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

居民心理上的和实际的贫困或不平等都可能成为一国政府推行新政或进行改革的阻力。更好地了解民众主观贫困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政府推行更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选择正确的改革顺序和沟通方式。因此，政府既要控制社会实际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也要关注人们心理上对贫困的感受。

传统的宏观贫困衡量方法包括基尼系数和人口比例法等。这些方法可以直观地展示宏观层面的贫困和不平等情况，但却不能体现各个家庭对公共服务等非市场产品的消费情况。同时为了比较不同规模家庭的收入或生活成本而进行的数学转换和简化也有其不足。因此，IMF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居民主观贫困感受和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分析研究具体影响。文中IMF选取西巴尔干半岛各国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是始于二十世纪90年的前南斯拉夫解体使得这一地区较集中地经历了显著的物价波动、公共服务供应变化和由于失业导致的不平等加剧等可能造成实际和感知贫困的变化。

前南斯拉夫解体使欧洲新兴国家[1]经济在过去25年普遍经历了“U型”走势。上世纪90年代欧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转型，但改革程度却不尽相同，西巴尔干半岛各国多项转型指标都落后于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在21世纪初，中欧和东南欧的不平等状况比西巴尔干半岛更早达到峰值，后者不平等状况峰值虽出现较晚，但程度更高。

21世纪初，欧洲新兴国家经济触底反弹，居民收入大幅提升、贫困程度显著下降，同时不平等程度加剧。2005年起不平等情况在各国呈现出差异性，阿尔巴尼亚，波黑和塞尔维亚顶部10%居民的收入占比开始下降，黑山下降幅度较小，而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不平等却在继续上升。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不平等加剧部分因为该地区私有化进程较快，使得高收入者更多地享受了资本流入和经济增长的好处。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新兴市场国家贫困状况再次恶化，尤其是中欧和东南欧。宏观指标显示阿尔巴尼亚和黑山贫困增加最多，其次是塞尔维亚。金融危机使得不平等情况得到缓解，主要因为高收入者收入降低所致。

图1. 各地区贫困、不平等和消费占比变化                                             

来源：世界银行

在整个西巴尔干半岛地区，各国政府都肩负着推动转型、刺激经济和降低失业率的重任。金融危机使得政府收入下降，迫使政府减少开支，包括降低工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支出。同时失业救助和社会保障需求上升，这要求政府建立覆盖更广泛的社会保障网和更精准的转移支付。如果能够更好地定位贫困人群，这将可以在不增加财政成本的情况下优化社会救助体系。

基于世界银行和IMF欧洲新兴16国2002-2011的面板数据，IMF使用包含固定效果估计量（Fixed Effects Estimator）的跨国回归的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转型改革、教育、政府支出、税收和失业对不平等和贫穷（以下简称“因变量”）的影响。其中不平等通过基尼系数、收入顶部和底部五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占比（以下简称“顶部占比”和“底部占比”）来衡量；而贫困则将贫困人数和贫困差距作为指标。其主要结果如下：

• 经济增长是否会如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预言的那样先使不平等上升然后下降？经济增长是否一定会惠及穷人？IMF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及所带来的收入增加）会显著影响贫困和不平等状况，经济增长将提高底部占比并减少贫困。不过，对于此种超导机制是否确定有效，IMF认为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当政府支出被控制后，增长对于不平等和贫困影响就不显著了。

• 对于私有化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私有化将会通过增加顶部占比从而增加不平等。但研究发现私有化其实是通过失业率对不平等和贫困进行影响，如果失业率被控制，小规模私有化对贫穷的人更有好处。

• 西巴尔干半岛在教育方面相对平等，小学、中学和部分高等教育都是免费的，大部分学生在公立学校上学。该区域差别最大的是学前教育，但是对不平等和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

• 失业率对不平等和贫困有显著的影响。失业率提高会增加不平等和顶部占比，同时减少底部占比，说明穷人可能面临更高的失业概率而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提供应有的风险防御。

• 政府支出具有整体经济刺激作用，同时会更倾向于帮助贫困人口，政府支出增加会减少不平等水平，降低顶部占比和贫困状况。但要注意的是，政府的资本支出短期会增加不平等和顶部占比。可能的原因包括大的投资项目存在贪腐可能性。

