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迎来了利率市场化的加速发展，我国银行业则经历着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阵痛。

自2014年年底至今，央行共计降息6次、降准4次，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2.75%降至1.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5.6%下调至4.35%，大型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20%降至17%。自10月24日起，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历经近20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

不过，要防止货币政策功效“跑偏”，监管部门还需要在降准资金流向、降息政策落实中，加大政策引导，防止“双降”释放的资金被股市、楼市及地方政府债“吞噬”，真正落实到改变实体经济融资难困局中。

另外，岁末再度迎来利率市场化进程标志性事件：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12月初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大额存单及同业存单发行主体范围，机构个数分别扩大至243家和643家。在利率市场化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此举对于扩大银行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进一步提升定价能力等均有重要意义。

2015年3月31日，存款保险制度推出。作为利率市场化推进中的重要一环，存款保险制度将逐渐改变我国银行业生态。

存款利率放开后，银行为竞争存款，会抬高银行吸储成本，一些小型银行如果经营不善，可能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这时就需要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

短期来看，可能会给银行的利润和流动性带来一定压力，长期来看有利于降低隐性存保制度的道德风险成本、更加清晰区分好坏银行、提高金融系统稳定性。

存款保险制度实际上是将过去政府对银行存款的隐性担保显性化了。

未来随着存款保险制度不断宣传，公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意识加强，有望稳定公众对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的信心，类似2015年3月份射阳农商行因谣言遭到挤兑的事件有望得以避免。

2015年10月1日起，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迎来重大调整，取消了自1995年设定的存贷比75%上限的监管红线。

目前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双重冲击下，存款增长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尤其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处于降息通道，无风险利率下行将进一步加速银行存款搬家。

在存款增速明显下滑的同时，如果继续保持存贷比监管红线，信贷增加的幅度将远不能满足经济复苏的需要。如果说降息降准甚至非常规货币工具是在提供流动性和降低资金价格，取消存贷比监管是要实质增加信贷投放。

银监会在2014年报中提出：2015年银行业监管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中包括深化银行业改革开放。

交通银行是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锋，2015年6月，交通银行深化改革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同意。

早在2013年，交通银行就酝酿将多个部门进行事业部制改革，2015年下半年，交通银行在总行层面再次对部门进行大调整，主要涉及三点：第一，合并投资银行部至公司机构业务部；第二，将电子银行部根据业务群体不同分别拆分至公司机构业务部、个人金融业务部和网络渠道部；第三，将小企业信贷部更名为小企业金融部，提升为一级部并纳入公司板块管理。

此外，包括交通银行在内的国内商业银行亦在员工持股、部分业务分拆成立子公司频频行动。员工持股方面，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和北京银行纷纷推出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分拆则主要集中在信用卡、理财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目前兴业银行已经将科技输出业务分拆，成立兴业数金，并在子公司内推行员工持股计划。

2015年是民营银行的元年，随着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陆续推出，民营银行的落地水到渠成，截至2015年5月，第一批试点的五家民营银行已全部获准开业。

差异化经营是民营银行的生命线，在银行业这个已经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民营银行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特色化经营之路至关重要。

从目前来看，五家民营银行已经各具特色，这包括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的互联网银行特色；上海华瑞银行立足自贸区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温州民商银行则针对当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推出了多种信贷产品；天津金城银行则定位于“公存公贷”，力图打造互联网化公司银行，并服务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客户。

民营银行扩容势在必行，对于银行业来说，民营银行的加入，使得整个行业的活力和创新力都大大加强。

2015年4月份，三大政策性银行深化改革方案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其中明确提出：国家开发银行“要坚持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中国进出口银行“强化政策性职能定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自营业务需要分账管理。

目前，央行和财政部已经对三大政策性银行完成注资，总量逾1000亿美元。资本约束是约束机制的核心，也是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前最担心的政策性业务不在乎盈亏、盲目扩张规模问题，现在将要通过资本约束加以解决。

未来，三大政策性银行将完善组织架构和治理结构，重点在于完善董事会、监事会结构，并对原定章程进行修订、完善。

不良率是个不变的话题，对于顺周期运行的银行业来说尤其如此。自2011年四季度至今，银行业不良率连续反弹16个季度，“双升”态势持续整整四年。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3亿元，较年初增加3437亿元，不良贷款率1.59%，较年初增加0.34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占比也较年初上升0.66个百分点至3.77%。

行业分布上，不良贷款仍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反映贸易型加工企业、两高一剩行业的问题严重；地区分布来看，多个省份三季度末的不良率突破2%，浙江、广东、山东三省的不良贷款规模突破千亿，导致地区银行业净利润出现大面积负增长。

商业银行在调整贷款结构及增量的同时，也加大了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及省级AMC亦迎来“黄金时代”。截至目前，已正式开办或授权的地方AMC已扩容至18家，陕西、江西、山西等地也在陆续筹建。

此外，银行业也希望尽快重启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以加快不良处置速度、创新不良处置手段，目前中国银行首单80亿元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已进入评级阶段，或打响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后“首枪”。

银行业在2015年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高管离职潮。2015年，至少有50位银行高管离职，这主要与银行业经营压力加大、高管限薪令以及银行高管创业激情勃发等因素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的银行“圈内调动”相比，2015年银行高管离职去向更为广泛。

受新一轮信息技术创新浪潮推动，新兴金融业态成为离职高管的热门去处，主要包括实力雄厚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如蚂蚁金服、陆金所等；其次是知名企业开拓的金融板块，如万达金融、乐视金融等；另外还有民营银行、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新兴机构。

在银行高管跳出圈外，试水创业的同时，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譬如微众银行行长曹彤以及副行长郑新林相继离职，分别致力于资产证券化平台、新的民营银行的搭建，再度引发市场关注。

股市大跌之后，“资产荒”成为银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由于低风险高收益标的资产的缺乏，银行业负债扩张动力大大减小，生息资产增长自然减速；反映在资本充足率上，除保持资产高速扩张的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外，其余上市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均在三季度回升，这意味着资产荒下银行的投资策略不再激进。

此外，资产荒也在影响银行的非息收入，包括手续费收入、理财产品发行量及平均预期收益率均出现下滑局面。

应对“资产荒”，考验的是商业银行资产配置、主动负债、投资交易等全方位能力，包括在负债端降低负债成本、按需负债；在大资管背景下寻找资产、发掘资产，谋求跨界资产配置，除配置非标资产、债券外，寻找产业基金、PPP项目、海外业务等新型业务机会。

2015年以来，兼具传统信贷、股权投资属性的投贷联动金融服务模式受到监管层的鼓励。其背景在于，国务院明确要求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大背景下，传统的存贷汇服务已经无法满足银行客户需要，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开始选择围绕资本市场升级传统服务。

2015年6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鼓励创新投贷联动等融资方式支持创新企业。但受限于《商业银行法》中“商业银行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规定，商业银行只能“曲线试水”相关业务。

日前，17家获得基金业协会审核批准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的商业银行被银监会撤销相关资格，但银监会另一方面也正在推动银行理财业务分拆和城商行投贷联动试点，希望在现有商业银行法下，为商业银行开展私募业务架设合规框架。

注：本文摘自银通智略报告《银行业务创新与营销案例》（2016年1月）

来源：银通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