独斗，自己有本事“走出去”。一般来讲，我是不鼓励中小企业冒然“走出去”，因为你是两眼一抹黑。所以先让大企业“走出去”，先让国家资金支持的企业“走出去”，这样比较稳妥。

　　至于国外对我们企业的歧视，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还要了解当地的规则。要高标准、严要求比较好。不要动不动就说人家歧视我们。不要求自己，你永远进步不了。

刘永好：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分不同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大概70年代就有一批江浙人出去了，据说法国巴黎有20多万的温州商人，他们奠定了中国“走出去”的先锋。他们的个体规模比较小，但总体规模很大，已经做成了很有影响力的企业。第二个阶段是国有企业大张旗鼓的“走出去”。现在民营企业开始成建制的“走出去”。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色和不同的“走出去”，这符合中国的发展格局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格局。

　　“走出去”以后是不是在当地受歧视，怎么协调和当地的关系。比如在菲律宾的投资就有很大影响。因为南海问题，菲律宾跟中国之间有很大矛盾，对商场有很大影响。我们的很多产品是期票，先拿货后给钱。由于这个情况，现在的压力就特别大，很多都违约。所以国家强大了企业才好办事。

　　杨锐：弱国无外交，弱国无中国企业真正的走向国外。非常感谢CCG提供的平台，让大家谈出了中国的情怀、中国的理解，有高度，更有锐度，尤其是感谢吴大使对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非常凝重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