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作为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交通银行率先在香港上市。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挂牌成功上市，此后的2007年9月25日又成功登陆A股。2006年6月、7月，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上海两地成功上市，开创了我国银行业“A+H”股上市模式之先河。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A+H”股同步上市。2010年7月15日、16日，中国农业银行也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至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全部实现了境内外上市。十年来，大型银行的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多项核心经营指标已经处在全球银行业领先地位。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经营环境复杂多变，回顾总结大型银行改革发展经验，有利于把握“十三五”时期大型银行的机遇与挑战，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型银行发展之路。

经过十年多的改革发展，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规模稳步壮大，经营质效全面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不断增强。据WIND数据库及各行资料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从规模上看，大型银行资产和负债合计分别达到82万亿元和75.9万亿元，分别是2005年末的3.7倍和3.6倍；从效益上看，净利润合计7579亿元，是2005年末的5.9倍，资产回报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达到1.25%、17.04%，分别比2005年末提高0.60、5.14个百分点，成本收入比为 26.52%，比2005年末下降了17.32个百分点；从资产质量和风险抵御能力上看，不良贷款率为1.55%，比2005年末下降了6.79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92%，比2005年末提高了2.65个百分点。

大型银行的综合实力、国际排名和影响力也有了显著提升，总体处于国际同业领先地位。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05年7月公布的国际银行排名中，中国无一家银行进入前十，排名最靠前的中国银行位列第11，其资本、资产规模均不到花旗集团的一半，中国五家大型银行的税前利润总和不及花旗集团一家。而根据《银行家》杂志2015年7月公布的数据，中国五家大型银行有四家跻身全球十大银行之列，其中三家名列全球前五。近年来，大型银行市值持续名列全球上市银行前列，曾被国际权威媒体评为“全球最佳银行”、“亚太区最佳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四家银行陆续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大型银行上市十年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银行业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经营活力，也与大型银行自身的探索与努力紧密相关。总体看，大型银行的改革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

注重顶层设计，通过渐进方式推进改革。过去十年，大型银行的改革总体上与国家金融业改革目标、思路和政策相配套，循序渐进，梯次推进。“十一五”期间，大型银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完成股份制改造和成功上市，总体思路是“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公开发行上市”，在具体部署上，先选择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试点，取得一定进展后，再推广至其他大型银行。上市后，大型银行信息披露趋于规范，投资者和市场的监督作用明显增强。此后，国务院批准发布了《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明确了大型银行“十二五”期间改革的目标，要求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在改革过程中，国家继续按照渐进、可控原则，逐步放松利率、汇率管制，完善审慎监管法规体系、监管架构和监管工具，引导大型银行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好地解决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保持了金融业的平稳发展。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大型银行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基本出发点，与实体经济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从传统存贷款服务看，2014年末，大型银行各项存款余额达56万亿元，是2005年末的3倍，各项贷款余额达41万亿元，是2005年末的3.5倍。随着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的推进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崛起，大型银行的存、贷款市场份额已由2005年末的62%、56%分别降至2014年末的48%、47%，但大型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改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在资本市场受到较大冲击的背景下，2009年大型银行新增贷款5.3万亿元，贡献了当年新增贷款的51%，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型银行不仅是国民经济核心领域金融支持的主力军，在普惠金融、民生消费、绿色信贷、化解过剩产能等新领域也发挥着主导作用。以普惠金融为例，截至2015年末，大型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已超过6万亿元，约占全国的25.6%。大型银行具备投行、基金、保险、租赁、信托等多元化平台，在50多个海外经济体设有约1200家分支机构，约占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机构数的90%，是我国银行业综合化、国际化发展的国家名片。大型银行没有走西方大行“脱实向虚”的发展道路，避免了过渡金融化、虚拟化的弊端，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考验。

搭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健全风险内控体系。2006年4月起，银监会实施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监管及相关指引》、《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及高管人员履职监管指引》等一系列文件，规范了大型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加强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监管，建立了定期考核制度。大型银行搭建起独立运作、相互制衡的“三会一层”治理框架，设立了战略发展、稽核、风险管理等专业委员会，引入独立董事，一些战略投资者派代表参与董事会或管理层，带来了新思路、新理念，决策流程和机制更为科学。在一系列监管规定的指导下，大型银行构建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形成了符合《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的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体系，强化资产扩张的资本约束，扭转了以规模和速度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促进资本、收益、风险的相互匹配和动态平衡。按照“流程银行”理念，大型银行还开展了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重组，强化了“业务一线、职能部门、外审机构”内控三道防线建设，构建了风险内控预警和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培育了合规文化和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为防范“大而不能倒”问题，四家系统重要性银行还按要求制定了恢复和处置计划，落实了附加资本要求，保持稳健发展。

