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靳颖姝 天津、北京报道

来源：BANK资管

与国内诸多国有钢企类似，在“一斤钢材卖不出白菜价”的过剩市场中，为了生存就要拼命低价抢份额，然后再拼命生产保现金流，债务压顶时，只能拆东墙补西墙额外增加贷款。在四万亿刺激下，这几年钢铁产能过剩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

渤海钢铁集团大大小小的子公司、三级公司在成立至今五年来，信贷比例不断刷新，为此次近2000亿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

据此前财新报道，债委会已经拿出了一套初步重组方案（征求意见稿），方案中包括要求各金融机构对相关贷款进行展期，并下调利率10个百分点；另外，对渤钢剥离优质资产进行二次重组，不良资产则由津融集团接盘处置。

工商信息显示，津融集团的机关法人及企业法人，分别为天津市国资委及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而泰达控股，同时又是天津钢管的企业法人之一。

天津市金融局信息显示，成立于2013年的津融集团，在2014年7月被天津市政府批准开展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成为天津首家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对此消息，渤海钢铁集团及天津市国资委方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询问均未正面置评。

一位接近债委会成员的机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毕竟债委会才刚成立，各方诉求尚未充分沟通，“从银行角度，也许希望提出不打折不展期马上还款的要求，但渤海钢铁整个账面资产只有500亿，一共2000亿的债务，怎么够还？做债转股的话，多少债转多少股？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该人士分析称，渤海钢铁毕竟是大型国企，涉及剥离资产、分流人员，还要兼顾社会稳定和员工安置。这些问题目前处于渤海集团、四家子公司、债权银行、国资委间的多方博弈阶段，恐怕没有几个月时间沟通协调，是难以达成一致的。

渤海钢铁也可以视为地方国有钢企生存现状的一个缩影。人员冗余、债务压顶、产能过剩，成为压在所有钢企头上的“三座大山”。据中钢协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钢铁行业在银行借款总额1.3万亿元，其中长期借款3662亿元，同比增长3.55%，短期借款9623亿元，同比降低2.01%。财务费用高达974.4亿元，对利润和企业现金流侵蚀严重。

就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轻微雾霾中走访天津东丽区多家钢厂之际，东北特钢又一次发布了一笔8亿中票实质性债务违约的公告。这是连月来东北特钢发布的第三次债务违约公告，此前分别有8亿、10亿元两笔短融债券违约。

据wind资讯和兰格钢铁网，截至今年3月，全国钢铁行业发行的债券存量规模约为4500亿元，市面上发行的钢铁产业债券共有229只，其中203只发债主体是国有企业，其中央企为主体的48只，占比21%，地方国企占比68%，民营企业占比11%。国企是目前钢铁行业债券的主要发债主体。

在北京市破产法学会副会长郑志斌看来，化解钢企债务危机，会面临许多困难和博弈，讨论一家钢企的债务问题如何解决，要根据其性质及所处地域、行业及债务规模而区分对待。

郑志斌列举了海鑫钢铁、中钢集团及二重集团的三种债务重组模式并分析了各自利弊。“所谓重组与重整的区别，就看有没有进司法程序，放在司法平台上的重组叫重整，带有强制性。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西医与中医的差别。”

海鑫钢铁最后就采取了“西医”司法重整的模式，此前由于管理不善及银行收贷，2014年初海鑫就陷入停产，当年底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当时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矛盾很大，有的要求先破产清算再重组，有的要求先重组不清算，连李兆会、当地政府都协调不了，最后只能诉诸司法程序。最后我们采用了司法核武器，强制通过方案，如果真的破产清算了，对当地经济社会冲击非常大。”

最终海鑫剥离了大部分债务，由建龙集团37亿接盘获得全部股权，“目前看，外科手术是成功了，但是手术完还需要后期调理消化。”郑志斌称，司法重整是一把双刃剑，西医方式虽然效率高，但也带有副作用，无法让所有债权人都满意，“核武器毕竟不能经常使用，司法不能总是干预市场。而且，一旦进入司法重整之后，银行马上就会将债务列为不良贷款了，个人也要背责任。”

