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卫东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期

回顾“十二五”时期，中国银行业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稳步加快国际化经营脚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展望“十三五”，中国进入新常态，“双向开放”格局全面深化，为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银行业应抓住机遇，以适应实体经济需要为目标，全面参与全球金融竞争与合作，完善国际化发展梯队建设、提升能力，实现新的跨越。

回顾“十二五”时期，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战略上高度重视，业务规模增长迅速。“十二五”时期，国内主要银行纷纷将国际化作为业务转型的重点战略。中国银行一直坚持国际化的经营特色，致力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优势领先的银行”；工商银行明确将国际化作为经营转型的“亮点”，积极开展境外并购、全力推进海外业务发展；建设银行明确提出将实现全球主要目标市场布局定为2015年的首要任务；交通银行持续将国际化作为“两化一行”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也在持续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海外业务不断推进。在国际化战略的指导和带动下，“十二五”期间，我国银行业海外业务规模迅速增长。截至2015年6月末，五大行的境外资产规模达到9.7万亿元人民币，是2010年末的2.7倍；营业收入和税前利润分别达到1061亿元人民币和513亿元人民币，分别是2010年全年的1.3倍和1.2倍。

区域覆盖不断扩大，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十二五”时期，我国银行业以提升服务能力为宗旨，通过自设和并购多种方式持续完善全球服务网络。截至2015年6月末，中资银行在50个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200多家分支机构。五大行境外机构在中国银行业中占比超过90％，中国银行的635家境外机构覆盖了42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银行业中网络布局最广。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覆盖的国家及地区分别为42个、24个、13个和15个。全球网络的进一步完善为我国银行业海内外一体化服务能力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公司金融业务方面，服务“走出去”企业的能力持续提升，全球服务和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在贸易金融业务方面，海内外联动跨境贸易金融业务蓬勃发展，国际结算、跨境人民币等主要贸易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在清算服务方面，央行已授权全球19家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清算能力持续提升；在金融市场业务方面，创新人民币债券等相关投资产品，不断丰富离岸人民币交易服务和产品体系。

经营业绩明显改善，集团贡献度日益提升。“十二五”时期，我国银行业积极把握市场机遇，深化经营机制体制改革，海外经营效益取得长足进步。一方面，人均/网均效率明显提升。“十二五”时期，五大行境外资产、营业收入以及税前利润年均增速高达20%左右，显著高于人员和机构5%左右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资产质量持续优化，境外不良贷款率不到0.5%，远远低于五大行境内业务的平均水平。经营效益的增加提升了境外业务的集团贡献度。截至2015年6月末，五大行境外资产、营业收入以及税前利润占整体的比例分别达到9.2%、8.3%和7.6%，较2010年分别提高了3.6、2.4和1.4个百分点。其中，国际化业务贡献程度最高的是中国银行，其境外资产、营业收入以及税前利润占集团的比例分别达到27.5%、20.0%和22.9%。

同时，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发展程度较低，难以适应实体经济需求。当前，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对外投资大国和第二吸引外商投资大国，与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接投资。但我国银行业境外机构的覆盖面滞后于贸易、投资的覆盖面，仅为5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我国银行业境外业务占比仍然较低。目前，五大行境外业务整体占比不到10%，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的占比也不到30%，与国际领先大型银行普遍30%以上的水平差距明显。境外偏低的盈利能力将影响五大行进一步发展国际化业务的动力。

业务模式单一，经营能力有待提高。境外业务发展的主要增长点过于集中，业务主要依赖于息差业务、公司客户方面。境外公司贷款占比接近90%，远高于整体平均70%左右的水平。一般而言，国际一流跨国银行在国际化突破的初期阶段主要采取跟随战术，以“走出去”公司跨境金融服务为着力点，能够迅速拉动增长，但也存在波动较大的问题，如果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持续发展将面临挑战，增长速度将难以保持。

存在结构性失衡，国际化竞争力有待提升。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分布区域失衡。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坚持优先布局国际金融中心和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化发展思路，一般先选择在香港地区设立机构，后向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扩张，而“一带一路”地区的机构布局则相对滞后。另一方面表现为竞争结构失衡。我国银行业在多数海外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仍处于市场耕耘阶段，对于优质客户、网点（包括并购对象）和人才的需求相对集中，潜在竞争比较激烈，需要协调发展。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在战略定位上存在明显的趋同，对国际化在集团发展中以及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确的认识，存在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的现象，盲目追求“大而全”和市场份额。战略定位趋同导致各行发展重点不突出，难以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增长方式较为粗放。

