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鑫/CBNRI研究员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

“走出去”的风险无处不在，总体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主要分为四类：经济风险、政治和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和法律风险。 很多企业走出去之后，成功率并不是很高。主要原因就是国外投资环境的风险，如法律、税务、自然、信用风险等等，很多不熟悉不了解就盲目地去投资，结果就造成了很多不应该有的损失。

经济风险主要指经济因素导致的企业经营风险，它往往发生在“走出去”立项阶段。中国很多央企都“不差钱”，但投资归根到底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否盈利依旧是对外投资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比如，非洲国家由于油价大跌，目前正面临信用风险上升，财政收入锐减，经济下滑，大型经济体正陷入衰退的风险。由此，企业投资非洲需要考虑可能的金融违约风险。

同样，油价暴跌对拉美产油国也是不小的冲击。今年初，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预测的720%，需要偿还债务的资金达到95亿美元，为了减轻债务压力，委内瑞拉不得不抛售本国价值大约12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预计委内瑞拉明年的债务违约可能性达到78%。

近期原油价格暴跌也给中亚产油国造成严重影响。哈萨克斯坦是前苏联国家中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产油国。油价下降导致哈国预算减半，货币坚戈大幅贬值。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集中在油气领域，哈国加油站1/3由中国人投资。由于在哈萨克的石油投资是用坚戈结算，因此中国石油企业面临着油价下跌和货币贬值的双重打击，出现了经营困难。

在运营阶段，战争、内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 对“走出去”企业而言，所遭遇的最大的东道国政治风险为东道国战争、内乱，其次为恐怖袭击等。

比如，在非洲、“一带一路”国家的主要政治风险挑战在于恐怖主义、政局动荡、暴力事件频发、骚乱、绑架，在不成熟民主国家游行罢工非常普遍。

目前“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巴基斯坦面临的政治风险大增。当地时间3月27日晚，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一座公园发生自杀式大爆炸，至少造成7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事发当天正值基督教复活节庆祝活动。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一个分支“自由人党”（Jamaat-ul-Ahrar）声称对此事负责。拉合尔是中资企业最为集中的地方。

拉合尔发生自杀式爆照同时，在首都伊斯兰堡，数万情绪激昂的示威者突破（议会大厦）禁区，乱成一团。他们在那里支持谋杀旁遮普前省长的凶手。凶手虽然已经被执行死刑，但宗教政党宣称，他们将在3月27日发泄不满。他们焚毁车辆，打砸车站。

这两件事并不相关，但都显示巴基斯坦正面临严峻的局面，表明极端主义思潮正渗透巴基斯坦全社会。此外，像巴基斯坦这样具有重要地缘价值的国家还不可避免会面临地缘政治的风险。3月 31日，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称，近期巴逮捕的印度中央情报局（RAW）间谍雅德夫供认，其在巴特定任务之一“是破坏中巴经济走廊上的瓜达尔和卡拉奇”，这不仅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者，也为中国“走出去”的众多企业敲响了警钟。

宗教和种族问题也经常成为引发社会风险的导火索。例如，在印度，宗教问题和种姓制度是诱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

今年1月，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市民众多次举行集会，抗议中方贷款修建的城市轨道交通“橙线”项目“严重扰民”。联合国负责文化权利和住房权利的特别报告人称，“橙线”项目将破坏沿线历史古迹和宗教场所，造成一些民众失去家园。由此引发巴民众的抵触情绪。目前项目处于停滞状态。

有些情况下，即使不是由于投资项目所引起的，投资国本身的社会矛盾仍然可能给投资项目带来巨大的影响。2016年2月，印度哈里亚纳邦爆发“贾特”种姓抗议活动，蔓延至邻邦拉贾斯坦邦。截至2月23日，贾特种姓暴乱已经导致超过18人死亡，逾200人受伤。暴乱堵塞了多条公路，隔绝了首都新德里与所有北方邦的地面交通联系，并阻断了哈里亚纳邦与邻邦的交通线。中国投资的很多企业集中于哈里亚纳邦，不少中方企业都因为交通受阻，物流运输受到影响，要么面临原材料短缺，要么面临销售受阻的情况。因此，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第三，自然灾害。一些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也会对投资造成重大损失。以印尼为例，鉴于印尼火山环抱，是世界上火山最多的国家，瓜哇岛、苏门答腊、哈马黑拉岛、苏拉威西岛、桑岛等火山爆发威胁较高。除火山外，地震、海啸也是时常发生的自然灾害。在雅加达，“一雨成灾”是常态，年年雨季，年年内涝。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2月，雅加达开始进入雨季，频繁的降雨常让这个城市陷入“洪灾”。

最后，法律风险。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税务体系、信用体系等，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很多风险。企业“走出去”需要了解很多信息，包括东道国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外汇制度、劳工问题、政府审批程序等，但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为有限。中国的企业要想在海外取得竞争力，必须熟悉海外国家上述本土风险，才能“走得出，走得稳”。

雅万高铁的波折正是遭遇当地法律和社会风险。雅万高铁是中国击败来自日本的激烈竞争夺得的印尼高铁项目。这也是中国首个海外高铁项目，预计将耗资55亿美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为该项目提供75%的融资。中国企业曾计划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完成这个项目，但是恐怕这只是一厢情愿。目前，该项目已经陷入了停工的困境。

许可证问题困扰是该项目停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印尼的外国投资者中，许可证问题一直受到抱怨。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中，印尼排109位（中国为84位）。许可证可能仅是中国高铁项目遭遇种种问题的序曲。此外，印尼土地公私矛盾多。印尼土地私有制，但所有权归属混乱，也是发展基建设施的巨大障碍。开发商与拥有土地当地民众协商是个费时费力过程。因此，开发商需要地方政府协助征地工作。牵涉其中的地方政府可能会要求“分一杯羹”参与利益分配。

在印尼这类“不成熟”民主国家投资，企业需要做好长期延滞的准备。印尼宗教信仰、地域差别、传统遗留问题众多。由于土地征用、环境问题和政治争端等困难，印尼许多项目被搁置多年，甚至不了了之。中国企业之前的乐观估计显然是对这些困难估计不足。

不仅在印尼，很多“一带一路”项目，都在考验中国如何在复杂的民主国家综合运作的能力。以雅万高铁项目为例，它牵涉印尼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各政党政客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所谓民主体制下很难平衡，这种负面影响必然影响到投资项目。此外，目前在巴基斯坦针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出现的一些杂音，出现的原因也是由于中央地方、政党之间争利，虽然巴方针对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些争论并不涉及中巴政治友好，但面临重大项目涉及重要的利益安排，纷争不断，造成不好的舆论民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