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政治学微信号 

2016年3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张红力出席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2016年会暨资产管理高层论坛，并做题为《大资管与金融安全》的主题发言，以下为发言稿原文。

非常荣幸参加本次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年会暨资产管理高层论坛。对于“大资管与金融安全”这个主题，我想先就“金融的本质”谈几点看法。

首先，全球化造成了一个错觉：金融是中性的，市场决定一切。然而，在人类政治经济史上，金融从来都不是中性，而是为价值观与利益所驱动的。国家利益是国际社会最现实的“普世价值”，最大化国家利益不是阴谋，是阳谋。靠的是实力和智谋。其次，金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领域，金融工具的设计、金融风险的测度和金融监管的执行，都需要深厚的经济学、金融学、数学和心理学的专业知识。但金融并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另外，也有人说金融是一场战争。那么在这场战争中，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战略，应如何建立中国的金融战略体系？未来中国金融安全将面临什么挑战，金融与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新论断和新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回应了人民重大关切。国家安全始终围绕着利益这个核心在运转，作为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手段，金融贯穿于实现“总体安全”的各个层面和进程始终。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中，金融安全被正式列入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共同组成了国家安全的12大核心领域。

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已经成为时代发展潮流的核心，金融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凸现。大资管作为金融发展的新型业态，被时代所赋予的积极意义不只是投资和理财，更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国家发展战略的全面展开，以及全球治理的深化推进紧密相关。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选择“大资管与金融安全”这个主题。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展开：

人们常说，金融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强大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同时，每隔十来年甚至三五年，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便会“如期而至”。真可谓金融稍有不慎，便会“伤痕累累”甚或“满盘皆输”。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陈雨露曾写过两本书：《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国是部金融史》。对于这两本书，我深有感触。放眼世界，纵观中国，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日不落帝国、现在的美国，从六一农、郁金香到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历史的背后都有金钱的力量在驱动；无论是“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的海晏河清，还是“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浑浊乱世，都与金融密不可分。在盛世与乱世的循环交替中，金融正是那双看不见的手。

审视当下，全球金融体系是一个参与者众多的庞大系统。对于这个系统，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金融机构，既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特殊目的公司（SPV），目前最受关注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均在其中，同时也包括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公司、养老金等投资者；二是监管及政府机构，包括制定货币政策的央行、制定财政政策的政府机构，以及国际上的金融稳定委员会、IMF乃至20国集团等。三是基础平台，包括支付系统、清算系统、结算系统以及股票、期货、黄金、衍生品等的交易所系统。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基础平台这三个方面，决定了一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国家的利益与安全息息相关。

在现代社会，金融是调节利益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媒介中枢。可以说，金融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能否用好、用活、用对金融手段，是一国能否在利益博弈中占得先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总体国家安全的关键。随着科学技术加速进化，金融发展日新月异，金融不仅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手段，还对价值形成、产业变革、社会演化、文化传播、信息交互和生态变化产生着深远影响。金融集中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全球趋势的主流方向、社会发展的关键诉求、和平崛起的重要手段和寻梦追梦的可行路径，是当下中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实现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维护国家安全，金融乃国之重器。

在思考金融如何力促国家安全的问题时，我画了一张图。国家安全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复杂系统，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金融天然就具有调节利益的属性。一方面，金融本身就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构成内容，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能够保障国家安全系统的资金供给、人才供给、产品供给乃至文化供给等，能够有力地增强国家安全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另一方面，金融通过调整资源配置，为国家安全提供直接支持：一是多元化融资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输送资金支持，二是多层次的金融创新提升国家安全系统运行效率，三是多维度金融数据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四是差异化金融政策充分发挥支持与制裁双向功能，五是全方位金融监管为金融力促国家安全护航。

作为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牛鼻子”，金融能够以其功能助力国家发展，也能够以其风险危害国家安全。从历史上看，不少国家在一个阶段的经济赶超型高速增长后，都遭遇了金融危机，有的甚至由于危机中断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倒在了崛起的道路上，发展之梦断于金融危机。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物质层面的建设和积累已然达到一个高度。服务实体经济、并且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的金融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以大资管为代表的金融新型业态正在逐步形成。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内居民财富持续积累、金融投资渠道不断拓展，大资管行业正迎来“百花齐放、全面发展”的格局，与此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内外部压力下，各类金融风险也不断积累，成为国家金融安全与居民财产安全的重要隐患。

截至2015年末，我国大资管行业总规模已达90万亿元，近三年平均增速为50%。预计2016年大资管行业规模有望达到120万亿元，将首次超越银行业信贷总规模。在互联网理财平台大量涌现的同时，一些非法集资以项目投资、理财产品、高息分红等名目繁多的外衣设下种种陷阱。2015年爆发的“e租宝”非法集资案涉及金额500多亿元，遍布全国31个省市的90多万投资者利益受损；泛亚“日金宝”事件涉及金额430亿元，22万投资者利益受损；金赛银基金陷入60亿元兑付危机，千名员工离职，董事长“跑路”。一些大资管公司以互联网为平台绕过监管、缺乏自律正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近来发生的P2P欺诈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却已经给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大资管金融风险产生的源头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从外部看，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上升以及非理性做空人民币资产的行为是主要原因。近一段时期，国际金融市场波澜起伏、股市汇市大起大落，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的冲击不可忽视。在一些国际炒家的诱导下，非理性做空人民币资产的行为已数次出现，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大资管市场面临的压力。从内部看，“三期叠加”带来的下行压力以及监管体系的不适应等问题值得关注。一些行业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产能过剩，经营风险有所加大，信用风险持续积累，并可能引发债务违约。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量已高居全球前列，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债务情况或将继续恶化。部分理财平台选择债务违约风险较大的项目，以高收益率吸引资金。一旦所涉企业陷入困境，债务违约在所难免，从而引发平台倒闭、老板跑路。

