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曲折迂回，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分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步入换挡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较为严峻的跨境资本流出形势。一些国际机构甚至出现了“中国面临大规模资本外逃”的论调，严重影响了市场参与者的投资预期。在此形势下，理性客观地看待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新动向，关乎金融稳定的大局。根据笔者分析，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资本和金融账户持续性逆差。2014年二季度以来，我国国际收支连续6个季度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现象。主要原因是金融账户中其他投资子项的大幅流出，其净流出量已远超另外两个子项，即直接投资项和证券投资项的净流入量。货币和存款、贷款、贸易信贷等非居民资本加速流出成为当下境外资本撤离的主要形式。

二是外汇储备出现拐点，从高位增持转为持续缩水。我国外汇储备总额已由2014年6月的3.99万亿美元的峰值逐步减至2015年10月的3.53万亿美元，为2013年9月以来第二低点。2015年前十个月，外汇储备总额已缩水3175亿美元，拐点趋势已显现。相应地，外汇占款急剧下滑，2015年9月再创历史最大单月降幅，即环比下降7613亿元，2015年全年外汇占款负增长基本已成定局。

三是月度数据显示我国跨境资本流出始于2014年下半年。从2014年8月开始，大部分月份的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差额、银行结售汇差额由正转负，呈现逆差逐步扩大势头，这与2010年至2014年初持续顺差形成鲜明对比。

四是经济主体的资产配置由增持人民币资产转为增持外币资产和债务去杠杆化。近两年，因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和全球流动性收缩，经济主体结汇意愿走弱，购汇意愿明显增强，资产配置转向增持外币资产，境内外汇存款大幅增长；同时加速偿还前期美元债务，外汇贷款增幅减少，外汇杠杆率下降。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宏观经济面相对较好且外汇储备较为充分，如果应对得当，定能度过时艰。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正式宣布加息，新兴市场货币承压，国际市场资金迅速回笼美国，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再次面临资本流出的压力。对此，我国应未雨绸缪，制定系统性预案。

第一，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必要时实施干预。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短期资本大幅波动对一国金融稳定的冲击极大，处置不当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未来，我国应尽快建立统一全口径的跨境资本流动实时统计监测系统，提升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前瞻性，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思路应从重行政审批转为重监测预警，从重微观管制转为重宏观审慎管理，从“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采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模式，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丰富审慎监管工具箱，保留在极端情况下恢复资本管制的权力。

第二，央行应稳定预期，避免短期资本大幅波动。我国人民币汇改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同时，政策出台的时机也十分重要。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预计人民币汇率将更具弹性，双向波动将更加频繁。在尊重市场供求关系的同时，央行面对跨境资本异常波动时应果断干预以稳定市场预期。

第三，构建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提高危机应对的有效性。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趋势下，金融机构不再受机构类型、金融市场属性的限制，大数据、互联网等高科技信息工具的兴起，使得金融机构的关联更加紧密，资金流动更加隐蔽快速，风险也更具传染性。面对这一变化，我国分业监管体系已“捉襟见肘”。短期内，改变分业监管体系可能会受到抵触，面对跨境资本逆转带来的压力，应尽快从国家层面建立协调机制，提高监管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第四，紧抓机遇修内功、守住底线稳增长。大量国际经验表明，国家自身经济实力是抵御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重要防线，也是走出金融危机泥潭的重要基石。“打铁还需自身硬”，能否成功防范风险和渡过危机，依赖于国内经济基本面。国际投资者长期持有主权资产的前提，是对该国宏观经济具备一定的信心。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陷入通缩和流动性陷阱的风险正在加大，传统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对有限，应当考虑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行减税、消费补贴措施，加大地方债置换范围，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激活私营部门投资和消费的意愿，守住稳增长的底线。

第五，以货币互换等方式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注入流动性。当前国际资本流向逆转，普遍由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流动，我国跨境资本流出正处于该特殊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应效仿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做法，加强和完善多边和双边流动性救助机制，以货币互换等方式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注入流动性，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同时加强与美国等关键货币发行国家的政策沟通交流，做好应对预案，最终达到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目的。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