而近期刚刚上报的中钢集团近千亿债务重组方案，则是用另一种偏向庭外协商的中医模式。在这种庭外协商的债务重组模式中，企业一家一家跟债权人协商，保密性强，公众压力小，灵活性强，但由于银行机构结构复杂还涉及境外，整个谈判过程会非常漫长，“可能会出现钉子户债权人，死活不同意，或者万一哪家债权人在外地起诉了，就会对已有成果形成冲击。效率非常低。”从结果看，中钢集团的债务谈判历时1年有余，最终债务规模降至600亿左右，其中半数债转股，还有部分债务做了6年展期。

郑志斌个人更为推崇其操盘的二重集团债务重组案例。截至2015年9月，二重集团、二重重装总负债超过200亿，严重资不抵债，债权人总数1700多家。由于缺乏流动现金，如果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则债券将面临提前到期导致实质性违约的后果。“在二重的解决方案中，我们采用的是中西医结合，先在庭外与主要债权人进行深度协商，先中医问诊拿出一个方案，再西医进入司法程序，巩固前期谈判的成果。”

郑志斌透露，最终二重的大股东还是保住了股东地位，部分股权转给了银行。总体债务做了展期，还有部分进行了债转股。未来二重将回到三板交易，还有一个新的回归主板的计划。“整个重整时间，仅用了2个多月就有了不错的结果，以往的债务重整案件，一般至少需要10个月。”

回到渤海钢铁集团近2000亿债务，郑志斌认为，鉴于渤海集团此次债务规模巨大，境内外银行机构数量多且担保情况复杂，建议渤海债委会考虑上述二重集团债务重组的“中西医”结合方式，在庭外预重整充分沟通协商“缓解风险”，达成一致方案后，再携手进入司法程序。

此外，郑志斌还建议，鉴于渤海集团情况，在重组方案中，也可以在金融工具方面尝试创新，比如债转股、可转债、优先股等，“单有一个债转股的手段，也许还不够用。”从资产的角度来看，也要考虑剥离一些资产，不可能在债务重组后依然保持现在的体量，“只输血是不可能长久的，必须要让企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郑志斌称，不管最终采取的是中医、西医或中西医结合哪种模式，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没有企业愿意被破产清算，银行债权人不希望变成坏账，而国资委则不希望看到国有资产流失，地方政府也希望能稳定就业和税收。无论最终方案通过债转股、展期哪几种手段，都是为了争取以时间换空间，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让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在分组讨论中透露，渤钢集团2016年需要压缩产能1500万吨。这一由债委会成员单位所透露的数据，可能成为渤海钢铁集团化解产能及全盘债务重组的重要信号。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601005.SH，下称“重庆钢铁”）已经在亏损边缘，苦苦挣扎了五年之久。

对于长久以来一直坚持长寿厂区的搬迁导致重庆钢铁陷入如今地步的一部分重庆钢铁职工而言，两周前公司曝出如同天文数字一般的近60亿元巨亏，已经抹去他们对公司未来最后一丝幻想。“对重钢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耻辱。”重庆钢铁一位不愿具名的职工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重庆钢铁已经没有退路。

频繁换人难逃巨亏

如果按照母公司——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重钢集团”）2万名职工来估算，重庆钢铁60亿元的巨亏，折合人均亏损金额高达30万元。60亿元，不仅创下重庆公司的亏损金额之最，在重庆钢铁历史上也是闻所未闻。

重庆国资委主任胡际权到重钢集团调研的时候，已经把话说的很直白：“重钢集团面临生存考验，领导班子一定要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

而在外界，许多人指责重庆钢铁已经成为重庆最大的僵尸企业，每年都靠吸政府的“血”（巨额财政补贴）为生，关停工厂易引发社会稳定，不关停又会亏空政府财力。

最新的消息发生在4月8日，重钢集团监事会主席、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袁进夫被免去所有职务。

袁进夫曾担任重庆钢铁董事，是重钢集团的第三把手，在重庆钢铁工作了二十多年，许多重钢职工对袁进夫的被免职感到突然。就在4月6日，袁进夫还陪同重庆市常务副市长翁杰明出席了重钢集团与韩国浦项的合作签约仪式。

2016年3月31日，重庆钢铁公布了2015年度财务报告，在年报中，重庆钢铁的营业收入为83.5亿元，同比下降35.8%；归于股东的净利润为负59.87亿元，约为60亿元。