大资管行业缺乏富有针对性的高效率监管，也是金融风险出现的重要原因。在中国金融市场混业、交叉经营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分业监管体系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近年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2015年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大资管行业事实上的混业经营方式，在当前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下以更加隐秘的风险传导方式呈现出跨产品、跨市场、跨行业的链式传导特征，防控难度往往较大。

此外，大资管行业金融风险的外溢影响值得关注。首先，高杠杆、跨行业、强传染是当前国内大资管行业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以基金专户、券商资管、信托计划为例，2015年末三类产品大资管规模达到34万亿元，而全行业三类机构注册资本金仅1750多亿元，杠杆倍数高达190多倍。一旦出现风险事件，波及范围之广、涉及金额之多，令人忧虑。其次，由于发展时间相对较短，我国大资管市场体系尚不成熟，可供选择的产品有待丰富。在“e租宝”等事件爆发后，资产荒的问题进一步突显，居民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急速上涨，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结构性分化。个别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渠道，宣传各种欺诈骗贷信息，意图搅乱房地产市场，攻击中国金融安全的软肋。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资管行业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一旦出现更多的泛亚、e租宝事件，可能会伤及民心，造成较为恶劣的影响，甚至引发民粹主义泛滥，危及社会的稳定。面对大资管行业的金融风险，一味封堵不如合理疏导，大力推进大资管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居民合理配置资产提供更丰富、可靠的选择是关键。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金融体系难以再以“回避”方式应对国际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冲击。将金融安全战略提升到金融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战略高度，将金融的国际展开置于构建治国理政战略的“战略纵深”位置是大趋势。维护大资管金融安全，需要从顶层设计着手，完善金融监管，加强机制建设。

政策建议之一：加强中国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

缺少顶层设计，单纯追求野蛮生长，一方面金融自身发展可能出现瓶颈，另一方面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国际上，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泡沫经济都是前车之鉴。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把住了发展大势，稳住了发展大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正是因为三十多年稳定发展，我们才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国家落后面貌，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再保持三十年的稳定发展，那么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就有了基本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有了坚实基础。但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越往后风险和挑战可能越多越严峻，其中金融风险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从顶层设计着手，完善金融监管，加强机制建设，是切实锁定和防范化解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有效保障。

政策建议之二：加快推动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今年3月17日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里，我谨对改革应遵循的原则谈点个人的看法。

金融监管改革的宏观原则应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核心价值观，改革的首要原则是巩固执政之基。五千年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框架，也是思考发展问题的最基本逻辑和出发点。第二，坚持底线思维、保障金融安全，改革的总体原则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三，坚持发展思维、理论联系实际，改革的务实原则是适合中国国情。金融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培育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金融机构。第四，坚持强国思维、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为中国梦服务。

金融监管改革的微观原则也有四点：第一，要有利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二，要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第三，要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有利于金融机构发挥安全效应。第四，要体现市场化、综合化和国际化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主体的自主创新性，适应金融业综合化经营新常态，把握金融业国际化发展趋势。

政策建议之三：加强大资管行业金融安全机制建设

以资产托管机制为例。在微观层面，通过在投资人和投资管理人之间建立独立第三方的监督与制衡，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在宏观层面，有利于实现社会资金规范化运作，协助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从而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1998年公募基金在国内率先引入托管机制，有效保障了公募基金行业健康发展。在托管机制下，公募基金从最初不到100亿元发展到2015年末的8.6万亿元，经历多轮牛熊市转换，总体上保持了相对平稳的运行。

虽然资产托管在管控金融风险、维护市场稳健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目前大资管行业的资产托管机制却并不健全。泛亚事件、e租宝事件的爆发，资产托管机制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2015年出台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P2P网贷平台要求建立“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即将客户资金或平台风险备用金等存放在第三方机构的账户上，但却未明确第三方机构的托管监控要求，未能有效避免平台非法集资、私设资金池以及恶意挪用客户资金的风险。

面对大资管行业的金融风险，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从相关立法切入，通过针对性的金融监管和第三方约束，切实锁定和防范化解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具体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建议全国人大研究制订《托管法》，在国内资产管理领域实行统一的“全托管”制度。第二，建议金融监管机构推动大资管行业全面引入托管机制，形成资产、流程、产品的全托管。第三，建议大资管行业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全托管机制建设，为大资管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当今社会，金融的地位，已由重要行业升级为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共同基础；金融的属性，已由经济范畴拓展为政治范畴；金融的本质，则由术升华至道。大资管的兴盛，代表着中国金融新型业态的逐渐崛起。但中国金融人更需要内在审视自身的价值取向，在金融工作中深刻思考并践行符合中国利益的价值观，保障中国金融真正成为推动一系列国家战略的中坚力量，让金融真正成为一池活水，浇灌实体经济之花、承载国家治理之望、担当民族复兴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