• 为了防止逃税漏税，多个欧洲新兴国家引入单一税率。回归显示税制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复杂的，单一税率制度会降低顶部占比，但也会使底部十分之一人口收入占比下降从而增加贫困状况。可能的解释包括有效地减少税收漏洞和退化的税收特性。另外税率高低和所得税与其他税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影响结果的因素。

• 危机扩大了城乡差异。城镇人口的增加会提高不平等和顶部占比，降低底部占比。

IMF基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2006年和2010年做的两次“转型期生活调查”，发现客观贫困度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主观贫困感，即事实上的贫困和心理上的贫困还存在相当大的区别。

两个衡量主观贫困的问题：

1.  “经济地位”（Economic Ladder）：“将家庭按收入从高到底分为十层，最贫困的家庭站在第一层，最富有的家庭站在第十层，你的家庭处在第几层？”其中，自认为处在经济阶梯第一和第二层的人被认为是主观贫困的。

2.  “最低收入”(Minimum Income)：“保持现有的生活状况，你认为家庭每月需要的最低资金量是多少？”

根据2006年的调查数据，西巴尔干半岛家庭实际支出的均值只比中东欧略低，但是西巴尔干半岛的平均“最低收入”却比中欧和东南欧低了将近10%，原因可能包括居住成本和比较对象的差异。西巴尔干半岛比中欧和东南欧有更多的人感到贫困（自认为处在消费阶梯的第一和第二层）。在全部欧洲新兴国家中，感到贫困的人口占比均高于客观的底部占比。但是触发贫困感的阀值在各国差异很大，比如虽然克罗地亚和黑山拥有更高的收入均值，但是却和其他国家具有相同程度的主观贫困感受。塞尔维亚的受访者中感到贫困的占比尤其高，尽管其客观贫困比例只略微高于别国。

图2. 各地区主观和客观贫困家庭占比的对比

注：客观贫困定义为实际家庭支出处于第一和第二经济阶梯；主观贫困定义为自我评判属于第一和第二经济阶梯。

来源：LITS（2006） 

客观贫困指的是实际家庭收入/支出底部20%的家庭，但来自于这部分家庭的受访者中只有38%自我定义为贫困。另外62%客观贫困但主观不认同的人有96%的家庭收入低于他们自己填报的“最低收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意味着很多事实贫困，且主观上认为收入连当前生活状况都维持不了的人并不感到贫穷。在这点上欧洲新兴各国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图3. 西巴尔干半岛（左图）、中欧和东南欧（右图）主客观贫困情况对比（2006）

来源：LITS（2006）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实和情绪的差异？主观贫富程度受住房大小、年龄、健康、教育、工作、资产、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预期可得的未来财富等因素影响。

更健康、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在生活水平相同的情况下更不易感到贫困，因为他们对于未来有更好的预期，而自我感觉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更易感到贫困。另外，喜欢迁徙的人容易感到贫困；较高的家庭支出会使感知到的贫困下降；成员多的家庭感觉更贫困；拥有住房和农业收入可以减少主观贫困感。

欧洲新兴各国的城镇居民会比农村居民填报更高的“最低收入”，西巴尔干半岛城市居民并不显著比乡村居民有更好的感受。

而在抛开了个人和家庭特性后，国家间也存在差异。马其顿、黑山和塞尔维亚的受访者比阿尔巴尼亚的受访者更容易感到贫穷；而克罗地亚、黑山和塞尔维亚的家庭需要更高的“最低收入”。这意味着影响主观贫困和不平等的因素来自多个层面。

不过IMF还是表示他们的分析只能解释20%的主观贫困和不足50%的“最低收入”的原因，所以该方法适宜作为传统的宏观衡量法的补充，而不可能成为其替代方法。

结合回归分析和问卷调查的结果，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预期会显著影响主观贫困。政府可以通过更加关注城乡分化和显著的区域性贫困、建立目标更精确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劳动力市场提高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来减少主观和客观贫困和不平等程度。 

注释：

[1] 文中，西巴尔干半岛国家（WBS）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国家，不包括斯洛文尼亚）；中欧和东欧国家包括：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5国；东南欧国家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统称中欧和东南欧（CSE）；新成员国指欧盟新成员国，包括中欧和东南欧7国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欧洲新兴国家包括西巴尔干半岛国家和新成员国，共16国。

参考文献：

Zsoka Koczan(2016). Being Poor, Feeling Poorer: Inequality, Poverty and Poverty Perceptions in the Western Balkans. IMF.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