合理定位，逐步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股改前，大型银行经历了国家统管、差异化分工的“专业银行”阶段（1984-1994年）和自主经营、全面竞争的“独资商业银行”阶段（1995-2003年）。随着股改上市的推进，大型银行开始进入差异化竞争的“国家控股上市银行”阶段，更多地从市场和自身特色出发，及时更新发展定位，实施新的发展规划。

这其中，工商银行定位于“建设最盈利、最优秀、最受尊重的国际一流现代金融企业”，以竞争中高端和潜力客户为切入点，非信贷业务与信贷业务并重，着力构建信息化优势，依托并购加速海外布局，由本土传统商业银行向全球大型综合化金融集团转变。农业银行致力于“建设面向‘三农’、城乡联动、融入国际、服务多元的国际一流大型商业银行”，持续将零售银行业务作为重要战略支撑，城乡业务“双轮驱动”，提升县域金融盈利贡献度，审慎推进国际化进程，通过多元化金融服务深度发掘客户价值。中国银行以“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为目标，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整体格局，在全球范围内向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内外联动拓展业务，全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巩固业务主渠道地位，大力推进信息科技建设和网络金融发展。建设银行提出“全面建设最具价值创造力银行”，向综合性银行集团、多功能服务、集约化发展、创新银行和智慧银行转型，定位于做大做强“大行业、大系统、大城市和高端客户”业务，积极拓展县域、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加快拓展海外业务和跨境金融服务。交通银行的目标是“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明确将金融市场、贸易金融等八大业态作为转型着力点，启动了新一轮深化改革方案。

以开放促改革，提升国际竞争能力与合作水平。大型银行在股改上市过程中，适时引进了汇丰银行、美国银行、淡马锡、高盛公司等一批声誉卓著的跨国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他们的参股，提高了大型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声誉，促成了大型银行的成功上市。同时，这些跨国金融机构在派驻董事、提供技术援助、开展业务合作和培训交流过程中，将当时国际银行业的最佳业务与管理实践带到中国，为大型银行借助体制外的力量推进经营管理变革创造了机遇，大大缩短了大型银行经营管理与国际接轨的时间，有效改善了大型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拓宽了业务发展空间，提高了金融服务质量和管理精细化水平，使得大型银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与一些国际大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与跨国金融机构合作过程中，大型银行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提升了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与合作水平，为中国银行业进一步“走出去”提供了人才基础。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一些跨国金融机构先后撤资，大型银行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妥善应对，保持了金融市场的平稳过渡，积累了应对复杂金融问题的经验。同时，一些跨国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案例也为大型银行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材，为审慎参与银行业竞争提供了借鉴。

大型银行上市已走过十年的历史，当前，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已从过去十年的健康化、规范化阶段进入市场化、国际化转轨阶段。预计“十三五”时期以下三大趋势性变化将对大型银行的发展改革产生深远影响，一是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调整，二是宏观政策的方向性调整，三是全方位的金融开放格局。未来，继续保持全球大行领先优势，进一步激发上市银行体制机制的活力，在制定大型银行改革发展规划过程中，国家和银行两个层面需要把握好以下原则：

第一，保持大型银行的主体地位，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大型银行是我国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也是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从我国国情和十年来金融业的发展看，以大型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业结构，可以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应对复杂市场环境、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熨平周期波动等关键阶段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从国际情况看，即使是一些资本市场较为成熟的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日本，截至2014年底，其五大行资产占全国银行业的比重分别为53.7%和29.9%。（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还要高约5个百分点），而在金融业一直较为稳定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该比重甚至高达69.1%和66.5%。

2010年以来，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大型银行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资产占比平均每年下降约2个百分点，照此速度，2020年很可能降至30%左右，大型银行的主体地位将受到较大冲击，一旦我国经济遭到外部严重冲击、而资本市场不能发挥应有的资金融通作用时，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危机。有必要未雨绸缪，规划好新一轮大型银行改革发展的底线。

第二，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提高差异化服务质效。从宏观层面看，国家可通过强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监管政策杠杆和工具，引导大型银行优化机构布局，积极开拓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综合金融、“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领域，落实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和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监管机构还可创新推出符合“五大发展理念”要求的大型银行改革发展监管指标，与大型银行的机构申设等监管审批相挂钩，确保国家战略的落地。从微观层面看，大型银行应在综合评估发展环境、自身优势和风险偏好的基础上，差异化地确定目标客户、地区和业务发展定位，制定并完善中长期发展规划，以目标客户为中心开展特色化经营，以贴近客户需求的服务模式为依托，以更为安全、便捷、高效、定价合理和人性化的服务为依托，提高客户忠诚度，赢得客户的长期追随。