在2015年报告中，管理层把重庆钢铁的巨亏归咎于行业问题，在年报中称因受国内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材市场持续恶化，钢材价格大幅下跌影响，国内钢铁行业普遍面临巨大经营压力。

在袁进夫被免职之前三年，重庆钢铁已经换掉三任董事长。最新的一任董事长刘大卫是在2015年底才履职的。连续地更换高管层，似乎无济于事，相反令重庆钢铁产生了更大金额的亏损。

作为实际控制人的重庆市国资委或许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胡际权在重钢集团调研时候表示，重钢集团要谋划好“十三五”转型脱困战略方案，抓紧时间研究怎么走出困境、怎么转型发展、怎么推进改革。

3月29日，重庆市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方案》，重庆国资改革将逐步推进。

最后的救命稻草

对重钢集团和重庆钢铁而言，目前的救命稻草似乎只有两个，一是重钢集团出资设立的重庆钢结构产业公司；二是与韩国浦项的合资项目。当然，如果算上一直给予重庆钢铁财政补贴的地方政府，那就是三个。但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显然不是一个持久可行的办法。

2015年12月29日，重钢集团牵头组建的“重庆钢结构产业有限公司”（下称“钢结构公司”）以20亿元注册资本设立。重钢集团出资7亿，占比35%，为第一大股东；重庆城投集团、重庆地产集团、重庆建工集团、重庆交投集团、重庆高速集团分别出资5亿、5亿、2亿、0.5亿、0.5亿元，分别占比25%、25%、10%、5%、5%。该公司业务将涵盖钢材生产、建筑施工、项目开发等领域。

在2016年初的媒体沟通会上，重钢集团董事长刘加才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集团对钢结构公司寄予厚望，因为钢结构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能够替代50%以上的混凝土结构，成本低而且环保。

据悉，目前钢结构公司合作项目已有：5.26亿元的钢结构房屋中国安全产业研发创新和国际交流中心大厦；投资20亿元的道路安全防护栏；投资15亿元的智能安全立体停车场；与重庆地产集团签约，建设投资额达108亿元的重庆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与大渡口区政府签约，建设超过40万平米的建筑等。

重庆国资委主任胡际权也强调了这一点：希望重钢集团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通过必要的技术改造转化生产其它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做好增量，大力发展好钢结构产业，做大做强钢结构公司。

但钢结构目前在建筑行业的应用仍然处于缓慢上升期。于是跟韩国浦项的合作，就成为了另外一根救命稻草。

韩国浦项（POSCO）是世界上竞争力最强的钢铁公司，也是效率最高的钢铁公司。其与重钢集团的合资项目一直进展缓慢，但最近有了突破。

2013年开始，韩国浦项就跟重庆钢铁合资FINEX综合示范钢厂项目，重庆钢铁董事会秘书游晓安向经济观察报介绍，同样是生产数百万吨钢材，韩国浦项要求只要400人管理工厂，而重庆钢铁生产同样产量的钢材，需要4000人以上。“韩国浦项的炼钢技术，被列为他们的国家机密。”游晓安说。

也正是这一点，令重庆钢铁看到一丝希望。重庆钢铁试图借助与韩国浦项的合资，来拯救自己在市场上的颓势。这种合资，是行业内的，现成的，有望立马见效的。

刘加才表示，重钢与韩国浦项合作建设冷轧、镀锌板材工厂将有效解决重庆市汽车产业发展对高级汽车板的本地供应，并将与重庆汽车工业形成协同集群效应，打造汽车产业全产业链。

重庆是汽车制造重地，遗憾的是，在汽车制造用钢板领域，重庆钢铁因为生产工艺的原因，仅仅占据少量份额。此次韩国浦项把技术带来与重庆钢铁合资，重钢集团上下都将其视为未来可以帮助重庆钢铁脱困的重要手段。

重庆常务副市长翁杰明也提到了这一点，在4月6日重钢集团与韩国浦项的签约仪式上，翁杰明表示，在重庆市委、市政府刚刚通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今年要在重钢转移调整200万吨的船板用钢。与浦项的合作项目一经确立，重钢目前的产能将优化调整到更需要的汽车用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