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扩容将至。自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设立以来，已有两批共4个省市开展自贸区试点，产生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效。随着简政放权、负面清单等改革举措逐步向全国推广，第三批自贸区申报省市早已跃跃欲试，其中内陆沿边地区呼声最高，一场试点“争夺战”悄然打响。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第二批自贸区试点申报之时，国内便有三四十个省市争相申报，热情非常高，最后天津、广东、福建三地“胜出”。但许多省市并没有放弃自贸区的申报工作，而是积极争取挤入第三批自贸区试点名单。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20个省市已经提交或正在筹备自贸区申报方案，比如山东、湖北、浙江、陕西、江西、云南、甘肃、河南、湖南、重庆、贵州、海南、广西、江苏、四川、安徽、吉林、辽宁、新疆、黑龙江等地。另据业界披露，陕西、湖北、河南、重庆、四川等地入围的可能性非常大。

从地理区位来看，申报城市以中西部省市居多，且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沿边开放等国家战略相联系。不难看出，呼声较高的几个省市占据不错的地理位置。比如湖北、重庆、云南等都在长江经济带上，上海是“龙头”，云南是“龙尾”，“龙头”发展起来之后也要带动“龙身”、“龙尾”发展。

在我国区域布局中，改革步伐循着“先沿海、再内陆”的路径前进。业界分析，前两批自贸区试点均在东部沿海地区，此次内陆沿边地区将纳入第三批自贸区试点范畴，以带动内陆沿边开放。

一带一路示意图

长江经济带示意图

“与第一批、第二批自贸区试点类似，第三批自贸区有望在内陆沿边试点也是国家总体战略布局的一部分，涉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布局。”在天津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专看来，自贸区的基本属性是一个开放的区域，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对外开放。换句话说，通过自贸区可以执行国家重大战略，构筑对外经济合作平台，从而形成陆海双向开放格局。因而，从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逐步延伸，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表示，若说前30年是向东发展；那么后30年则有望在向东发展基础上向西开发。因此，内陆沿边地区是连接欧亚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国下一个经济增长期的重要开发领域。

长期以来，我国在区域布局上做过很多的试验，从开发区、经济特区、保税区、综合保税区到自贸区，有的省市乘着改革的东风迅速发展，但也有的地区虽有声势，最后却寂寂无闻，比如汕头经济特区等。业界分析认为，部分省市由于不处于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中心区域，即便设立自贸区也很难实现理想效果。

“第三批自贸区试点不会太多，一般会落在经济总量足够大、经济辐射功能足够强、开放资源比较丰富的省市。”在刘恩专看来，目前胜算较大的内陆自贸区申报地区，基本上都具备一定条件，比如含有中心城市、有较大的经济总量、辐射范围够大等，且处于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节点上。只有这样才能肩负起为国家制度试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使命。经验表明，在这些地方给予更多的开放资源，往往可使其在国家整体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起到独特作用。

第三批自贸区试点“争夺战”已经开始，尽管花落谁家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自贸区并非每个省市都适合，要完成自贸区的改革使命，试点地区也需练就一定功夫。

观察已有的自贸区试点省市可以看出，自贸区试点既基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也特别强调区域功能。比如上海自贸区着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天津自贸区突出京津冀协调发展、广东自贸区主打“港澳牌”、福建自贸区侧重发展“对台经济”等。沿着这种思路，第三批自贸区试点也必须突出自身区域功能。

为抢夺第三批自贸区试点名额，各地正在加紧筹备，凸显自身特色。比如湖北多次组织东湖高新区、工商局、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负责人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积极为中国内陆(湖北武汉)自贸区的申报工作做准备，并争取设立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及建设襄阳、宜昌保税物流中心。据悉，湖北自贸区拟以武汉、襄阳、宜昌三市联合申报方式进行，以创新驱动和沿江开放为特色。

与此同时，山东自贸区将以青岛保税港区为主体组团申报，济南、烟台、威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望纳入自贸区范围，并以海洋经济为发展特色。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四川也在申报中国(成都)内陆自贸区，将重点发展互联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贵州则有意将贵安新区打造成自贸区，侧重发展绿色产业园、绿色金融、智能产业园等板块；重庆自贸区则计划以两江新区为主，涵盖空港保税港、重庆综保区、水港保税区等区域进行申报，力求发挥口岸优势，努力成为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和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

另据了解，河南自贸区拟以郑州为主体，加上开封、洛阳片区进行申报，提出打造国际化多式联运物流中心和集散分拨中心等举措；基于古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自贸区则引入西安国际港务区、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和西安高新区三大板块，侧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

自贸区试点的难点在于服务业的开放、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及金融业创新，在这些方面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四个自贸区已初步进行试验。从已有经验来看，随着国家对外产业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向外资开放的部门增加了，外资管理模式也产生了变革。在全国统一的负面清单制度下，既定的产业开放政策将在新的试验区推广。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经济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一方面自贸区积极吸取国外要素资源，通过招商引资、服务业开放实现发展；另一方面自贸区亦搭建企业对外投资、对外经营合作平台，形成双向开放平台。”刘恩专认为，这就要求自贸区利用好先行先试政策，继续放宽各种管制，逐步实现要素聚集、产业良性发展的效果。从微观主体上看，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效果具体体现在企业的投资体验、运营、绩效等方面，关键看自贸区企业本身的经营质量，是否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而非单纯的注册数量多寡。

来源：新金融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