“十三五”时期，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推进“双向开放”，业务机遇巨大。“十三五”规划建议完善了开放发展的内涵，提出将“双向开放”作为重点工作。目前，我国已经从一个商品输出大国变成资本输出大国，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额。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231亿美元，连续12年实现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8826亿美元，首次步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前十名（按国家和地区分）。同期，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196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双向开放”将给银行业提供难得的业务机遇。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全球化经营特征明显，中国银行业为其提供的金融服务不再仅局限于存、贷、汇等基本业务，相关保险、投行及融资租赁等综合金融服务需求逐步显现。此外，个人出境旅游、留学、置业等金融需求快速增长，扩大了对跨境金融服务相关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引进来”企业需要商业银行发挥境内外联动的优势，结合实际需要，为其提供投融资、现金池等金融服务。

国内竞争激烈，需要新的增长点。2015年10月，央行降息的同时取消存款基准利率的上限，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自2012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以来，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2014年末16家上市银行净息差较2012年末下降0.2个百分点。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导致商业银行依靠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此外，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对银行业经营提出挑战：以互联网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对银行业支付业务提出挑战；以P2P、众筹为代表的网络融资对银行业融资业务带来挑战；以代理基金、余额理财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对银行业的存款构成分流压力。国内银行业竞争压力逐步增大，亟待寻找新的增长点。

从国际经验来看，紧跟国家战略，拓展海外市场是国际银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一方面，国际化发展扩大了市场和经营范围，促进了业务收入提升；另一方面，银行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低的资金成本和更高的投资回报，可利用利率、汇率、监管及税收等方面的差异，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升经营效率。

银行自身实力增强，具有一定竞争优势。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张，经营管理能力逐步增强。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16家上市银行资产规模达117万亿元，较2012年末提升了36%；总资产净利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为1.2%和17.7%，处于国际银行业领先水平。《The Banker》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银行业税前利润2920亿美元，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三分之一；一级资本总额达1.2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业市场（以资本口径衡量）。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的正式实施提高了银行量化风险管理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银行业风险管控能力稳步提升。此外，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业更加了解中资企业，可利用自身优势为企业提供财务咨询、税收规划等综合金融服务。

人民币国际化迅猛发展，市场空间扩大。近年来，人民币跨境收支占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快速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进一步扩展，人民币国际化合作不断加深。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截至2014年末，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的推广，使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和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资金跨境流动更加频繁，跨境结算业务量快速增长。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落地将激发更多的市场需求，人民币国际使用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流动需要银行业提供相应的汇兑、结算、清算等业务，人民币投资与回流渠道的建设将促进离岸人民币中心发展，需要商业银行更充分地开展跨国经营。

现阶段，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有：

中国银行业海外经营面临一定的国际大型银行竞争压力。一是国际大型银行国际化战略实施较早，已具备长期经营优势，中国银行业作为“后来者”竞争压力较大。例如，英国银行业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探索国际化发展、美国银行业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规模国际化，日本银行业于20世纪80年代迅猛扩张。国际大型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均经历了较长的发展阶段，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发展经验。我国银行业国际化起步虽早，但自2005年以来才快速发展，银行业海外经营经验不足。二是国际大型银行海外经营对集团贡献度较高，汇丰在英国之外的资产和收入的贡献度超过70%，花旗银行海外资产、收入占比可以达到50%左右。对比我国银行业海外盈利情况，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海外资产、收入占比还不到30%，仍有较大差距，海外盈利能力提升存在较大压力。三是国际大型商业银行海外业务覆盖面广，扎根当地业务深，综合服务能力较强。花旗银行海外业务包括全球消费者、证券和银行等，采取公司与零售业务并重的发展模式，而我国银行业海外经营模式单一，高度依赖息差业务和公司客户，综合经营能力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升。

中国银行业海外经营风险不容忽视。一是须重视地缘政治风险。2015年以来，地缘政治风险频发，中东地区各国政治风险此起彼伏，美俄的政治博弈仍在继续，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此外，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扩大了银行业国际化的经营风险。二是全球监管趋严，对银行业资本、流动性等提出更高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银行业监管呈现趋严的发展态势。美国出台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要求银行持有更多的流动资产，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金融稳定理事会提出要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此外，东道国监管部门也曾对跨国经营的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开出巨额罚单，进一步推高银行业海外经营成本。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需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基础、政治环境、人文交流等方面差异性较大，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银行业不良率高企，中国银行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所面临的国别风险需重点关注。

