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金融论坛（ID：CFF_Finance）

作者：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中国金融论坛创始成员

目前学术界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实经济运行过程存在产能过剩、高杠杆等现象，国有银行体系难辞其咎。原因很简单，支撑这些现象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是由国有银行体系提供的。基于这种判断，人们每当谈及金融要素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时，难免对国有银行体系做出有失公允或者较为负面的评价。

在此，我并非要对国有银行体系的一些低效方面做出什么辩护，只是打算提醒人们，若要对在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承担特殊金融使命的这种银行体系进行评价，最为忌讳的是只关注“一城一池”之得失，而置全局与长远视角于不顾。如果抛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整体逻辑，我们针对国有银行体系做出的任何价值判断都会存在有失准确客观之虞。

完整回答上述问题无疑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因此我想选择一个新的角度将其“简单化”，这个角度就是历史演进角度。谈及历史演进角度，有一个命题一直吸引着我，那就是无论哪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只要确立和掌握了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机制，这个国家注定要崛起和兴盛。甚至可以说，掌握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机制是大国崛起的金融秘笈。比如说，人们一谈及西欧的崛起，首先想到的便是产业革命。

问题是，人们只知道西欧的产业革命是16世纪、17世纪以后的事，但并不清楚之前12世纪还有一个金融革命。重要的是，12世纪西欧的金融革命给四五个世纪之后的西欧产业革命创造了弥足珍贵的金融条件。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前面的金融革命，就不会有后面的产业革命。金融革命何以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根本原因是它塑造了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机制，由此使得随后的产业革命彻底摆脱了金融资源的时间约束。

一些文献喜欢拿12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宋朝做比较，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宋朝应该首先发生产业革命。结果恰好相反，市场条件稍差和国力稍弱的英国在全球产业革命的竞赛中拔得头筹，中国的经济则以两宋为分水岭开始震荡下行。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这些文献得出的结论是，宋代中国不懂得利用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机制。

另外一些文献比较了近代中日两次维新的不同后果，晚清中国的“百日维新”失败了，由此开启了随后一个多世纪的民族屈辱历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空前成功。何以至此？个中原因竟然与七个世纪之前导致中英分岔的机理完全相同，那就是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机制。在全球政治经济演进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率先掌握了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机制，而晚清政府对此则完全懵懂。就在晚清政府惦记着往国库里存银子的时候，日本已经开始着手通过债券机制向未来要金融资源。两个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命运就此注定。

为什么一定需要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机遇在时间轴上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如果一个国家碰到了经济发展的机遇，但是当下没钱，怎么办？增税、发钞票，还是借债？聪明的决策者会借助特定的金融制度设计把未来几代人的金融资源借到现代来用；如果选择等待，等到将来某个时期有钱了，但机遇却极有可能不见踪影。要知道，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机遇是一种极端“稀缺品”，可谓“千载难逢”。将金融资源总能集中配置于机遇出现的时点，这是既有大国崛起历史的通例。英国、美国如此，日本亦然，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无疑与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如影随形，只不过具体过程与机理有些特殊。比如说，改革开放伊始，伴随放权让利，财政迅速下降。面对百年一遇的经济发展机遇，国家眼前能够集中的金融资源十分有限，急需寻求新的有效制度安排。不过有意思的是，按照常理，或者至少从表面看，我们在改革前半期几乎没有太多动用金融资源的“常规”跨时配置机制（债券机制），但那一段时间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的速度也不慢。难道前述大国崛起的跨时配置“铁律”失灵了？

问题的要害在于重新确认改革过程国有银行体系的角色。就在财政快速下降的同时，国家的金融汲取能力伴随国有银行体系的重建而得到迅速恢复。基于此，国家调整了企业的融资制度安排，银行体系替代财政部门成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出资人，国家的超强金融汲取能力随即转化为强劲的金融支持能力。

日渐增长的民间金融资源逐步集中到银行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的账面上，又随即主要按照国家意志贷放到经济增长过程。国有银行体系动员民间储蓄相当于代表国家向老百姓借债。原来我们只知道国家举债有一个“财政方式”，岂料在国有银行体系存在的场合，国家举债竟然还存在这样一种所谓的“金融方式”。可以说，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机制。中国经济改革数十年来，没有爆发太大的金融危机，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危机增长”，借助国有银行体系建立的这种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机制功莫大焉。

既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支撑起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机制，那么国有银行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战略性金融制度安排。不无遗憾的是，对于国有银行体系的这一性质，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层一直没有明确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国有银行体系不断扩张信贷资产、发放大量政策性贷款、推动产能过剩和高杠杆，同时在账面上积累了数目不小的不良资产，就认为国有银行体系是一种低效落后的金融制度安排，应当尽快将其市场化和自由化。

这其实是对国有银行体系角色的严重误读。如果不知国有银行体系战略性角色而盲目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及与“国际（欧美）接轨”，那还情有可原；如若明知其战略性角色而反复怂恿其市场化进程，甚至以“唱衰”和“差评”威逼利诱，那就是别有用心或者别有他图了。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检讨，既往的国有银行改革是否曾经走入过误区？近十余年来，我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国有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从改善微观金融效率的角度看，初衷与愿望无疑是好的。但问题在于，国有银行体系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始终承担着宏观责任，对其贸然进行市场化改革，极有可能过早地把一个战略性金融制度安排改造成战术性金融制度安排，由此使得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经济失去一种弥足珍贵的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机制，那就不仅得不偿失，甚至十分危险。当年英国在经济崛起的时候，始终把英格兰银行作为一种战略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其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总而言之，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始终冷静看待国有银行体系。特别是在当下理论界和政策层热议金融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国有银行体系的性质以及在长期改革过程当中充当的特殊角色，恐怕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只要如此，方能避免因片面追求短期微观效率而误导今后的整体金融改革决策。我们的结论是，不管如何解读金融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继续有效发挥国有银行体系的战略性金融功能都是其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