第三，优化股权结构，最大限度释放体制机制活力。优化股权结构的前提是继续保持国有资本对大型银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确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应该说，在2005-2010年间的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大型银行股权的多元化对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和提高管理水平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更重要的是，国家保持对大型银行的绝对控股，无形中注入了国家信用的支持，有利于在金融危机中稳定市场信心，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管理层限薪，可以防范西方银行高管“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扩张冲动，避免短期行为和过度冒险。

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大型银行股权结构有进一步优化的必要性：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全面实施，各类银行对存款人的赔付标准趋同，国家绝对控股的“保险”意义趋于淡化。此外，国有股一股独大，一定程度上导致股东大会、董事会决策功能不足，对其他一般股东和员工兼顾不够，民间资本难以分享股改红利。从国际上看，国际大型银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30%左右的居多，董事会成员行业经历更加多元化，国际化程度更高，员工持股计划及股权激励计划也较成熟，可以更好地调动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性，更能适应市场化、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借鉴国际大行市场化管理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多元化可以在股份公司层面进行，也可以在多元化子公司、理财或资产管理等分拆的子公司进行，既可以在国内进行，也可以通过海外上市、跨国并购股份互换等途径实现，关键是引进的新股东要有利于提升大型银行竞争力，最大程度地激发体制机制活力，带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可以适时适度释放部分国有资本，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投入到国家急需的经济建设、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精准扶贫以及“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中去，非但不会削弱国有资本控制力，反而可以撬动其他资本一起参与，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应。

第四，改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保持银行基业长青。回顾国际大型银行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那些能够经受多轮经济周期甚至金融危机考验、实现百年以上持续经营的银行都遵循这样一些原则：坚守长期稳健经营的价值理念、善于把握行业趋势和发展机遇、将客户服务导向融入企业文化精髓、通过持续创新构建竞争优势、严格管控各类成本和风险、坚守诚信经营和职业道德底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际大行遭受严重挫折甚至破产倒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违背了这些原则，教训十分深刻。

尽管上市以来中国大型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不断改善，但市场化经营时间不长，经历完整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考验的次数还不多，追求短期业绩、以规模扩张论英雄的现象仍然存在，“大发展-大不良-大剥离”的魔咒还没有彻底破除，员工违规和案件数量有所抬头，负面舆情压力上升，这表明大型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还有待较大改善空间。下一步，大型银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构建更为有效的授权、决策、执行、制衡和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建立健全跨经济周期、跨地区、跨行业、跨产品、跨渠道的全流程、全天候风险管理框架体系，形成适应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新需要的集团资产负债和资本管理体系；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将稳健的风险偏好和严谨的风险管控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形成上下协同、高穿透力的全员风险管控与合规文化。强化内部控制，完善案件的预防、预警、预判和预案机制，建立内控案防评价体系，加大高风险领域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控力度，严格问责和整改。继续深化组织架构和人力资源改革，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集团管控架构，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强化中长期目标责任考核，加大面向未来、面向国际的人才队伍开发力度，提高全员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

第五，稳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合作共赢。从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崛起的历程看，一般都有3-5家本土成长起来的大型跨国银行梯队作支撑，为这些国家的资本输出、货币国际化及企业全球化作保障，其中的领先者海外资产占集团总资产的比重可达40%甚至60%以上。就中国而言，要加速推进“双向开放”国家战略的实施，就有必要发挥国家制度优势，加强金融国际化规划的顶层设计，以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力量做后盾，组建以大型银行为主体、各类金融机构联合参与的“航母编队”，以“一带一路”战略作指引，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为先导，以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各类保险公司作保障，以各类多元化金融公司做技术支援，形成大纵深、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金融合作体系，各有分工，密切配合，梯次推进，同时，强化国际财政、金融及监管领域的对话磋商与政策协调，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与游戏规则制定。

就各大型银行而言，则要正视与老牌跨国银行的差距，认清形势，差异化定位，制定符合自身资源与能力实际的国际化发展规划，综合运用代理行合作、工作小组、自设机构、参股、合资、并购等多种方式推进国际化进程，构建本土与海外互为依托、适度多元的国际化业务布局、地域布局。大型银行不仅要输出中国的资本、人才和银行业管理实践，以支持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更要善于利用好东道国的资本、资金、人才等各类资源，真正实现在海外的本土化经营。此外，还要善于吸收借鉴国际银行业一切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和方法，强化全球一体化服务和风险管控能力，实现海外业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大型银行的领先者还要强化国际化金融智库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金融政策咨询、金融技术援助、高层国际金融交流合作以及金融人才培训，促进民间交流和民心相通，为人类的发展和共同进步作出新的贡献。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2期。

（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探讨，不代表所在单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