中国银行业自身能力有待提升。一是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升。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频繁，导致中国银行业国际化面临的风险范围更大、种类更多、性质也更为复杂，对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二是技术基础有待夯实。中国“走出去”企业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银行业需要随时随地为企业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与快速增长的跨境人民币业务相比，我国境外清算行数量有限，跨境支付系统仍需完善。三是国际型人才储备不足。具有国际视野、精通银行业、拥有海外工作经验的人才较少。以语言方面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的官方语言约60种，其中约20种语言我国高校目前尚未开设相关的专业，人才储备明显不足。

“十三五”时期，中国银行业要实现积极稳健推进国际化，必须进一步总结成功经验、解决已有问题、抓住现实机遇和避免潜在风险，形成清晰的总体目标、正确的发展趋势和明确的落实措施。

明确国际化发展的宏观、微观目标。清晰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可以避免银行各自为战的盲目性，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是我国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主要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一是树立有梯队、有分工、有合作，适应实体经济需要的宏观目标。从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发展而言，“十三五”时期打造形成海外梯队化发展队伍是趋势和目标。一方面，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应与国家开放战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适应，这就要求培育出数家实力较强的大型国际化银行队伍，满足实体经济“走出去”多元化的巨大金融需求。同时，大型银行之间的国际化程度应保持一定的差异，部分银行专注于本土业务，更多地了解本土文化和客户习惯，坚持专业化、注重效率和成本。此外，我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应该与区域战略在国家整体开放战略中的地位相适应，比如“一带一路”业务应在我国银行业国际化中占据合适的比例。另一方面，提高整体金融效率又决定了银行业国际化必须有分工，有合作。要坚持市场选择和政策引导相结合、业务分工和区域分工相结合，实现中国银行业整体上的全面覆盖，满足实体经济“走出去”的需求。同时，为了避免分工可能导致的部分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空白，鼓励银行间广泛开展代理行、客户推荐以及银团、拆借等资金合作，实现专注核心业务以及提供全面服务的最佳平衡，提升单个银行和整体银行业的经营效率。

二是设立强盈利、提效率、控风险，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微观目标。从各家银行的个体发展而言，“十三五”时期培育全球竞争能力是趋势和目标。一方面，中国银行业开展国际化发展就是要通过全球配置资源提升盈利能力，获得海外客户与市场，以及更加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和投资机会。同时，通过与其他国际大型银行开展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获得宝贵经验，改善管理、优化流程，提高经营效率，发展成为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跨国银行。另一方面，稳健经营是银行持续经营、保持基业长青的必要条件。一时的盈利突出未必代表着未来依旧辉煌，只有持续经营良好、“基业长青”的银行才是一个好银行。相对于本土业务，国际化发展存在较大风险，比如管理难度较大、成本较高以及东道国的国别风险等。中国银行业发展国际化必须要坚持风险可控，既通过适当的全球业务布局分散不同市场的风险，又严守风险底线，杜绝盲目追求规模、贪大求全。同时，夯实资本、客户和人才等软硬件基础，提高抵御风险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夯实基础，加强银行自身能力建设。一是坚持多元化联动，突出业务优势。在加强融资合作的同时，鼓励商业银行与非银行子公司之间、境内外分支机构之间在客户推荐、市场调研、财务顾问、代客等服务方面的创新协作。集中多平台和境内外的优势资源，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一体化的金融产品及服务。二是提高全球风险管控能力。建立集团统一的关键风险指标（KRI）监测和管控体系，探索建立内保外贷、全球授信额度等全球统一授信管理框架。同时，加强对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的有效监控。

全局着眼，适当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是重视顶层设计，完善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在战略方向上，力争以“一带一路”为突破口，在未来5-10年内，推动有实力的大型银行加强国际化发展，特别要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的贡献度。对有意于海外发展的银行进行分类指导和支持，引导形成成熟的梯队化银行队伍。鼓励大型银行差异性定位，聚焦核心业务，在国际化区域分布与业务选择上有所区分。二是完善国际化监管体系。从支持银行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角度，对部分监管制度或监管指标予以调整，稳妥放宽各类行业、产业信贷限制，支持有条件的银行在海外加强综合经营、投贷联动和并购。三是构建国家层面的风险监测体系。定期评估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整体风险暴露情况并实行动态调整，对部分银行的过激扩张行为进行适当干预。同时，建立保护性的风险转移及风险吸收措施，减少海外业务收缩给国内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四是鼓励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鼓励大型银行加快资本补充工具创新，充分利用海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并利用政策性资金专项支持“一带一路”业务发展，丰富投资渠道、发挥战略性投资功能。五是加快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政府性以及商业性的国际信用保险机构发展，为商业银行国际化业务提供有力的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国内各类信用评级、会计和律师事务所成长为国际性机构，为商业银行国际化业务提供有力保障。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期。