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鉴于美国对冲基金发展迅猛而又不受太多监管，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 援引《InvestmentAdvisors Act》投资顾问法案，出台监管法规，要求对冲基金经理14个月限期内，到SEC注册登记，以强化对对冲基金管理从而达到保护投资人的目的。至2006年2月期限快到时，有近千个对冲基金经理已经注册登记。然而，有个叫PhilipGoldstein的对冲基金经理不服规定，起诉并把SEC告上法院。法院最后判决SEC败诉，因为SEC不恰当的解释并扩大投资人范围，从而错误的把对冲基金的高净值客户纳入普通投资者的保护条款。最终SEC撤销该法规。

从这个案件看出，在美国，被监管者和监管者并不是一味的一边倒，中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司法机关，监管者只是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司法机关是用来解释法律从而达到制衡监管者。美国企业家即使被监管越界侵权，还有诉诸法律这把尚方宝剑。然而，因为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因素，中国企业家远没有达到美国企业家这般待遇，前者挑战起诉政府的案例并不多。

虽然对中外监管者而言，他们如何管好别人和如何管好自己一样的重要，但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监管者如何慎用监管权就越发变得突出。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这个新生领域，法律法规还在不断完善中，监管机构大多时候身兼二职，即是法规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因此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举足轻重。监管机关的任何一个决定或者一个指导意见，由于缺乏挑战和制衡的力量因此影响效果深远，往往左右许多的企业的生死存亡，甚至整个行业的兴衰成败。

回顾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短短2年多发展历史，无不体现监管者对行业的决定性影响力。从2013下半年到2015上半年， 中国互联网金融从零开始迅猛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行业。该行业在提高效率、扩大覆盖率、增加便利性、降低成本方面的成果全社会有目共睹。它的异军突起，迫使传统金融机构全面改革创新，实实在在为普惠金融做出巨大的贡献。这样傲人的成果，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特别是“互联网+”战略，还和发展初期监管的宽容和精心呵护息息相关。

然而一个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出问题。互联网金融的主力军P2P在快速发展壮大中，混进了一些害群之马，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浑水摸鱼，干违法犯罪的勾当。行业良莠不齐、好坏难分的矛盾，在2015年时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2015年11月e租宝涉及500亿元人民币、90万投资人的非法集资诈骗事件的爆发，震惊了全社会。监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连续出台一系列措施和规定：等待许久的银监会关于对P2P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迅速出台；几个大城市叫停P2P甚至投资理财类企业的注册；多地下令撤下所有P2P理财广告，央视叫停所有P2P广告宣传；类金融企业挂牌新三板被叫停。

连普通老百姓，都开始对互联网金融甚至P2P产生巨大的怀疑和不信任。春节回老家过年和多年不见的朋友们聚会，多人席间谈到P2P都一致认为这是一群骗子。究其原因，大多老百姓并不了解什么是互联网金融什么是P2P。互联网金融尤其是P2P行业，一下子从盛夏进入严冬，在监管、舆论、广告宣传、运营、客户资金来源、融资上市等各个方面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

业内多数人士持理性态度看待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加强监管，这并不是否定前期的宽松政策，它符合行业初期发展的需要。现在行业已经逐渐成熟并融入中国金融体系，而古往今来金融业从来都是强监管行业。尤其是金融加上互联网，本身的传播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因此更加需要加强规范和引导。但是如何行使监管权需要探讨，切忌一刀切，一棍子打死，重回“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

中国的监管者有着别国监管者望尘莫及的权威和影响行业的能力，所以更加需要谨慎使用，不仅要有效且要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即合理又合法。

另一方面，监管政策的出台，需要考虑到因参与者的不成熟而产生的政策执行效果的溢出效应。比如，年初股市“熔断机制”，证监会的初衷是为了遏制股市波动过大过快进而保护投资者，可是事以愿违，股民并非成熟投资者，一熔断就恐慌，相互踩踏直接把股市打成跌停休市收盘。

我们相信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者还是认可和支持这个行业，出台这些措施是为了保护普通老百姓投资，为了让行业更加健康发展，可是参与者的不成熟，对这些政策措施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很有可能把互联网金融的“熔断”一步步演变成互联网金融的“跌停休市”。

可以学习政府在对经济调控的时候，不随大流，像一个平衡器做逆周期操作，在大家都看好经济开始过热的时候，适当降温泼冷水，在经济开始下行衰退时，出台措施刺激经济。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应该有这样的平衡思维，用大智慧，把握好尺度小心引导互联网金融健康成长。希望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不走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熔断跌停休市的老路。

来源：友之友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